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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年（崇祯十四年）松锦之战以明军惨败告终。如果说二十三年前的萨尔浒之败标志着后金掌握了关外的主动权，那么松锦之败则表明明庭已在整个战局上败象毕露。松锦之败使明庭丧失了大量精兵和战将。硗将曹变蛟等被俘遭戮。洪承畴、祖大寿等投降。只剩下吴三桂在宁远山海关一线苦撑着局势。吴三桂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招抚流亡，重振军旅。不久又组织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坚守山海关和关外宁远等城。在原辽东战将或亡或降的情况下，吴三桂成了硕果仅存的抗清名将。次年皇太极又发动壬午之役。派遣阿巴泰、图尔格率兵避开由吴三桂防守的山海关，由黄崖口一线入边。烧杀掳掠，兵锋直达山东苏北。关内诸明将皆望风而逃。只有吴三桂仍敢率兵入关邀击清军，并屡有斩获。再到，643年，如前所述，吴三桂的坚决抵抗使所向披靡的清军在宁远城下第三次苦尝败绩。
为了解决山海关这道难以越逾的屏障，清庭向吴三桂展开了强大的招降攻势。由于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和恩师洪承畴以及众多的兄弟、同僚如吴三凤、祖可法、张存仁等均已降清，故皇太极除亲自写信向他招降外，还叫这些与吴三桂有种种关系的降将写信给他劝降。但吴三桂终不为所动。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父留在京师似为人质，另一方面当与吴三桂的抗清意识分不开。
李强说完笑了笑继续说道：“其实促使吴三桂蜕变为汉奸的客观原因是明季之末大量的明庭故臣变作汉奸的原因是多式多样的。常见的是战穷活命型和投效觅官型。前者典型为洪承畴、祖大寿等，后者典型为张存仁、马光远、冯铃等。吴三桂跟他们都不同。吴三桂没有战穷。山海关和五万将士均在他掌握之中。他官至明庭总兵官、平西伯。若明庭得以延寿，他的升官图仍未有穷期。更为重要的是，从十几岁至此他一直处在与满清毫不妥协的交战之中，可以说他身上并无显著的汉奸因子。鉴此，有必要探讨他终究成了大汉奸的原因。
面对事实进行探究，应该承认客观因素是促成吴三桂蜕变为汉奸的重要原因。这客观因素就是李自成入京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作法。
基于农民起义军对地主豪绅阶级和故明官僚的痛恨，大顺军许多将士对明庭降臣进行拷掠追赃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李自成并不具备一个封建改朝换代者的眼光和胸襟。古代的农民起义并非近代、现代的民主草命。它只能是以一个新兴的王朝代替原有的王朝。大顺要能站稳脚跟就必须与故明官僚合作。而且这些故明官僚已抛弃朱明政权张开双臂准备与大顺朝合作了。如礼科给事中惠世扬就十分肉麻地向李自成下跪说：“天生老臣，以遗陛下。”可是李自成竟对个中奥秘欠缺洞悉。任由大顺将士去拷掠故明官员，甚至骚扰百姓，于是李自成大失京师民心。许多故明官员降后复萌叛志，有的则化装潜逃。
从整体上来看，大顺的作法是丢弃了于自身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的故明官僚的合作，从局部上来看，是逼反了吴三桂。这既是促使吴三桂降清，也是使大顺朝由盛至衰最终覆灭的关键。对于那十几天——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间——里的情况各种史籍中有着略有出入的记载。在剧烈的变动面前，吴三桂情绪激动举止失措。有记载说他已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只是在还没有完全公开之时，又陆续得到父亲被关押拷掠和爱姬被霸占的消息。有说是，他还勉强能接受父亲的遭难，却决不能接受爱姬的受辱。他明白自己是处在满清和李自成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出于父亲滞留京城的考量，还是从他与满清拼杀了十几年的仇恨来看，他归降大顺才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三十二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武将在斩了李自成的使节并口出“李贼自送头来”的狂言后，就自断了这条应该走，并且本来已打算走的路。可是尽管如此他对降清仍有顾虑，以至在获悉李自成起兵后曾想自戕以了断一切。然而当他面对现实后，只得走出向满清微兵的招数。而这一微就把满清的都城从沈阳搬到北京，吴三桂没有后悔药可吃。设想，如果大顺朝能笼络包括吴三桂在内的故明官僚，局势有可能是另一番景况。李自成非但不以十万大军讨伐吴三桂，而以此军力协助其北防满清。在稳定局势后挥戈统一江南。以南明弘光政权的腐朽来裁量，这应在情理之中。或由于北疆吃紧，大顺朝在相当时间内无力南伐，那以李自成与吴三桂以及大量明庭降将如大同总兵姜镶的兵力总和是也足以抵御满清入关。从前明庭如此艰难，系因须对满清、农民军两面作战，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而若情况简单化为大顺对满清，那清骑华北、中原之况将不复见。在经过一个时期的稳定生息后，新兴的大顺亦必将统一南华夏。至于统一的大顺是否有力量复故明在关外的疆域，这确有疑问。统一的大顺会不会是弱宋的翻版？会不会导致今日中国之疆域竟在长城以南？