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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明，大家对最后一条都不大敢讲，但又不满足于西洋医学概念之狭窄，宁可骑墙于科学、迷信，折其衷曰“养生”。这种态度固不免坐诒“前现代”或“前女权”之讥，满可以让新学之士抡圆了耳光照死里抽，然而论者有解固精为“养生”，媚药、采补为“补养”，指房中术是从“养生”进于“补养”，由“补养”进于“荒诞”，很多批评都不在点上，太多“现代人”的偏见和误解。例如这位作者说，中国的房中术只讲“性”不讲“爱”，流于“非道德化的生物学态度”，不如罗马和印度更多“对性体验的微妙描述和对情欲的深刻理解”，恐怕就是小题大作。因为世界上的其他房中书，据我所知，他们也一样是以男性为中心，一样有这种“生物学态度”，甚至就连最罗曼蒂克的谈情说爱，也未见其高洁（况且他们还有不少我们古语所谓“禽兽行”的变态描写）。比如《爱经》吧，这书虽然是讲“爱的艺术”，但它一开篇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唱的是没有危险的欢乐和被批准的偷香窃玉”。它的中心是讲“猎艳”，即如何勾引女人、笼络女人。这不仅有助于了解西方谈情说爱的惯用伎俩（如为女人拂去胸头的尘埃，或替她拾起曳地的裙裾，花言巧语，大献殷勤，穷追不舍，作寻死觅活状，等等），也与中国小说中的风月老手如西门庆在手法上可以沟通（我们有捡手绢、做衣服一类糙招）。涉及房事，也有教女人如何投男人所好摆姿势，没有高潮也要假哼哼一类秘诀。ヾ还有《欲经》，这书不但和中国的房中书一样的“不洁”，而且还打著印度宗教和种性制度的深刻烙印，别说“男女平等”，就连“男男平等”或“女女平等”也不讲带有“生物本能”的“荒诞”之处也一点不比我们逊色。如《肉蒲团》写未央生愧“本钱”不大，请“天际真人”动手术，竟将狗鞭移植于“那话”之中，很令读者骇怪。这种想象大概就是受外来影响，很有印度特色。因为《欲经》对这类把戏的描写那才叫淋漓尽致。原始民族喜欢“人体雕塑”，刺面文身、贯耳穿鼻，遗风见于各国，但象印度人拿生殖器（男性的）开刀，横切竖割、打眼钻洞、镶环嵌珠，以为非此不能有“乐”。这种“根雕艺术”好象还比较少见。
中国的房中书是技术书，而且是相当专门的技术书，它的特点是“术语化”和“公式化”形成很早，而且一开始就同文学有分工，只谈“性”不谈“爱”，追求简炼精赅，避免拖泥带水。这是它比较发达的一个标志。现在从文献著录和考古发现看，房中书在中国的发现至少不晚于西汉文帝时（公元前１００年左右），而且从其成熟和稳定性判断，还可上溯到更早。我们估计，将来必有战国时期的文本发现。例如汉文帝时的名医淳于意，就已从他的同乡阳庆授读过此类秘本（“接阴阳禁书”），马王堆房中书也大抵抄写于相近的时间。晚一点，《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八种房中书。这些书都已亡佚，但东汉流行的房中书，有道教盛称的“房中七经”（黄帝的房中书、《玄女经》、《素女经》、《容成经》、《彭祖经》、《子都经》、《陈赦经》），仍有不少佚文保存。比较出土的汉初文本和传世佚文，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书里的问对人物虽换来换去，但谈话的内容大同小异，从术语到体系都很相似，可见早已定型。中国的传统，很多都是两千年一系相沿不改，例如晚明抄本《素女妙论》，就和汉初的马王堆房中书连细节都极为相似。
对中国的房中术进行批判，“生物本能”说最不著边际。我们中国人讲“生物本能”，喜欢以“食”、“色”并举（今痞子呼为“二巴”），但马王堆房中书《天下至道谈》之所以把房术称为“天下至道”，只是因为“人产而所不学者二，一曰息，二曰食。非此二者，无非学与服”。他们只承认吃饭、睡觉可以不学就會，并不认为“色”也在其中，因而强调“合男女必有则”，因而要把这个“则”当学问来做。在我看来，这正是它很严肃、也很科学的地方。王朔的小说有一句话，叫“爱有千万种，上床是最下一等”。但是西方性学家以为凡上帝不耻于创造的，我们也不耻于言说”。他们的性学手册讲床笫之事，照样也是舍道德、宗教、婚姻、家庭不谈，毫无罗曼蒂克可言。可见在这个“最下一等”上，洋人和我们也是所见略同。要找中国房中书的“毛病”，当然还有许多。例如这类书是以“房中”（犹今语“屋里的”）、“阴道”（也叫“接阴之道”）、“御女”为名，详于女而略于男（比如讲“女有九宫”就比“男有八节”要详细，连图都有），就很明显是以男性为中心。其体裁多依托帝王（由帝王垂询，而由带神仙色彩之智者作答），也有很浓厚的多妻制色彩（但并无贱视平民之意）。