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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先后二十年间来说，农民起义，称王称帝称真人的就有好多起：
（1）冲帝时（一四四年），九江徐凰，称上将军，杀略吏民。
（2）质帝时（一四六年），九江马免称黄帝，历阳华孟称黑帝。并九江都尉
滕抚讨斩之。
（3）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年），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
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
（4）桓帝和平元年（一五○年），扶风裴伤，自称帝，伏诛。
（5）桓帝元嘉二年（一五二年），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
伏诛。
（6）桓帝延熹八年（一六五年），勃海入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印珪壁铁
券，相署置，皆伏诛。
（7）延熹九年（一六六牟），沛国戴异得黄金印，无文宇，遂与广陵人龙尚
等共祭井，作符书，称太上皇，伏诛。
这些起义军虽先后被扑灭了，但它是中世纪封建制度必然要产生的阶级
斗争，所以此起彼灭的不能根绝，到灵帝中平元年（一八四年），便总爆发为
全国性的黄巾暴动，由是崩解了汉室的政权。
在汉室政权崩解了的废墟上面，身份性的豪强地主阶级合力剿灭农民起
义之后，开始互相混战起来。
第二节 太学生与郡国学生的“浮华”“交会”
在上节，我们指出罨寺群这一最高统治者的御用势力，是在顺帝阳嘉四
年才由“诏许中官养子袭爵”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政治 上世袭的合法地位
的。我们又指出阉寺群，是在桓帝永焘二年，才由“初听中常侍行三年之丧”
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札俗上的尊祟仪式的。要知世袭制度，是强宗豪族之
所以确立的政治上的保证；礼俗上的三年丧服制，是强宗豪族之所以被法定
的社会地位的标识。因此，阉寺群虽然是作为皇族地主的御用势力，但它的
地位却相当于当时的强宗豪族。他们从士君子不齿的污辱地位，一旦拨云雾
而见青天，忽然上挤于诗礼世家之列，在他们本身自是绝大的升迁，而在豪
族门阀的诗礼世家一面看起来，却是“朝衣朝冠，坐于涂炭”，高贵的世家
圈子里，忽然闯进混小子来了，未免是清高的玷辱。因此，豪族地主阶级的
官僚群，从身份性的观点，群起攻击，而且也连带地痛击乳母的封爵。早在
阳嘉二年，李固在对策中就说：
“今封阿母恩赏太过，常侍近臣，威权太重。？？今宜斥退邪
佞，投之四裔，引纳方直，令在左右？？阿保（引者按此指乳母宋娥）
有大功，勤劳之恩，可赐从货贿，传之子孙；列土分爵，实非天意。
汉兴以来，贤君相继，岂无保乳之养，非不宠贵之，然上畏天威，
俯察经典，不可，故不封也。？？仅柄不可不慎，号令不可不祥。
夫人君之有政，犹水之有限防，？？政教一坏，贤智驰骛，不能复
还。”（后汉纪卷十八）
这虽说的是偏指乳母，然而用意却在宦官。李固以大臣之子（父为故司徒
李郃），被举敦朴，代表着豪族地主阶级的官僚群的利益而说话是很明显的。
他抬出天意，经典，祖宗等尊严的牌子，来证明这种封爵是不应该的，是败
坏政教的。顺帝看了诸人的对策，以李固为第一，史称“诸常侍悉叩头谢罪，
朝廷肃然”。同一年，李固又以内竖乱政，奏纪于梁商（时梁商以后父辅政），
说：“自数年以来，灾怪屡见，比无雨润，而沈阴郁决，宫省之内，容有阴
谋。”是年八月，洛阳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李固曰：“阴类专恣，将有分
坼之象。”都是对宦官的攻击。
顺帝建康元年（一四四年），九月，皇甫规举贤良方正，对策说：
“臣伏见孝顺皇帝（时顺帝于八月崩，冲帝即位——引者按）初
勤王事，纲纪四方一天下欣然，几以获治。自后中常侍小黄门凡数
十人，同气相求，如市贾马。竞思作变，导上以非。因缘嬖幸，受
赂卖爵，分贼解罪，以攘天威。公卿以下，至于佐吏，交私其门，
终无纪极。顽凶子弟，布列州郡，并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扰扰，
从乱如归。至令风败俗坏，招灾致寇。今宜庭问百僚，常侍以下，
尤无状者，及便绌遣，与众共之。披扫其党，荡涤其贿，以答天诫。
大雅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此之谓也。”（后汉纪卷十九）
桓帝初立（一四六年），太后临朝，梁冀辅政，大将军掾朱穆奏记于冀，
欲言宦官，恐泄漏，附以密记：
“今年夏，月运房星，明年又有小厄，当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
塞天咎。”
穆为侍御史时，自从冀故吏，数奏记谏说：“今宦官俱用，螽
水为害。”
元寿元年（一五五年），宗室太学生刘陶上疏：“当今忠谏者诛，谀进者
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在于讒口，擅阎乐以咸阳，授赵高以车府”，因此
他主张引用朱穆李膺夹辅王室。
这些，都是攻讦宦官的，而最激烈者，是白马令李云。李云在桓帝延嘉
二年（一五九年）梁冀被诛，宦官单超等五人封侯，专擅朝改之时，露布上书，
副在三府。他引纬书的教义，说：
“故大将军梁冀难特权日久，今得诛之，犹召家臣而杀也。而
猥封谋臣（按指单超等）万户，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
无不事？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日进，财货公行，
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谛乎？”（后汉纪卷二十一）
