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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真正怀抱的说法，是很不通
的。
改良张本与革命张本
我仔细观察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发现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缓进的色彩，始终很浓厚。
孙中山远在民国前六年，就演说指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
（《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演说后十六年，他同样他说：“诸君要晓得，
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说
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
，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次演说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维新”的意
思，与“革命”并无不同。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
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说：“外国革命，有许多
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
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
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的论调吗？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孙中山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改良家。只
有了解他那种改良的怀抱，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为什么要走上一段改良主义的
路线。
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闽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父所欲合
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子现行科学与政事及衣功论学，研讨至精，
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其有
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
，傅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探李氏意
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张本”
，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
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
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演化眼光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
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
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
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
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
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xley）之
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
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
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
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
（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
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光”。由于具
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这种
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
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
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尔文之道”！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百年来，最多的是鲁
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
底”这个、“极端”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
“极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
样，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总还
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几”、妄想“迎头赶上”、妄想”
一次解决”，而其结果，却永远是欲速则反迟、想快却更慢。
这些悲剧，追究起来，都是没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缘故。
他们这些人的智慧，比起严复和孙中山来，真是太远了、太远了！
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虽然有“演化眼光”的孙中山，最后自己从“改良”走向“革命”，并且直革到死，还
有“革命尚未成功”之叹，但当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对他曾有“改良”的纪录，
显然就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提起了，这就是在孙中山在世之年，人们一直不知道他曾上书
李鸿章的缘故！他自己绝口不提这件事！
直到孙中山死后，他生前的一个“敌人”陈垣（援庵，做过辅仁大学校长）以史学家的
博闻强记，挖出了这件事。陈垣告诉了另一个博闻强记的史学家顾颌刚，顾颌刚亲自去找，
终于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第六九、七0号上，找到了《广东香
山来稿》的《上李傅相书》！
清朝根据祖训，不设宰相，殿阁大学士都名过其实。但有“大学士”“太子太傅”头衔
的人，都被尊称做“傅相”。李鸿章在一八七0年得到“大学士”头衔、一八七九年得到”
太子大傅”头衔，所以孙中山称他“李傅相”，这种称呼，是非常合乎规格的。
吴敬恒在《中山先生年系》一八九四年二十九岁条下写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开始宣战。自传曰：“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
洲。”出洋后，邮上李鸿章一书。所以知其邮上者，因书中有“文于回华后……”
云云也。邮书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万国公报已登该书矣。又此书首言”
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邮，必
不做此开端。则别传冒险之说，必系传闻之误。
吴敬恒这里所说：“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邪，必不做此开端。”是对的。但必须证
明上李鸿章书乃在求见李鸿章之后，这种推论，才能成立。若上书在先，上书且是求见前的
先容步骤，这种推论，就大有问题。孙中山《上李傅相书》发表于《万国公报），显然在正
本早就送达以后。他在正本送达后南下，以《广东香山来稿）方式投书《万国公报》，显然
又不是桂崇基笔下“大骂李鸿章是官僚”的北上情况。所以，结论是：国民党绘影绘声说孙
中山见李鸿章的事，从；日式捏造到新式捏造，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写到这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国民党还是好好想想吧：只要李敖在台湾，他们就
休想捏造历史。金钱、枪杆、镇暴车都在你们手里，但是历史绝不在你们手里，还是放明白
点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阳
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
——伦敦蒙难罗生门
十一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有消息如下：
纪念国父逝世五十九周年
中视制播《伦敦蒙难记》
根据国父亲撰《伦敦被难记》、《党支会藏》，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与《中国古代名
人列传》等书编剧而成的《国父伦敦蒙难记》，十一日下午四时将在中视频道播出，这是一
出国语电视剧。
《国父伦敦蒙难记》的历史背景是国父在前往英国，准备组织华侨，扩大革命力量时，
腐败专横的清廷竟以诡计将国父诱入“中国公使馆”，幸亏国父大仁大勇的精神和机智应变
的能力，以及国父英籍老师康德黎的全力协助，才脱离虎口。
当时，由于舆论的报导和介绍，使全世界不但公认国父是中国革命领袖，同时也促使国
父在大英博物馆完成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国父伦敦蒙难记》即完全依据史实演出国父
伦敦蒙难十二天的经过，借以向逝世五十九周年的国父，表达敬意。
中视当家小生崔浩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