这些都可以说是切中要害。不过，拙见以为，即使连这样的东西也不必大惊小怪（见不怪为怪）。因为这类态度以今日看虽不近情理，但在古代却属正常。男权在古代的普遍是不用说了。多妻，以西方基督教的标准看是反常，但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况且即使是西方的传统，原来也有类似背景。比如１９９３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剿灭的柯瑞施（David Koresh），他就是以《旧约》中的大卫王自居，理直气壮地以“多妻”为正统。《天下至道谈》说“句（苟）能持久，女乃大喜，亲之兄弟，爱之父母”，当时的人讲房中，意义之伟大而止乎此，你还能要他讲什么呢﹖中国房中书同道家和道教有密切关系。这种书，早期与晚期不太一样。早期，两汉魏晋和隋唐，主要是上面提到的那类古书，他们虽然往往打著帝王的旗号，但不一定是禁秘之书，反而往往是普及本。这类书与“黄老之术”有密切关系，如《素女经》、《玄女经》、《容成经》就是属于黄帝书而汉代注释《老子》也有以方技和房中解老的传统（如《河上公章句》、《严遵指归》和《老子想尔注》），房中书借《老子》中的词汇为术语，传统可以上溯到马王堆帛书。
但这样的书，所述多是常识规范，被葛洪讥为“粗事”，魏晋道教对房中术真正看重的是口诀和言外之教。後者见于《黄书》、《仙经》等书，往往都是围绕“九浅一深之法”、“多御少女莫数写精”、“还精补脑之术”这三大要领。这类要领虽可溯源于马王堆房中书，但在操作上大概有许多具体规定，後来有进一步发展。东汉末传房中术有三个主要派别，一个是传容成之术（甘始、左慈、冷寿光、东郭延年和封君达，即黄老派的房中术），一个是传彭祖之术（黄山君），一个是传玉子（张虚）之术（天门子、北极子、绝洞子、太阴子、太阴女、太阳女）。前两个派别所传可能多为“粗事”，但後一派别与“墨子五行术”有关，所述口诀同张陵《黄书》相似，似带有较多神秘色彩（见葛洪《神仙传》）。後世内丹术的发展当与这一类秘术修炼和口诀传授有关。
我体會，上面提到的“从养生到荒诞”，所谓“荒诞”大概主要是指内丹派的房中术。关于内丹术，我并不在行，这里不敢多说，只想讲两点。第一，内丹术在宋以前地位不如外丹，这点与科技水平有关。因为呼吸吐纳、屈伸俯仰、男女交接虽然都是最老牌的健身术，但它们皆属“无本生意”，在“金丹大药”为“高科技”的时代，自然不被看重。战国秦汉以来，人们最迷信的是“药”特别是化学制剂的“药”（今天的西方仍如此。他们的化学也是源于炼金）。比如葛洪就认为，只有金丹是致仙之本，如药不成才兼修众术。他不但不认为凭房中可以“单行而成仙”，还直指其说为“巫书妖妄过差之言”（《微言》）。这是宋以前的主流。第二，现在研究者多已指出，外丹术的衰落是在唐以後，因为唐代吃死了一大批皇帝。房中和其他“无本生意”借这一契机复兴，有一大特点，是它们用外丹术语全面改造了原来的体系。新的房中书有各种派别，恐怕要从道教的内在思路去研究，并不能简单以对女性的恐惧、仇恨或压榨概括之。这些派别的共同点是进一步技术化，希望借外丹以外的技术达到神仙境界。如果我们从道教外的观点去看道教，当然可以视其宗教境界为“荒诞”，但这种“荒诞”正唯其是专业体育式的唯技术主义，所以也就和大众的关系相对的少。宋明以来，房中采战主要流行于道教内部和宫闱之中（史志不载这类书籍），普通百姓别说花不起功夫赔不起钱，光是老婆太少这一条，就得让他们望而却步。我们若以这样的局部去概
括中国古代的性传统恐怕不妥。
鉴于上述讨论，对中国性传统的评价，我有一个积极的建议，这就是我们与其拿房中书作标本，对中国的两性关系做社會学评价或意识形态批判，还不如从中国明清小说入手。因为后者不但比较非技术化也比较世俗，而且有丰富的社會场景，更能反映全局。
中国小说讲儿女风情，种类很多，可以“性”、“爱”并举，也可以只讲其中一种。统言之曰“人情小说”，分言之则有许多细别（如“才子佳人小说”、“狭邪小说”和“淫秽小说），从异性到同性，从正常到变态，从闺阁到青楼，从皮肉烂淫到儿女情长，简直应有尽有。明清之际，市井繁华，人欲横流。俗话说“饱食思淫欲”，那时的人真是吃饱了撑的，什么都想得出来，有些简直入于科幻之境。加上中国印刷术又特别发达（比同时期国外印刷物的总量还大），当然最能反映中国性传统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东西和古代的房中书或道教传统当然有关，但又很不一样。例如早期房中书讲体位，有十节、九法、三十式，花里胡哨，好象菜谱（一位法国朋友这样讲），但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