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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怨王侯畔已，难矣；自矜功伐，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始霸王之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
东城，尚不觉寤，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这
样承袭史记从人为得失方面寻找王朝兴亡的原因，而与五行志及白虎通义里
的神学思想，显属两种，其为折衷主义更为明显。
如果将汉书的全部论赞及叙文，加以归类研究，则班固的是非评断，不
但自论相连之处甚多，且其思想的支离贫乏而无创见，亦难以为讳。
在这里，我们要问：官学的正宗思想，到了两汉之际，为什么竟转入于
折衷主义？为什么像班固这样典型的正宗人物，亦竟如此呢？关于这一问
题，我们不能从思想家的思维能力优劣来说明。其最大的原因为在于两汉之
陈的社会危机。西汉自成帝以降，农民战争渐趋高潮，而以王莽时代为最高
峰，到了东汉光武末年，方告一阶段。但中古的统治者，经此震撼，虽然“宣
布图谶于天下”，愈加走上神学迷信一途，但董仲舒以来的一元神学系统之
不足以解决问题，则渐唤起学人的注意。从这时，就产生了刘向歆父子及扬
雄的二重真理观。尤其到了班固时代（公元一至九二年），桓谭及王充的异端
体系正在形成中，他们的怀疑和批判的光芒，更使正宗思想暗淡无光：因而
连白虎观神学集议的主稿人（班因）也失去了对正宗的信心，变成了二重人格
的折衷主义者。
第七章 汉代白虎观宗教会议与神学思想
第一节 白虎观会议的历史意义
白虎通义这一本书，自隋书经籍志著其篇籍以来，各史记载稍有出入。
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等撰。后汉书斑固
傅称它做白虎通德论，隋书、旧唐书称它做白虎通，新唐书称它做白虎通义。
它的篇目，各史记载也不大相同。按“白虎”指汉宫白虎观，汉章帝在这里
大会经师，钦定经义，连月乃罢，后汉书章帝纪称，令群臣“作白虎议奏”，
儒林列傅序称“命史臣著为通义”。我们可以这样讲，原来诸儒所讲说的经
义，大经都称作“议奏”，或“通德论”，经章帝最后裁决以后，史臣所撰
集的就称作“通义”，现存的白虎通义或省略“义”字的白虎通一书，当是
班固所撰集的。后汉书班固傅所谓“令固撰集其事”，即指此书。
汉代自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经义为汉治法，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
道。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术为一尊的法度，首创金马门特诏的制度，显示出
封建制社会的法典的雕形。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诏诸儒讲五
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共议，上亲制临决”，史称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
地方）奏议，这是封建制政权的完整的法典，可惜书佚不传了。东汉光武帝中
元四年（公元五十六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经义庸俗化，完成了国教
的形式。到了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七十九年）把前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
国教更系统化，这就是所谓“白虎观奏议”的历史意义。后汉书鲁恭传说，
东汉章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章帝纪说，“诏曰：春秋于春每
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
阳助生之文，而无鞫狱断刑之政。朕咨访雅儒，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
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注引礼纬斗威仪说，“三微者
三正之始，万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三正指夏商周三代正朔
之月（周尚赤，十一月；殷尚白，十二月；夏尚黑，十三月）。这正是白虎通
义三正篇的历史证件。他诏定刑律，要咨访儒生，稽之典籍，然后作出自己
的号令，这也可以和白虎通义这一完整的法典互证。后汉书曹褒傅更显示出
皇帝制订“国宪”的消息：
“〔汉章帝〕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
十一以兴’（按上三句话，属于会昌符，也见于汉书律历志。“九”
附会光武，“十”附会明帝，“十一”附会章帝）。尚书璇璣铃（纬
书）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按与纬书本文略有出
入，因汉代五经家都说汉为尧后，故这里这样说）。予（章帝）末小子，
托于数终（即“十一”之数），揭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下
引纬书从略）？？每见图书，中心恧焉！？？勑〔曹〕褒曰：‘此制
（指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
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準旧典，
杂以五经谶纪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
五十篇。”
上面讲的章帝和曹褒的话，和白虎通义的年代相次，两相印证，就可以
了解汉章帝的法典内容。曹褒传论更指出汉代法典制作的演变，最后说到章
