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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张仲景最初学医是跟他的同乡张伯祖学的，那么学的结果呢，就是把张伯祖的学术经验学术思想全面进行了继承。所以当时的人说，他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水平都超过了他的老师，那么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且从张伯祖和张仲景对中国医学的贡献来看，仲景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他的老师。这件事情，给我们两点启示，一点启示是名师出高徒，这个宋·张杲《医说》就写过张伯祖，说张伯祖“南阳人也”，他是“独好方术，诊处精审”，无论是诊断还是处理都非常精当，都非常谨慎，“疗皆十全”，治疗就是十个病人来看病能治好十个，“为当时所重”，是当时的大家非常重视的，非常尊重的一位名医。“同郡张仲景，异而师之，因有大誉”，那么他的同乡张仲景非常尊重他，就跟他学习，所以张仲景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声誉，这就是名师出高徒。所以我们今天组织师带徒，应该说这个教育方法是符合中医学术继承的发展规律的。这是一个启示。
第二个启示是，师带徒也可以出名医。仲景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但是他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人，他的职务在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所写的《伤寒论序》里头，引用了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的一段话，关于仲景的职务写了这样几个字，说：“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这个“孝廉”不是一个职务，也不是一个职称，他是指的在当时社会，对于基层的一些孝顺父母，廉洁奉公的优秀青年的一种荣誉称号。那么以后政府在选拔官吏的时候，就从这些孝廉中的优秀者来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基础。所以仲景做孝廉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没有史书记载了这个“官至长沙太守”，长沙这个地方，在汉代是一个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交通重镇，那么长沙太守在史书上都是有记载的。你看我们查了史书，有记录长沙太守有孙坚，就是孙策、孙权的父亲，很有名的，其后有苏代、有张羡、有张怿、有廖立、有韩玄，而韩玄就是那个黄忠的原来的那个上级领导。你看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因为这是一个重镇的太守。可是张仲景呢，他做太守的事情史书上没有记载，有一个电视剧就推测他，说在历史上记载的这些太守中间有空上几个月的，没有人做太守，那张仲景就是在这段时间做太守的。这只不过是电视剧中的一个推测，没有史书作为凭据。
后代，特别是明代以后的地方志，也有张仲景作长沙太守的这种记载。在明代的崇祯五年，也就是公元1632年，在南阳城东，农民在挖井的过程中，挖出一个石碑来，这个石碑上写着十一个字：“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那么这个石碑出土以后，这个石碑现在保存在南阳医圣祠，专家们考证，它的石刻的风格、碑框的花纹，还有碑框的配画，还有图式都和晋末南北朝的石窟造像和当时的那些古墓的一些彩画的风格都相类似，都相仿佛。1981年在整修医圣祠的过程中，人们把这个墓碑往下挖一挖，在这个墓碑的根基的基础下面发现了一个碑座，碑座的侧面刻着4个字，叫“咸和五年”。咸和是晋成帝司马衍的年号，咸和五年相当于公元330年。 “咸和五年”这4个字是刻在碑座的一侧的，字体也很不规范，歪歪扭扭的，看起来就像刻碑的这个刀工试他这个刀的时候，试他这个铁笔的时候随意刻上的。如果说这个碑体和碑座是同一年代的东西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碑如果是立在公元330年的话，那离仲景去世也就是100年多一点，那这个墓碑对考证张仲景做长沙太守就有重要的文物价值。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碑座是汉白玉的，碑体却是青石的，而碑座的这个字体呢和碑体的“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这11个字的字体又完全不同，所以人们就觉得呢，这个碑座可能是比较早，而碑体呢可能就晚一些。当然从花纹来看，也像晋末南北朝时候的作品，所以说它对考证张仲景作为长沙太守有重要的价值。
