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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踵武其后，继承祖业才是。我看就以绍祖为名，以继业为字吧！”
“罗绍祖，罗继业，我的乖乖崽！”罗兆升冲着岳母怀中的儿子大声喊叫，蹦蹦跳跳地，一时得意忘形起来。曾国藩的扫帚眉渐渐皱拢。“允吉。”他轻声叫着女婿的表字。
罗兆升好像没有听见似的，笑嘻嘻地继续逗弄着儿子。
“允吉！”调门加高，显然是不耐烦了。罗兆升见岳父面色严肃，这才停止嬉笑，垂手恭立。“你父亲临死时，把你兄弟两个托付给我。我因战事繁忙，疏于照看，常觉有负所托。你今日身为人父，应当时时想到肩上责任的重大，要自身有所成立，日后才好教子。今冬好好在督署用功，明春进京参加会试。”
明春会试一事，罗兆升想都没想过，在他的日程安排中，这应该是十年以后的事。但他不敢违背岳父大人的意志，只得硬着头皮答应。
五两张告示，三四万两银子就进了海州运判的腰包
这两个月来，曾国藩集中精力钻研盐政，把陶澍当年在江南实行盐政改革的文书档案都查看了一遍。还为此事专门写了一封长信给左宗棠，请他谈谈文毅公本人对盐务新政的评价，也请左宗棠自己发表意见。左宗棠没有回信。
当时朝廷最大的税收便是盐课。食盐按其产地分为淮盐、长芦盐、山东盐、河东盐、浙盐、闽盐、粤盐、川盐、滇盐。其中以淮盐销路最大，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部分）六省。故盐课的大宗是淮课，朝廷对淮盐的收入极为重视。嘉道年间，江南疲惫，亏空严重。淮盐每年应行纲盐一百六十余万引，上缴税银五百万两，实则行销不足一百万引，上缴盐课二百万两。道光十年，陶澍任两江总督，在整顿河工、漕务、吏治的同时，又得旷代逸才魏源、包世臣等人的襄助，以横扫一切的魄力，扭转盐务的弊端。陶澍首先请准将两淮盐务改归两江总督兼管，以统一事权，然后从成本、手续、运输、销售、人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又在淮北改行票法。即在淮北交通不便、大盐引商不肯前往贩运的地方，允许资本较小的商人赴分司纳课，出给官票，凭票买盐贩卖。陶澍盐政改革很快收到实效，方便了民众，又为国家增加了收入。但它打击了盐官和盐商，引起他们的怨恨。当时，扬州的牌叶因而新增两张。一张画一株桃树，喻陶澍。得到这张牌的，虽全胜亦全负。故人凡拈此牌，无不痛诟。另一张画一美女，喻陶澍之女。谁得到这张牌，虽全负亦全胜。故人拈此牌辄喜，并加以戏谑。待到陶澍一死，盐务新政便衰落下来。太平军占领两江之后，陶澍的改革便荡然无存了。
陶澍死的那年，曾国藩正散馆进京，刚入仕途的年轻翰林从那时起，就对这个同乡前辈钦佩不已，引为榜样。“第一步，先把陶澍当年的盐政旧制恢复过来！”曾国藩作出了这个决定。就在同时，曾国藩抽出一批得力的幕僚，包括彭寿颐、黎庶昌、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在内，分派到苏北、淮北、江西、湖广一带去调查淮盐行销的现况。他没有忘记那年对黄廷瓒的许诺，特邀黄廷瓒来江宁佐幕，并由黄负责这次整顿盐政的具体事务。
这些天，黄廷瓒召集从各处调查回来的幕僚们开会，汇报情况，商量治理措施，并将详情向曾国藩作了禀报。
两江盐务弊病极多，甚至可以说是一片黑暗。归纳起来，主要在五个方面：
一为欠课严重。十年来，淮课每年三成只收到一成，朝廷损失大批收入，两江总督衙门也损失一项大的收入。
二是走私猖獗。走私的手段有夹带、跑风、整轮、淹补、放生、过笼蒸糕等等，五花八门，挖空心思。
三为盐吏腐败。上自扬州的盐运使，中到泰州、海州、通州的运判，下至各检查关卡的吏员们，无不贪污中饱，敲诈勒索，聚敛的财富多达两三百万两银子，少的也有数万两。两淮盐运使司所在地扬州的楼阁园林，大半为发了财的盐商所建。其中康山草堂最为豪华，为一个外号叫张大麻子的人建造。此人原为一寒士，五十岁后始补通州运判，十年间便拥资百余万，在瘦西湖旁买下五十亩地建了这个草堂。草堂主楼高三层，可俯瞰长江，有专门花园赏梅、赏荷、赏桂、赏菊，仿照大内气派演剧宴客。更为淫靡的是，堂内建有套房三十间，回环曲折，外人不辨其路，房内金玉锦绣堆满其间。每套房间里住一个美姬，卧床下有通道相连，张大麻子常常夜间宿一房，早起又在另一个房间里。扬州有个学子仿照刘禹锡的《陋室铭》，写了一篇《陋吏铭》，辛辣地讽刺这些盐官：“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唯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枰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当黄廷瓒念出这篇《陋吏铭》时，满座幕僚都笑了，唯独曾国藩不笑，他的心在为两江吏治的腐败而震栗，榛色眸子里迅速聚起两道凶光。
