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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场的情况。
9 月8 日，屠守锷与他的助手奉命专程来到北京向总理作最后一次汇报。
总理仔细的听取了发射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45 分钟的谈话。会后，总
理安排便饭款待这些日夜奋战在茫茫戈壁滩上的英雄。临别时，总理紧紧握
住屠守锷的手说：“祝你们成功。”
1971 年9 月10 日，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屠守锷10 年来辛勤的
劳动得到了收获和公正的评价：我国首次研制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获得了成
功。
任重而道远
从洲际导弹研制成功到供给使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还需要一系列
的工作。而这不光需要一个或几个专家的攻关，更需要的是大兵团的作战。
然而，10 年的动乱，给人们带来的是生产纪律的松懈，产品质量的下降，正
常试验无法进行。此项工作白白地搁置9 年之久。
“四人帮”的垮台，宣告了“文革”的结束。80 年代第一个春天终于来
临了。明媚的春天，给屠守锷带来了无比的振奋和力量。
屠守锷与研究院院长一起，带领着成千上万名科技工作者和工人，直返
戈壁滩，进行最后的拼搏。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艰苦，难不倒屠守锷。为
了抢时间，他一干就是20 几个小时不合眼，偶尔在木板上打个盹，又要直奔
现场。
洲际导弹的实验成功，要求数十万个零件都必须全部处于良好状态，不
能有丝毫的问题，若有一处、一个接触点有毛病，就会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
为了保证全程飞行的成功，他心中铭记着周总理亲自制定的：“严肃认
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标准。他带领大家上百次的
检查每一个细小的环节、每个细小的部位，排除一个个细小的可能引起失败
的隐患。
屠守锷带着大家，数百次的眼看手摸，仪器测试，X 光检查，还是查出
了几条多余的铜丝。有的人说：“小铜丝经过烧蚀，不会起作用，不会影响
试验。”屠守锷坚持化验与排除，他说：“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
工作辛苦、劳累，肩上担子的压力，短短的几个月就使屠守锷人瘦了，
头发白了。洲际导弹终于在发射台上矗立起来了。屠守锷要在“可以发射”
的鉴定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屠守锷知道这4 个字的分量，他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为了最后的检
查，他要登上10 米高的塔身。这时，张院长上前阻拦：“老屠，你身体不好，
不能上，还是我上。”屠守锷拉住张院长的手说：“你有高血压，还是我上。”
话音刚落，就一鼓作气登上了10 米高的发射塔，完成了最后的检查。
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随着一声巨响，导弹直上天空，准确命中目标。
屠守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笑了，他哭了。近20 年的拼搏、奋斗终于成
功了。
1992 年，屠守锷已退居二线。然而他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止。这一年，
我国发射澳星失败了，为了查明故障原因，中央又请年逾古稀的屠守锷参与
调查。
故障调查分析是复杂而艰难的，经过屠守锷等人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一
个月后，新华社发布消息：澳星发射故障原因已经查明，并特别提到：“这
枚火箭故障分析专家审查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宇航学院院
士、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屠守锷任主任委员。。。”
（齐翔和）
邓稼先
——中国“两弹元勋
（公元1924～1986）
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自50 年代开
始，孜孜不倦地奋斗了28 年。继突破原子弹、氢弹的原理后，研制成功原子
弹、氢弹，并进一步达到武器化；随后又研制成功新型加强导弹。他为中国
大振国威，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是中国的“两弹元勋”。
憨厚的顽童
邓稼先1924 年6 月25 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的一座“铁砚山房”
里。这座山房因其祖宗邓石如擅长书法篆刻而得名。父亲邓以蛰受到书香世
家的熏陶，并以良好的愿望取朱熹“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之意，给儿子
起名“稼先”。
1925 年春，邓稼先全家迁居北京。那时他父亲已经留学学成归国任清华
大学教授了。邓稼先四五岁时，常常站在父亲书房里比他高得多的大铁火炉
跟前，背诵《左传》、《论语》等古书。一次，父亲的挚友张奚若教授来访，
正碰上稼先穿着一件齐地长袍站在那里背书。张先生觉得奇怪，便顺口问道：
“叔存兄，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让孩子背这些东西？”邓教授笑着说：
“嗨！我不过是要让小孩子知道一下我们中国文化里都有些什么东西，这有
好处。”
学贯中西的父亲不仅要邓稼先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同时也要