可是后来我冷静一想，在这个墓碑上，有两个要素，一个是“长沙太守”，一个是“医圣”，如果我们考证长沙太守得不出结论的话，那么我们就看一看医学界是什么时候把张仲景称作医圣的。医学界还没有把张仲景称作医圣的话，这个墓碑是不会这样刻的。首先我们想一想，在汉代当时没有人把张仲景叫医圣，如果把张仲景叫医圣的话，那么《后汉书》《三国志》肯定会给张仲景作传，但是这两部史书都没有给他作传，所以当时没有人把他叫做医圣。稍后王叔和在整理《伤寒杂病论》的过程中，他只提到了说 “今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收集张仲景的过去的这些著作和对病的真方，在这里直接称仲景，肯定没有把他称做医圣。那么再后来晋朝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里头，他有这样一段话，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伊尹这个人，以他仅次于大圣人的才能，你看“亚圣之才”，仅次于大圣人的才能，“撰用《神农本草》”就是参考了《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写成了《汤液经》。“仲景论”，而仲景的著作“广伊尹《汤液》”，就是补充、扩展了伊尹的《汤液经》。“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在临床上用起来多有效验。晋朝的皇甫谧把伊尹这样一个古代著名的医生才叫做“亚圣”，所以那个仲景呢，只不过在亚圣的基础上，补充、扩展了《汤液经》的一些内容，继承了《汤液经》的内容，然后写了一部著作，而这部著作在临床上应用的是很有效验的。可见在晋朝的皇甫谧的时代，根本没有把张仲景叫做医圣，他才把伊尹叫做亚圣。
到了唐代，孙思邈写《千金要方》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直接就称“仲景要方”，直接就称“仲景”，也没有丝毫谈到仲景是圣，是亚圣，和圣没有贴边。在《外台秘要》里，也引用了什么张仲景方、仲景方，也是直接称呼“仲景”。要是一个圣人的话，那么还直接称名字吗？所以在唐代也没有人把他称圣。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的时候，这是公元1065年，在《伤寒论序》里头，它说“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实际上这段话是根据晋朝皇甫谧的那个《针灸甲乙经序》的那段话而来的，说张仲景他是根据伊尹的《汤液经》的法则，而伊尹呢是根据《神农本草经》的内容来写的著作。那么底下他说“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说这难道不是继承了大圣人的意思吗？所以宋朝的林亿、孙奇、高保衡，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些官员，在《伤寒论序》里头非常明确地说张仲景只不过是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并没有把张仲景本人称为医圣。
那么其后在公元1144年，成无己写成了《注解伤寒论》，再后一些成无己写成了《伤寒明理论》。在这两部著作里，成无己仍然是遵循了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个口径，说张仲景所做的工作是类似于圣人的工作，是继承了圣人的工作，仍然没有把他称作圣。
在1182年，金人刘完素他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失》这本书里头，他明确提到了“仲景者，亚圣也”，这才和圣沾了边，但是没有直接称“医圣”，而是次于圣人。“亚圣”嘛，次于圣人。再往后，到了1526年，李濂写成了《医史》，他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这已经到了明代1526年，仍然没有把仲景称作医圣，那么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的是公元1589年，方有执，研究伤寒的大家，错简派的创导人，写成了《伤寒论条辨》。在《伤寒论条辨》这部著作里，方有执说：“……称仲景曰圣”，那么这以后，在医家的著作中，把仲景称为圣的才多了起来。而张仲景的那个墓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我们刚才说了是1632年被发现的，应当说，认真的说，什么时候医学界才把张仲景称为圣的，应当是1589年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开始才把仲景叫做圣。而这个墓碑是1632年发现的，是在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刊行以后所发现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仲景墓碑发现的这个过程也非常蹊跷，在清朝的康熙年间徐中可写过一本书，叫《金匮要略论注》，在《金匮要略论注》里有一篇文章叫“张仲景灵异记”，在“张仲景灵异记”这篇文章里头，他写了一段非常蹊跷的故事，说明代有一个读书人叫冯应鳌，冯应鳌得了发热恶寒的病，奄奄一息，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夜里做梦，梦见来了一个神人，穿着黄衣服，戴着金帽子，这个神人呢就拿手摸了他的全身，然后顿时他感到全身骨节舒畅，然后冯应鳌在梦中就问：“你是什么人呢？”那个神人说：“我是南阳汉长沙太守张仲景”。你看他自己没有说医圣，说我今天治好了你的病，我也有比较尴尬的事情要请你帮忙，或者说我也有困难的事情要请你帮忙，在这个南阳城东四里的地方有一个祠，祠后面七十七步有我的墓，过几年以后会有人在我的墓上打井，能够制止这件事情的只有你，说你到时候到那里制止他们继续在我的墓上打井，然后给我重新整修一下这个墓。
冯应鳌一觉醒来，出了一身大汗，怕冷发烧就退了。后来他一直记着张仲景在梦中的托咐，几年以后，实际上4年以后，他就来到了南阳城东，到那儿果然看见那个菜园子的农民正在打井，而且正好挖出一个石碑，这个石碑就是“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所以我觉得，这个墓碑就是明代人给他建立的，只不过神乎其神的编了一个故事罢了。因为“医圣”在晋、在唐、在宋都没有人直接称医圣，只有到了明末了，1589年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才开始称仲景曰医圣。而这个墓碑就直接说“汉长沙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