四为盐价高昂。盐商在沿海盐场买盐，每斤不过十余文，在汉口镇上岸时，每斤就要卖百来文，在淮北、鄂西、湘西等偏僻地带，淮盐售价竟高达每斤一百五十文。许多穷苦百姓买不起盐，不得不吃淡食，十天半月不沾盐味是常事。百姓怨声载道。
五为邻私侵夺。正因为偏僻之地淮盐售价高，邻盐便以路近价廉乘虚而入，侵占了淮盐的销地，影响了淮盐的销售。如长芦盐侵夺淮北，川盐侵夺鄂西、湘西，粤盐侵夺湘南。
面临着两江盐务如此严峻的现况，曾国藩苦苦地思索着治理的办法。白天与幕僚们反复商讨，夜晚又一个人在书房里独自考虑。曾国藩认为，造成盐务这样混乱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出在吏治不严上。不管是恢复陶澍的改革，还是进一步的整顿盐务，首先都要整饬吏治。而整饬吏治既必须打击那些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又要制定新的盐务章程。现在官场中清正有为的人太少，贪劣昏庸者到处皆是。曾国藩想起了上个月处理的一桩小事。
一天，江宁藩司送来一份禀报。报告说二月十四日上元县粮船三艘在距江宁江面三十里处遇大风倾翻，九万斤粮食全部沉入江底，请免予追究押运人某某的责任。上元县令说禀报属实，江宁藩司也照此批复：“此事属实，同意免予追究。”曾国藩想，风掀翻粮船，这场风就一定很大，在他的记忆中，二月中旬没有刮过这样的风。查当天日记，果然无风雨记载。曾国藩断定此中有诈，把上元县和江宁藩司找来训斥一顿，令他们仔细查访。后来查实，九万斤粮食根本没有沉江，全部私分了，县丞分得一万斤。县令糊涂，听信了县丞的话，藩司也不调查，就径直批了。曾国藩记得，道光三十年他曾上疏，指出官场的现状是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想不到时隔十五年，吏治更坏了，外官除敷衍、颟顸外，还要加四个字：贪劣、卑污。
曾国藩将章程的制定委托给黄廷瓒去办，叮嘱他多多吸取陶澍当年行之有效的经验。至于惩治贪官一事，他要亲自主持。将幕僚们禀报的典型例子作了排比后，他决定先把海州运判裕祺抓起来。
裕祺是个蒙古人，捐纳出身，在海州分司做了八年的运判。此人完全置国法于不顾，凡能谋财之路，他一条都不放过，仅仅八年，便在海州盐务中捞取了六七十万两银子。裕祺有一绝招，为其他盐官所不及。每年开春时，他便借引商之口，以滞销为由，压低食盐收购价，弄得池商惶惶不安，只得大家一起凑集三四万两银子给他，千求万求，他才再出一张告示，借池商之口，以怜恤灶丁为由，将盐价恢复过来。就这样前后两张告示，几万两银子便入了他的腰包。引商、池商无不对他恨之入骨。他是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与僧格林沁有点瓜葛关系，便自称僧王是他的表哥。僧王是当今皇上的表叔，既是他的表哥，那他岂不也是皇上的表叔？商人们虽不清楚他的底细，见他说得有根有叶，哪个不怕他三分！便都乖乖地听任他的盘剥。
今年他故技重演。池商们早已作好准备，凑了三万两银子给他，他不收，无奈又加一万，他仍不收。原来，裕祺看中了一个池商以八千两银子从南洋带回来的一串真琪楠朝珠。这挂朝珠以碧犀翡翠为配件，腻软如泥，润不留手，香闻半里之外。裕祺的仆人将这个消息透露后，池商们只好又凑集八千两银子买下这串朝珠送给他。他这才贴出第二张告示：盐价照旧。
曾国藩想，裕祺贪婪如虎，就是杀头亦不过分，先惩办他不会错；大不了他真的是僧格林沁的什么亲戚，抬出僧王来作威胁。曾国藩早就与僧格林沁结下了无名积怨，还正好可借此敲一敲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亲王哩！
曾国藩先派薛福成悄悄地到海州去，将情况查实，要他联络几个池商，以他们的名义写一份状子告上来。海州池商们听说曾大人要整裕祺，个个踊跃，将裕祺的罪行统统揭了出来。年少气盛的薛福成对这个贪官恨不得食肉寝皮，他把平生做文章的本事都拿出来，花了三天三夜，扎扎实实地写了一份状子。曾国藩看了这份状子后，立即派巡捕拿了令牌前去海州，将裕祺拘捕归案。又派彭寿颐暂署海州运判，清查海州分司历年账目，把裕祺贪污数目查清后再抄家。
当彭寿颐和督署巡捕来到海州，宣布两江总督的命令，锁拿裕祺，查封裕公馆时，海州盐场无论引商、池商、灶丁以及附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件事很快传遍两江三省，官场为之一震。
裕祺事先毫无准备，临上路时，把弟弟裕祥叫到一边，暗中吩咐：不惜耗费巨资，也要设法打赢这场官司，万不得已的时候，将他平日所记的另一本账拿出来，进京找僧王府，请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