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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的感情再也不像我初次吻她时那么热烈了。上学期出了和方晴的那件事之后，我见到爱丽丝总是内疚。时间久了，内疚逐渐少了，但还在心里，抹也抹不掉。有一回爱丽丝跟我有点摩擦，话里话外又把我和方晴的事搬出来，弄得我浑身难受。后来她不再提了。可我依旧怕她。
爱丽丝跟我和好的时候，曾说过要“自由地和别的男人约会”。我虽然没见她和别的男人约会，还是不舒服。我小心翼翼地陪着她。她逛商店我帮她提衣服；她念书烦了，我在她身边坐一会儿，握着她的手安慰她，或者剥个橙子给她吃。
一天我去宿舍找爱丽丝，快到她门口时，突然听见屋里一个男人的声音：“爱丽丝，你真漂亮。”
“谢谢。”
“我不明白。爱丽丝，为什么你对那个中国小男孩那么在乎？他只是个孩子……看来你对我这样成熟而有经验的男人不感兴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能约你出去吃饭吗？”
我停在门口。“中国小男孩”几个字带着歧视，听着格外刺耳。爱丽丝好像在沉默。
“好啊！”她说。
我赶忙走开。一会儿，爱丽丝和那男人出了门。她没看见我。
我感到疲倦，勉强走回办公室，呆坐在桌前。我没有权力埋怨爱丽丝——这些都是我的错。可嫉妒照样折磨我。我想象爱丽丝和那男人手挽手走在街上，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他向爱丽丝求欢，要吻她。爱丽丝答应了。那男人得寸进尺——他粗壮的手揉捏着爱丽丝白嫩的胳膊……天哪，他会不会强暴爱丽丝？
外面的天渐渐黑了。爱丽丝忽然走了进来，穿得整齐又漂亮。她没事，我心想。
“怎么了，小明？你的脸色很难看。”
心砰砰直跳。我深呼了一口气，问她：“你吃过晚饭了？肯定是一顿愉快的晚餐。”
爱丽丝讽刺地瞥了我一眼，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说：“是啊，非常愉快的晚餐！你气喘吁吁干什么？”
我想说点什么，又忍住了，只是喘气。爱丽丝盯着我，目光里渐渐有了喜悦：
“我刚和一个男人约会——他是个白痴。看来你还是不错的。”
然后她一笑，拍了拍我的头。我更嫉妒了，但终于没说什么。爱丽丝说：“难得今晚有空，我还不想回宿舍，你想不想陪我喝杯咖啡？”
说完她站起身，亲了我一下，拉起我的手往外走。
哈佛广场上照旧是喧闹的车辆和人流。今天没有业余乐队的演奏，地铁站出口散坐着一群奇装异服的人。一家商店门口站着一个无家可归者。他眼眶深陷，表情呆滞，胸前挂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无家可归。四个孩子的父亲。请帮忙。”行人经过，他就抖一抖手里拿的百事可乐纸杯，里面的硬币当当响。
爱丽丝叹了口气说：“不错，你是个好男孩。好男人太少见了。”
她看我的目光那么柔和；我的嫉妒全没了。我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心里暖融融的。
“但你只是个男孩，谁知你将来会怎样？说不定就变了，跟别人一样。”
我们都笑了起来。这时一个高个子黑人从面前经过，手捧一叠报纸。他在卖“零钱报”（慈善机构办的报纸，意在帮无家可归者赚点食品钱）。有人走近，他就大声问好，说：“多么美丽的女士”、“年轻人”，或者“尊敬的先生”。即使别人不买报纸，他也礼貌地说：“再见，祝您晚安。”
“您好，多么可爱的女士！”他对我们说，“年轻人，您有一位美丽的女朋友！”
我付了一块钱，爱丽丝接过一份报纸。她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小明，我总担心你长大了就变坏了。男人长大后没几个负责任的，总喜欢把生活的担子扔给女人。”
听见“负责任”几个字，我低下头，想起自己和方晴的事。爱丽丝是在教育我。
接着爱丽丝说起她妈妈认识的一个女人。她四十多岁，嫁给了一个售货员，有两个儿子。丈夫原先没失业，她还得做各种工作——餐馆服务员、清洁工、超市职员等等；现在丈夫失业了，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两个儿子也不省事。其中一个当小偷，进了监狱；另一个念高中，因为数学不好，没法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也就是说，家里的一切全靠她，”爱丽丝说，“幸亏她丈夫不酗酒，不然我都不敢想象她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爱丽丝，”我插话说，“我对不起你。但请你相信，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一定承担我的义务。”
“你别急呀——我只是有点担心。不过现在失业的人真多。”
“不如中国的多，”我一笑，“中国流行下岗。”
“失业麻烦极了！”爱丽丝脸色仍然严肃，“比方说，哈佛广场上有很多无家可归者，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无家可归吗？”
我用心听着。
“有人是因为吸毒或酗酒，也有人本来有工作，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了，没钱交房租，就被赶了出来。”
“如果不是吸毒或酗酒，只是失业，他们能再找到工作吗？”
