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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得老师不能说他错又不能说他对。你说他错，没有道理；你说他对，其他小朋友就要问：二十一除七是什么意思？于是，老师就陷入两难的境地：解说不是，不解说也不是。
后来，老师不得不让他帮改一些作业，有时候干脆荣誉性地送他到图书馆去帮帮工。当然，也有的老师采取压制的办法，让几个女同学围着他坐，使他难以“乱说乱动”。
那些从中国出来的孩子们，无论是农村小学来的，或者在国内读的是慢班，大多数也能风光一番。
现在，儿子上八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二，但每天清早6：29，他必须到屋外去等高中派来接他的校车，到高中去上几何课，然后再由高中派车送他回初中去上其他课程。即使跳级到高中上几何，他在班里也是前几名，觉得很轻松。到高中上几何没几天，就有高中的大同学来找他，让他帮做作业，每次给他两美元。他很得意地回家对我们说：“我不是不想积钱买电子游戏机的软件，我是怕害了这个高中同学……”
像这类跳级学习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还发生在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子女的身上。但是，这些在美国中、小学的跳级生若回到中国恐怕都会成为留级生！
为了吸引留学生回国，许多用人单位开出不少优惠条件，诸如工资、住房等等。其实，影响留学生回国工作的一大尴尬，就是回国后，他们的子女在学校很难再跟得上国内其他小朋友。有的实在跟不上，以致不得不辍学。
这是不是能证明中国的教育很棒呢？
如果这能证明中国的教育很出色，为什么每年没有大量的欧美学生去中国学习现代科学或新理论，反而是大量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及留学欧洲呢？为什么中国的留美学生本身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新理论，学有所成才归国；但其子女（那些小留学生们）跟着回去却又跟不上班呢？
如果说美国的教育不如中国，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发达，中国的科技落后？为什么美国学者赢得的诺贝尔奖最多，而中国无任何人获得过诺贝尔奖？
要从理论上解开这个迷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放养下面的理论分析，因为我在“引言”里说了“无意把这本小册子写成让美国教授都头痛的哲理论著”，但这个中华民族的迷惑，又实在是许多人的心病，不得不写！
为此，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使理论分析通俗化，敬请读者耐心往下读！如果实在感到艰深枯燥，可以选例子来读，例子都是很有趣的。当然，也可以干脆跳到下一部分。等读完全书，再回头试一试。人有哪四种行为？
当然，我们不能以是否获得诺贝尔奖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发达的惟一标准。其实，能获得一定数量的诺贝尔奖的国家，其教育一定会具有一定水准；但尚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国家，不一定其教育就不行。更何况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里的某些人，是不是存在某些偏见？
然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科技发达的国家，教育一定发达！
第二，教育落后的国家，科技一定落后！
应该怎样评定我们国家的教育呢？
我认为，鉴于中国教育的具体状况，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点：要判断一个真正的胜利者，只能是在终点，而不是在起点！也就是说，在肯定中国的中学生每年都能击败众多对手而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奖杯或金牌下的阴影。
为什么中学的时候行，成年了就不行？
为什么起点超前，而终点落后？
这是不是表明我们的素质教育有缺陷？
我们的教育在完善个性、培养创造力、增强独立性等方面有没有值得反思之处？
美国有一个著名而独特的学者，叫乔治·赫伯·米特（o见默HerbertMea）。在某一方面来说，他有些像中国的孔老夫子。即一生未著书立说，死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课堂记录去归纳、总结，整理出好些部著作。学生们对他的一些观点的不同理解，也引发激烈的争论。
米特有一个最具影响的观点：即人的自身是由“我”（英语的“Me”）和“自我”（英语的“I”），这两部分组成。
为便于理解，我们可以简单地把“Me”看作是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把“I”看作是人本身。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由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他的自身这两部分组成的。
我虽不甚同意他对“Me”和“I”之间的关系的解说，但我也认为：人的行为是有两元性的，即由“独立行为”和“角色行为”这两部分组成。
请看如下横坐标：
独立行为——角色行为
我们可以用演员和角色的关系来作比喻，以说明“独立行为”和“角色行为”的关系。
角色的思想、言行、举止都是由剧本和导演规范好了的。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必须依照剧本的规定，听从导演的安排，绝不允许有出格的“乱说乱动”。