钟文秀没有回答李强的任何问题，因为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只听见李强笑了笑继续说道：“吴三桂与石达开，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两个人物，一般对他们的评价都是反面的，这是站在现今的立场上，我们无法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只能跟据他的形为判定他的忠奸，既便如此，也不能说是全对了，抛开研究历史所必须槟弃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色彩，在真象没有浮出水面之前，对吴三桂和石达开这样的人物，还是不要盖棺定论，真理与谬误往往就在一线之间，一念之差，足以把人变成鬼或把人变为神，还他们以人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
吴三桂，祖籍高邮，生于辽东，武举出生，袭父职，官至辽东总兵，封平西伯明末时驻防三海关。在崇祯年间，面对满族的强大压力，吴三桂对于明王朝而言可谓安危系于一身。实际上他在降清之前，也一直兢兢业业，力保北京的北大门不失。他旗下的辽东兵团，是明王朝最精锐的部队，面对比李自成更加凶悍的满洲铁骑，崇祯始终也不敢调动吴三桂的一兵一卒来保卫北京。
吴三桂本人参加过明王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大战——凇山之战，那次战役几乎使明朝的全部精锐丧失殆尽，吴三桂也是在那次大败饶幸脱逃后地位大增的。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吴三桂面临三条路，一是投降李自成，二是降清，三是做明朝的忠烈之士，既不降李，也不降清，打着明朝的旗号继续固守山海关。很显然第三条是一条必死之路，而且除了会给吴留下一个忠臣的名声外，对于驻守山海关的十几万辽东将士将会是一个灾难，对抗清与剿李的大局毫无作用。
吴是行伍出身，他基本不会考虑这条路，假如换成袁崇焕或史可法，也许就会以一种书呆子气甘心做崇祯的殉葬品，吴决不会做如此选择。那么剩下来吴就只有两条路可走，降李或降清，这对吴三桂而言无疑是一个难题。一边是异族鞋子，一边是乱臣贼子，这种两难无疑使他无论选择那一边都注定要留下千古骂名，当然他不是圣人，无法预料他以后北年的历史，只能在两者之中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是很难判断的。李自成进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使吴三桂看到了降李之后的某种下场，北京城明朝遗臣的遭遇无疑使他产生了恐惧心理，当一个人无法判定好坏时，个人的利益也就成了唯一的价值取向，这应是吴最终选择降清的理由。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只不过是文人附会的书生之见。
实际上吴三桂的选择是对的，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冷静地看，从吴自身的命运来说，降李后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忠诚如李岩尚不能幸免，何况是一个亡明的降将？而从国家的命运来说，李自成真成了正统，不过是继承了明王朝的衣钵，继续抱残守缺，难免不腐化堕落，这在当时是无法和充满活力和野性的满族抗衡的，最多不过推迟清军入关的时间表而已，假如李政权果真抗拒了满清，则更是中华的一大悲哀，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超过一半以上是满清挣来的。
吴三桂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最大的不幸是身为汉人，这是最不可饶恕的。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他只能在当时做出他所理解的最好的选择，从他手下将士的反应来看，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逃亡和反抗，也可以证明他的决定的合理性。石达开则是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他是决定太平天国兴衰的关键人物。天京事变时石达开是拥兵二十万的栋梁式人物。洪秀全和杨秀清的恩怨本来不关他的事，但在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后，洪秀全感到了韦对他的严重威胁，于是派人招他进天京以清君侧，不料进京后韦反制住他，石达开在感到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后在一天半夜越墙而去，石达开进天京本是为了平息事端，韦昌挥的做法不能不使他连带对洪秀全也产生了疑虑。
应该说作为最初起事的伙伴，他对洪秀全之流是相当了解的，杀杨秀清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他看到了未来的下场，险些命丧天京更让他进一步坚定了这一想法。后来洪秀全很轻易地解决了韦昌辉，说明韦的力量并不大，洪秀全借刀杀人的嘴脸也就暴露无遗。此时的石达开由于战局的不利，更由于天京事变的影响，恐怕已对太平天国这一政权完全失望，并且已失去洪的信任，作出决定已是迫在眉睫。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洪既然有了杀石之心，他留下来就过不了这一关。此时的石达开面临和吴三桂同样的选择，他也无外三条路。一是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