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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传（如杜子春郑众皆受业于刘歆），虽为今文所阨，未克大昌，然
片语单词已为学士大夫所祟*尚，后经马卢郑许诸儒之注释，流传至
今，而今文家言之传于后世者仅何休公羊解诂而已，馀尽失传：此
今文学所由日衰而古文学所由日盛也。”
这里所谓“在野巨儒多明古学”，“虽为今文学所阨，？？然片语单词
已为学士大夫所祟简”，而犹有争，可见经今古文学之争，不在争取学说之
公开流传，而是争取置博士，设弟子员——即官学的地位之确立。所以然者，
因为博士的官阶并不算小：——汉初俸四百石，其后增至六百石，内迁可为
奉常、侍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侯王太传等等，弟子员年考一次，如能通
一经就可以补文学、掌故的缺，考得高等的，可以做郎中。有时还有临时的
差遣，如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是。史记说：“自
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禄利之路”的效验是多么
大呀！
经今古文学之争，自刘歆请立古文尚书等博士以来，终汉之世，大者计
有四次：
（一）西汉哀帝时，有刘歆（古）与太常博士争立古文尚书，逸礼，左传。
（二）东汉光武帝时，有韩歆、陈元（古）与范升（今）争立费氏易，左氏春
秋。
（三）东汉章帝时，有贾逵（古）之主左氏传与李育（令）主公羊传之争。
（四）在东汉末桓灵二帝之间，有郑玄（古）与何休（今）争论公羊左氏优
劣。
从上述这个筒目表看来，经今古文学之争，就经说的内容说，常以争立
左传为其中心问题，即是争论各派春秋说解的优劣问题。关于汉家的重视春
秋的意义，上面已经说过。因为汉代的“复古”，只以春秋为理想（后来，等
而下之，则以文景治世为理想），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孔子为汉制法”之
说（今文），然后公羊（后来谷梁）能够久据官学的地位，白虎通义即为今文学
之结晶：又有“汉为尧后”之说（古文），然后左氏传在新莽时得立于学官（因
便于新莽的代汉），光武以后也未“绝其道”，故尚得流传于学士大夫之间。
及至汉末，社会的危机暴露出来，黄巾蠭起，汉祚潜移；不但今文早已失却
其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就是古文的经典注疏也已不足以厌悦人心。所以观
遇郑许诸儒，为了扩大派别的斗争力量，也终于撤废了家法的藩籬，走上了
综合“古”“今”的折衷的道路。两汉经学的结束的显明的表现，就是经今
古文学的合流。而时代思想的主流，则已经开始向着玄学方面潜行了。在这
一点上，马融恰是这一时代思潮转捩的体现者；而郑玄则为综合今古文学的
经籍注疏的殿军。
马融生于章帝建初四年，卒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七九——一六六年）。
其全年正是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的时候，其卒年则为清议盛行，
党锢狱兴，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捕下狱的时候，即是由经学而清议而将入于清
谈的时代。马融是“外戚豪家”，“才高博洽”，“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
节”，“终以奢乐态性，党附成讥”（指“为梁冀草奏李固”）；证以他告友
人语，这记载是没有错的：
“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
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
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邓）骘
召。”（后汉书马融传）
“老庄所谓”，即指“生贵于天下”。由此观之，他不但撤废今古文学
的限界，兼注三礼，而且突破经学的藩籬，崇奉老庄（他也注老子淮南子）；
不但他谈的老庄之学为后来清谈的主要内容，而且于“绛帐”“女乐”之中
讲学，也开魏晋清谈家破弃礼教的风尚。这里，由儒家的经学大师口里提出
了“老庄所谓”的“生贵于天下”，实足以指示社会思潮正将转向的步骤！
郑玄生于顺帝永建二年，卒于献帝建安五年（公元一二七——二○○
年）。他尝与卢植同事马融。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卢植传），
而玄也学无师，择善而从，故当世号为博通。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岁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鍼膏育，起废疾。他虽以古学与休周旋，
但注书却不专主古学。他在六艺论说：“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
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后汉书儒林列传说：“郑玄本
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何平叔论语集解序说：“郑玄就
重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这些都是指说他不专主一家的。陈
澧东塾续书记说：“郑注周礼并存故书今书，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
令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范蔚宗说：“经有数家，