他读外国的文学名著。在上小学时，邓稼先就读了莫泊桑、屠格涅夫、陀斯
妥也夫斯基等名家写的小说。即便如此，父亲还嫌不足，又让他和别人家的
孩子跟从一位王老先生学习国文。父亲对邓稼先的英文学习要求也很严格，
亲自当启蒙老师，指点正确的学习方法，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童年时的邓稼先，长得有点瘦弱，但很英俊。他家的生活虽然优裕，但
母亲持家的节俭，无意中使孩子们贴近了贫苦市民的生活。他与邻居的孩子
们一起放风筝、抖空竹、弹球。天黑回家，一双小黑手，还得让妈妈用毛刷
才能帮他洗干净。谁知父母的开明教育竟使得小稼先越来越淘气了。
1929 年邓稼先5 岁时开始上学，先在武定侯小学，4 年级时改上四存小
学。学校不算很好，但都为的是离家近，免得妈妈不放心。邓稼先淘气，但
绝不耍滑，和同学们在一起有一种傻乎乎的诚恳态度。他憨厚而又守规矩，
有时代人受过也满不在乎。他以善良的心地，结交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
压不住的怒火
1935 年，他考入志成中学念了一年书，到初二又转到崇德中学。崇德是
一所教会学校，注重英文。邓稼先的英文童年时就得益于父亲的教导，入了
崇德之后可以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数学、物理方面，又得到比他高两
班的同学杨振宁的帮助。这就引起了他对理科的兴趣，尤其是喜欢数学。父
亲为此专请了师大附中的李老师到家里来给他补课，给他一个在数学上起跳
的机会，看看能不能拔尖。一个时期，邓稼先对数学着了迷，每天晚上做题
做到深夜。第二天早晨，他的数学习题草稿纸横七竖八地飞满了一地，总是
由细心的母亲一张一张地替他捡起来，整理好。
中学时代的邓稼先照样喜欢玩耍，但已经不是一个顽童。对下棋、弹球
之类的娱乐性活动的狂迷，很快就让位于渴求新知识的兴趣。兴趣的转移如
此迅速，不过是玩耍中就存有的那种喜好钻研的个性，在新知识的海洋面前
展开罢了。
就在邓稼先的人生观刚刚萌芽，对人生和社会开始有自己的认识时，碰
上了1937 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寇的入侵打乱了他平静的读书生
活，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刺伤了他少年纯洁的心灵。一个人在年轻时所受的强
烈刺激，总是会留下终生难以除去的烙印。这以后，除读书之外，他开始和
一些同学聚会，谈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在1937 年以后日军统治下的北平，中国百姓受尽了屈辱。日本军部规
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军哨兵面前走过，都要向其鞠躬行礼。如果这样做，
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不就一扫而光了吗？血气方刚的邓稼先，对此怒火满腔。
他宁肯绕道走很多冤枉路，也不去干这种事情。他有自己的人格，而人的尊
严绝不能让别人任意玷污。
从此以后，年轻的邓稼先在两条道路上迅跑，一方面仇恨日寇，热爱中
华，关心社会；另一方面认真读书，刻苦用功，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总之，
他已由一个不懂事的顽童，变成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人了。他读的书越多，思
想就越活跃，常常和一群思想激进的同学一起议论天下大事。
稼先的父母为孩子有这样的思想和骨气感到欣慰。然而，他们担心的事
终于发生了。有一次日军又占领了我国的一座城市，逼着市民和学生开会游
行，庆祝他们的胜利，不少人敢怒而不敢言。可是邓稼先胸中的一腔仇恨，
怒火般升腾，他把会场发的小纸旗扯碎，狠狠地踩在脚下。狗腿子发现有人
扔小旗子，盯着学生们，一直追查到学校。校长敷衍了一阵，抽空到邓稼先
家告知，让他赶快逃走。家里只好让大姐邓仲先带着稼先南下上海，然后从
海上经越南的海防到河内，走通往老街的那条路，再进入中国国境，终于到
了大后方的昆明。
1941 年秋，邓稼先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原来的北
京、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1937 年南迁后合并办起来的一所学校。由于名教
授聚集，因而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校舍简陋，分散在昆明市的好几个地方。
在西南联大读书，有名师授课，自己又十分用功，邓稼先的功课越来越
好。他不仅基础课学得很扎实，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都有兴趣。他一方面刻
苦学习，充实自己的大脑，另一方面更加爱国上进。就在日本政府宣告投降
的1945 年，他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了，并经好友杨德新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
从1946 年夏，邓稼先受聘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7 年通过了赴美
研究生的考试。1948 年秋，他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乘船赴美留学，并
于1950 年8 月20 日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放一个“大炮仗”
1950 年8 月29 日，26 岁的邓稼先，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 天，就抓住
一次机会登上了归国的航船。金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