而演员自身的言行举止，则是受制于演员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等。演员自身的言行和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举止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当演员自身的思想和他所扮演的角色有矛盾冲突的时候，演员必须控制自己，服从剧本的规范和导演的安排，去演好角色。
比如，如果由我登上舞台去扮演“雷锋”这个角色的话，我可能会认为雷锋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观念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但作为演员，我必须控制自己，按照剧本和导演的要求把雷锋这个角色的一言一行演好。
倘若我们把社会当作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如果你试回忆一下今天你遇到的几个人，你可能会发现你已经扮演了几个不同的角色：和A会面时，你是以家长的身份出现与A这个学校领导交谈的；碰到C你又成了B在机关单位的上司；而与C在菜市相遇时，你们又是邻居和朋友……
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对各种社会角色都规范了一整套角色期待和行为准则，老师该做什么？学生要怎样做？家长的言行举止应该怎样？都是有规定的。
但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人与这些角色期待和行为准则有和谐的时候，也会有不和谐甚至冲突的时候。
这就是人的行为的两重性。
为了更好地解释人的行为的两重性，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美国的许多超级市场为了招揽顾客，每到周末就提供各式各样的免费试吃的食物样品，工作人员还穿红戴绿地或现场烹调、或分发食品、或散发各种折扣票……弄得像节日一样。孩子们是最喜欢这种场合的啦，左手的还没吃完，右手又抓满了。
每一个母亲都无奈地感叹自己的儿女：“吃的东西，总是别人家的好广
别看孩子们在店里吃得津津有味，你真回家煮给他们吃，就得低三下四地求爷爷告奶奶了。
儿子小的时候是很喜欢在周末跟我们到超级市场去的，节目之一就是尝那些免费食品。但也有几次，他主动要求自己留在家里。
我们觉得有些奇怪，就在假装上车后又悄悄回到窗边，观察他到底做些什么？
从窗外观察，我们终于发现：原来他是想从”父母“与”儿子“的角色关系中解放出来一下，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在没有任何角色关系约束的氛围中轻松一下，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
与我们在一起，他就得扮演”儿子“的角色，言行举止就得遵循这个角色的规范。
独立的行为与扮演”儿子“这个角色的言行，表现的是人的行为的两重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也是社会现象。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英语和汉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化特别推崇”自我“（”I“），而不是”我“（”Me“）。因为”I“在句子的任何部位都必须大写，”Me“只有在句首时才有大写的资格。显然，西方文化特别推崇自我，而不太重视角色。
这就难怪，挪拉在离开”玩偶之家“时，赫尔默说：“请记住——你首当其冲的是妻子和母亲！”
娜拉说：“我再也不信这一套了。我相信在我是妻子和母亲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
看看汉语就更有趣，几乎所有人称都与人有关，惟独第一人称例外。
比如，“他”是“人也”，“你”是“人尔”，“她”是“女人也”。即使第二人称的尊称“您”和表示人称的复数的“们”，也都与“f”直接有关。
然而，根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第一人称“我”的古代象形字是一尊刑具，与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只是间接的有关，是惩罚人的工具。
为什么惟独“我”字与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呢？
中国文化把“我”看作“自私”（连日本也受中国文化影响，把“我”字写成“私”字），即为万恶之源，难怪得动用“刑具。
但社会是由一个个的”我“组成的，如果把”我“都赶尽杀绝，其结果将是连对”我“施用刑具的社会也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两难命题。
中国文化巧妙地把”我“分为”自我“和以角色出现的”我“。也就是人的行为的两元性：“独立行为”和“角色行为”。中国文化把“我”一分为二后，就推崇角色的“我”，扼杀人本身之“自我”；也就是说，鼓励“角色行为”，抑制“独立行为”。
这种只重视角色教育而忽略对人自身的教育的结果，必然是重共性轻个性、重义务轻权利、重服从轻自主、重外在的纪律轻内在的能动。
其实，如果我们把“独立行为”和“角色行为”看成是两元，即一阴一阳的话，他们是相生相克的。阴阳需要平衡，总是压抑一元，扶持另一元，就会出现阴阳失调。按照中医的观点，阴阳失衡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
依此类推，阴阳失衡的教育，也是不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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