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
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载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
玄传）这不啻说后来郑注行而他注废的原因。而他自己在著书时确是自觉地在
追求着“括囊”“删裁”，使学者事半功倍。所以，在诗谱序里说：“举一
纲而众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
歟？”这里所谓“举一纲而众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是就学者读是书时
可以“以一御多”说的，但他在写成是书之前，恐怕还要经过“由多求一”
的工夫吧。因为不“纲罗众家”，就无法“括囊大典”。这种方法，到了许
慎运用以著说文解字，更见显明：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而所以“分
别”之者，则依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
据形系联”的方法。这些对于清谈之分析名理，当有不少的影响。
郑玄也和马融一样，不为经学所拘囿。他在主观上虽自以为“念述先圣
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但“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均
见其诫子书）。当他为袁绍宾客时，更有如下的故事：
“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
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后汉书本传）
“依方辩对”，使“豪俊”们“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这决不是“述
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的儒家那一套所能奏效的。可见郑氏所学
必兼百家，本传所载三统曆、九章算术、天文七政论之类，只是例示而已。
在经学将被玄学历代替的时候，郑玄不但殚其精力于融合古今文学的注疏，
破弃家法的传统，而且还表现出清议的习尚，这样就成了汉末特别的“郑氏
家法”（本传）了！
第十章 汉末统治阶级的内讧与清议思想
第一节 统治阶级的势力消长与关系变迁
我们知道，汉代从武帝以后，封建制才以法典的形式标志出来。统治阶
级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严格地讲来，汉代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是
缺乏私有制的，这就形成土地国有制的东方形态，荀悦申覧在汉末豪族地主
威胁皇权的时候，还说“耕而勿有，以俟制度”（时事）。然而从法律的观点
看来是一回事，从现实的情况看来，又是一回事，这即是说，汉代一直是以
身份性的地主阶级“豪族”的土地兼并，为社会最大的问题。史实明确，这
里不必繁引了。正由于这样的矛盾，在统治阶级之间就形成了皇族和豪族的
主要对立，因而统治阶级的集团势力的消长，也就不能不以皇族与豪族的对
立斗争的形势为其关键。特别在汉末，宦官和外戚的势力，不是由于汉王朝
皇族中央集权的强大，相反地，是由于豪族地主阶级的强大，才形成围绕皇
权的依附集团。从封建制社会的基本的阶级矛盾，即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看来，豪族地主阶级依仗它的身份性地位和农村公社的组织（部曲宗族），不
论对赤眉的斗争和对黄巾的斗争，都是利用农民与皇族最高地主的对立，而
从中窃取胜利的果实，从而扩大它的势力。明白了这种历史规律，我们才可
以研究汉末统治阶级之间的内讧。
汉末统治阶级之间的派系纠纷，表现出一幅极为错综复杂的图画。在宫
闱之内，后妃贵人与后妃贵人之间，有着深刻的争宠争权的矛盾。从而，外
戚与外戚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时奉承天子与后妃颜色的宦官们与
乳母宫婢们，也各自依附着主子，而结成互相矛盾的奴才集团。从这里再延
展开来，纠纷的触鬚，卷上朝廷的三公九卿，卷上地方的牧守令长，卷上统
率戎行的将帅校尉，甚至学中的生徒，岩穴的处士，也都与这种纠纷勾联起
来，而互相结成了势不相下的集团，倾挤陷害，明争暗斗，无所不至。
这种纠纷，表面上虽然发源于宫闱之内，但其主要根源，却在强宗豪族
与王朝皇族的矛盾。东汉的外戚，诸如阴氏、马氏、邓氏、阎氏、梁氏、窦
氏、何氏，都是有名的外戚群。他们之所以成为新兴的强宗豪族，而且成为
强宗豪族中拯有力量的一支，是因为他们最初是皇权的支持力量。在宦官方
面，如郑众（封侯）、孙程（十九人封侯）、曹腾（封侯）、单超（五人封侯）、曹
节（封侯）、张让（封侯）等，都由炙手可热的炽烈权势，形成阉寺群。他们“举
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
汉之纲起大乱矣。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直茅分虎，南面
巨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
皆剁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共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
皆腐身熏子，以自街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后汉书宦者列傅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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