“找工作要面试，公司再跟你联系——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公司怎么找他们？所以一旦无家可归，他们就很难再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没钱租房子，就继续无家可归——这是个恶性循环。”
“存款呢？如果有存款，就能先支持一段日子。”
“存款不顶事。再说我们美国人通常没有存钱的习惯，买房子都是先住着再慢慢付钱。”
“那么他们无家可归之后一般住哪儿呢？”
“有的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处。不过这不是固定住所，一早他们会被赶出来，只好整天四处游荡。”
爱丽丝的话让人沮丧。我们喝完咖啡往回走，又碰见那个卖零钱报的人。出于礼貌，我展开报纸读了起来。报纸上有一些无家可归者写的诗。
“啊，上帝！幸运的先生——多么美丽的妻子！祝您晚安！”
四、卡拉和雪莉
跟爱丽丝约会一多，跟中国同学的来往就少了。爱丽丝跟着我参加中国人的聚会，一群人中，她经常是唯一的美国人。中国人聚在一起一般说汉语。（丁宜圆和徐国强还很客气，爱丽丝在场时，他们说英语。）爱丽丝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所以一言不发。有人说笑话，大家都笑，她也随着笑笑。一次爱丽丝坐在两个中国人之间，那两个人扭头用汉语交谈，她挺直身子，手叠放在膝盖上。我明白她的尴尬：那两个人对视，爱丽丝的感觉却是他们都盯着自己，仿佛她阻碍了他们的交流。
我只好坐在爱丽丝身边，给她翻译周围人说的话。可聚会上的闲话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有时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讲一个并不好玩的笑话，爱丽丝问我他在讲什么，我勉强翻译几句，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还有一次，我和爱丽丝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野餐，人们聚在一棵大树下表演节目。有人朗诵了他创作的一篇散文。这文章堆满了形容词，句句煽情，朗诵者的声音又富有磁性，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爱丽丝追问我文章的大意是什么，我急着小声说：“没什么大意，通篇都是瞎说。”
一场聚会下来，爱丽丝和我都累得慌。真是荒唐，我们本来好好的，干吗找这个罪受？
有时也随爱丽丝参加美国人的聚会。这些聚会通常是在一个大房间里，桌上摆几大盘子甜饼、水果，几瓶柠檬水、橘子汁，人们各自拿盘子取些东西吃，三三两两聚着聊天。聊天的内容很宽泛——政治、体育、昨晚的动画片、电影明星。大家尽量显得诙谐风趣，偶尔也谈些有意思的东西。不久，我也变得“幽默风趣”，能跟他们谈笑风生。
不过，人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对别人的生活没兴趣，也极少谈起自己的生活。就算提到了也只是浮在表面上，无非是最近忙什么，闲了去过哪里等等。如果有大事难以决定，只怕没人会跟一个聚会上碰到的朋友吐露心声。爱丽丝认识许多人，绝大多数只是见面随便聊聊的交情。
“爱丽丝，”有一次我问她，“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跟我讲讲。”
“瞧你问的问题！生活不就是生活吗？”
“人们天天都干些什么？”
“干些什么？工作。”
“工作烦了呢？”
“工作烦了看电视——体育比赛、情景喜剧、真人真事秀。”
“还有呢？”
“不看电视就去舞会、买东西、看电影、读闲书，有钱的去旅游。”
我想了想说：“这样说来，生活挺无聊的。”
“生活到哪儿都一样。法国人说的：‘生活是一片劳碌和痛苦，中间撒了几点希望和欢乐。’”
爱丽丝注意到我对聚会没兴趣，也不勉强。我们时常单独相处。印象里我的生活空间一下子缩小了，却更有意思。我们在路上走，碰见一只猫懒散地躺在几片落叶之间，爱丽丝就向猫招招手说：“你好，杰克。”
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叫杰克？而且她可能是母猫，不是公猫。”
“我只是觉得他的名字应该是杰克。”
这时猫迷糊地睁开眼，看了看我们。爱丽丝叹道：“可怜的杰克！现在它还睡得好好的，等到了冬天它就受苦了。”
“冬天怎么了？它们不回屋里睡吗？”
“它们傻。它们喜欢睡在车盖上——车刚停下来，车盖是热的，它们就美滋滋地睡着了。等到了半夜，下了霜，车盖比什么都冷，它们就都冻醒了，你说可不可怜？”
爱丽丝接着学了几声猫叫，逗杰克玩。她学得很像，杰克也叫了一声，算是回应。我也学了几声，杰克转过身，慢慢走开，理都不理我。
感恩节，爱丽丝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来波士顿玩，我也作陪。爱丽丝的这两个朋友从小跟她认识，一块儿长大，又上了同一所大学。其中一个叫卡拉，戴黑框眼镜，在计算机公司干活；另一个叫雪莉，做心理学咨询。雪莉是混血儿，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韩国人。卡拉和雪莉都比爱丽丝大，很会欺负她。据爱丽丝说，她们三人逛街常常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