但李云因此获罪下狱，五官掾杜众上书愿与同日死，大鸿臚陈蕃上疏救
云，均无效。结果云众死狱中，蕃免官归田里。
上面所引的所谓“权柄不可不慎，号令不可不祥”。所谓“政教一坏”，
所谓“风败俗坏”，所谓“官位错乱”，所谓“帝欲不谛”，都是着眼在宗
教和礼制的神圣性上讲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所规定的宗教和礼教的神圣性，
所谓“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身份，不容随便变动与于犯。因此，宦官群
在整个的汉制度上当然是一种纲目的添补，白虎观奏议上是没有此等人的地
位的。在诗礼世家的豪族地主看来，这都是不可原谅的和不容存在的凟冒，
不能不运用宗教理论把这群人物打下去。
诗礼世家的人物，面对着这一种飞扬跋扈的御用势力（所谓宦官），愤怒
憎厌之余，自然容易厭怀起往昔的耆旧来。后汉纪卷二十一，载桓帝永兴元
年（一五三年）十一月，“太尉袁汤致仕。汤字仲河。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
旧，从劝风俗。？？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这种耆旧传的著
作，后来广泛流行，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有如下几种：汝南先贤传，
先贤行状，海内先贤传，楚国先贤传，汉南纪，襄阳记，冀州记，丹阳纪，
兖州纪，凉州记，东阳记，高士传，名士传，江表传，英雄记，逸士传。其
他如家传，别传，家谱，也兴盛起来。于追怀之外，不胜其当前的怅惜，心
情是非常黯淡的。
反对这一宦官群的御用势力的，既为官僚群的强宗豪族，则儒学，关陇（李
云所谓西北列将），当很自然的与之取同一态度。特别是作为官僚的后备军的
太学生，所表现的愤激恼恶，最为强烈，这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考自桓帝永兴元年（一五三年），至延熹二年（一六二年），这十年间，太
学生曾三次上书：第一次上书讼朱穆；第二吹上书议铸大钱；第三次上书讼
皇甫规。除第二次外，其余两次，都是针对宦官的。第三次讼皇甫规，诸公
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指阙讼冤，规模是很不小的。其所以有这样的规
模，是因为豪族地主阶级的潜在势力非常强大。
太学生对宦官的斗争，指阙上书以外，尤在平日的交游与活动，这就是
所谓“浮华”“交会”。关于这，我们有详细研究的必要。
范书儒林列传序里，叙述汉末太学生数量的发达，写道：
“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
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一四六年），梁太后诏曰：大将
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从此为常。
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
风盖衰矣。”
这三万余的太学生，都是从天下各处来到京师的，所以称为“太学游士”，
“京师游士”，或称为“游学”。三万余生，数量不算少了，然而数量尤其
众多的，是郡国学以及私人精舍中的学生。汉代郡国有学，屡见载籍，生徒
之众，自不必说。而各地经师，私人讲学，注籍的学生，常有数百数千以至
万人之众的。在儒林列传中便有不少例证：
（1）刘昆字桓公，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
（2）任安宇定祖，少游太学，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
（3）张兴宇君上，习粱丘易，以教授，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
人。
（4）欧阳歙宇王思，教授数百人。以臧罪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
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髠剔者。
（5）曹曾字伯山，门徒三千人。
（6）牟长字君高，自为博士，及在河南，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
人，著录前后万人。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
（7）宋登字叔阳，教授数千人。
（8）杨伦字仲理，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
（9）包咸字子良，立精舍讲授。
（10）魏应字君伯。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
著录数千人。
（11）伏恭字叔齐，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
（12）杜抚字叔和，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
（13）杨仁字文义，静居教授，拜什邡会，劝课掾吏弟子，悉令
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
（14）董钧字文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
（15）丁恭字子然，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
人。
（16）周泽字穉都，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
（17）甄宇字长文，教授常数百人。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