帝的“国宪”：
“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
乎盛德之事焉！”
我们认为白虎观所钦定的奏议，也就是赋予这样的“国宪”以神学的理
论根据的谶纬国教化的法典。谶纬在战国以前是没有的，约在秦、汉之陈才
制作出来。这些书到了隋代大都毁禁不传，余有不少佚文，散见各书。谶是
符谶、图谶，是借助于趣义而附会的一种变相的隐语，从秦代开始利用这种
预兆吉凶的符验，来为王朝统治者服务，史称“秦谶”。纬对经而言，是解
经家在经的章句以外附会出的一套迷信，利用来为汉代政权编排统治合法化
的根据，如汉为火德，承尧之绪等等。汉代各经有纬，史称“纬书”。因此，
图谶纬书是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这种经义国教的意义，和恩格斯所指
出的基督教是一种神学和庸俗派哲学的混合物同样，“它（基督教）那留停下
来的官方形态是国教形态，是尼克亚宗教会议（按三二五年在罗马尼克亚城举
行的宗教会议，统一了宗教思想，确立了教会在争取政权斗争中的组成基础
和策略基础）为着配合国家的目的而制出的。？？基督教已成为国教这一事
实，就足以证明它是适合当时情况的宗教。在中世世，随着封建制度的驳展，
基督教形成为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宗教。？？中世纪把哲学、政治、法律等
思想体系的一切形态囊括在神学之内，变为神学的分科。”（费尔巴哈与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参看中文版焉克思恩格斯文选，卷二，页三九七）从西汉的
石渠阁的经义钦定到东汉白虎观的经义钦定，就是这种形态。所谓“亲制临
决”的钦定的法典形式，企图使皇帝成为国家的本质，使上帝成为宗教的本
质，并使二者的关系固定化起来，这也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国王一词乃是君
主制的完成，这犹之乎对上帝一词的崇拜是宗教的完成。国王一词是国家的
本质，犹之乎上帝一词是宗教的本质，尽管这雨词毫无意义”。（英国状况，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页四一）
明白了汉代经学国教他的历史性质，我们再进一步详述一下所谓“白虎
观奏议”的历史事实：
“〔建初四年〕十一月王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
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孝宣皇帝以为去
圣久远，学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按甘露三
年论定五经于石渠阁）。至〔光武〕建武中，复置颜厌、严氏春秋、
大小戴礼博士。？？〔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
减省（按此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至〔明帝〕水平元年？？〔樊〕倏
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于是，下太
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
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
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后汉书章帝纪）
左汉章帝白虎观钦定经学的史实，又见于后汉书儒林列傅、贾逵傅、班
固傅、丁鸿傅、杨终傅和陈敬王羡傅等，此外后汉书蔡邕傅、东观汉记、后
汉纪各书都有记载，并把石渠阁和白虎观的法典相提并论，追述渊源，即后
汉书翟酺傅所谓“武帝大会天下之书，而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在这些记载
中，杨终傅讲的可以参证，兹择录于下：
“〔杨〕终多又言（上面讲的是天下多乱事），宣帝博徽群儒，
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章句之徒破坏大体，
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从上面白虎观会议的形式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作为“国宪”的钦定经
义是集合了大群儒生的奏议而最后由皇帝裁决的法典，在经义统一之后，它
是“永为世则”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不能再有异议。皇帝是以一个大家
是和大教主的身分参与经义的裁决的。现在我们再从白虎观奏议的另一方
面，研究其主要精神是什么东西。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人物，在后汉书中可考的有数十人，其中今文学家和
古文学家表面上虽有争辩，但他们都迷信谶纬。例如贾逵是当时的著名人物，
也大倡图谶，他说：
“昔武王终父之业，狺旌在岐，宣帝成怀戎狄，神雀仍（频）集，
此胡降之征也。？？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
氏独有明文。？？左氏以为少吴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
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陛下通天然之
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逻。”
（后汉书贾逵傅）
后汉书论曰：“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这就说明白虎
观会议的人物庸俗化到什么程度了。
丁鸿也是参加白虎观会议的重要人物，东观汉纪说他附会图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