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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迷信的方士思想脱化于黄老，而又抬出孔子以揉合这些基本信仰。由此，
孔子成了教主似的“秦王”，五经博士便好像基督教的僧侣，掌握着思想文
化的合法的权力，五经在笺注主义的烦琐梭补之下，成了教条，成了神学，
而经术之外的活的思想，都被认为“乱国政”，而加以绝灭，于是思想由秦
始皇时的消极的统一，而趋向积极的统一。董仲舒在对策里说：“今师异道，
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从上无以持一统。”因此他的建置方案是：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
说息灭，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汉书董仲舒传）
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文辞粲如也”。“法度”二字正是把秦汉以来思
想文化统一政策的趋势，以法典形式表明出来。这个历史的趋势，并不是一
次完成，而是通过了曲折迁迴的路径，达到形式的法定，秦人以吏为师是一
个创始阶段；经过汉高祖之“不喜儒”，汉孝文帝之好刑名，犹继承秦制：
孝景帝之不任儒，窦太后之好黄老，又有对于道家合法正统之追求探索。这
就是迂迴曲折的路径。到了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统一于儒术，便达到
了中世纪思想教条化的建立阶段。这倒不是由于董仲舒的超人知能，运转乾
坤，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司马迁据理恃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自序），所谓“一家之言”，
实具有着百家的异论殊方的传统他虽然不能不在“积威约之势”之下，主张
“隐约”以见其志之思，但他究竟不能在法度国政方面明白地论列是非。他
在报任安书中说：“乃欲迺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耶？”
他只能说：“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同上）所从，史记一书，如果不
是因一家之言，有“乱国政”，而触犯统纪，何以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以求偿于后世识者呢？思想“倾夺”之风已成，使他不能不直说“理不可据，
智不可恃”，然而他的“激于义理”的思想，正表现出伟大的反抗精神。
第二节 司马迁的唯物主义思想
我们知道，司马迁虽然没有把史记里的历史观点概括成为有体系的学
说，然而这毫不足以损害史记所表现的有机联系着的历史观点。我们应该这
样说，司焉迁没有专文（包括史记自序）抽象地讲述他的历史观点，可是他的
全部史记都表明了他的历史观点，换言之，他的历史观点贯串于社会历史的
和各阶级人物的记录中，这种观点虽然有时隐约难辨，但我们只要圣面地加
以分析，就不难看出他的宝贵的唯物主义的思想。
严格地讲来，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和他的个别论断中所归纳的历史学，
还不能完全表示出他的历史观点的实质。有些语句是值得重视的，例如他说
的从盛世看出衰世的发展观点（“见盛观衰”），研究现象间的因果观点（“原
始察终”），但有些概括性的说明仍然是一股化的，例如他说：“纲罗天下放
佚旧间，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陈，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又例如他说：“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
止（按指武帝事）”（自序和报任安书）。如果我们不通过史记本身作全面而具
体的研究，仅依据这些一般的说明加以引申，那么我们就既不能把司马迁和
刘向、班固以来的史学家严格地区别开来，也不能看出司马迁究竟怎样纲罗
旧闻，怎样参之行事，怎样运用他的历史观点（理），怎样对待自然和社会的
复杂关系，以通晓历史的演变，而形成他自己的历史学说。
我们知道，司马迁是当时懂得自然科学的一位学者，他研究过天文星历，
也参加过武帝时代修订历法的科学工作。因此，他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和
他的科学知识相联结在一起的。在他的时代，阴阳五行一类怪诞的神学世界
观是极其嚣张的，并已经成了汉代统治阶级合法的御用的欺骗理论。勇于坚
持唯物观点的司马迁就不能不对这些迷信的宗教观展开斗争，因此，他说明
他作历书的目的在于使“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秒）忽”，重视算术的功用，
他说明他作天官书的目的在于反对那些“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自序）。
他根据他父亲的遗教，提出对待自然史的唯物观点。下面就是值得重视的一
段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名言：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
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入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
顺，不可失也。”（自序）
他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主张掌握自然规律的唯物世界观，这就
是“原始察终”和“究天人之际”的绝好注脚。他运用了这条遗教，批判了
继承孟子的阴阳家驺衍，斥责他的神学观点，“其语不经”，“其语不轨”，
“迂大而宏辩之术”，助长了秦汉之间“营于巫祝，信禨祥”的迷信思想（孟
荀列传）。因此，他敢于进退古人，合于自然历史的客观存在的规律的传闻从
之，不合的不从，他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按已佚）、
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他更接受荀子的传统，否认远古的神话，
批判了汉人的造谣。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
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委婉地记述着汉代神学大师董仲舒治公羊家春秋的
目的，拿阴阳灾变的迷信以取悦于武帝，语句间并没有明白地显露出对公羊
学的批判来，然而到了伯夷列传却对这种神学天道观发出了深刻的讽刺。他
首先讲到古代的好人有的饿死，有的灭亡，为什么强要说“天之报施善人”？
古代的坏人横行杀人而竟然长寿，这又是根据什么道德来得到果报呢？接着
他说到“近世”的汉代，坏人毫无忌惮地干坏事，却一辈子享受富贵并传给
子孙，但好人言行拘谨，什么不满意的事也不敢轻易做，却多数遭了祸灾。
最后他说：“余甚惑焉！但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从这一段文学素描中，
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怎样依据唯物的自然史观点攻击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
的神学观点，这就是他“通古今之变”的绝好例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
论证古代唯物主义者几乎不谈神怪而是单纯解释自然事物。司马迁就是这
样。他介绍他父亲的遗训说：“形（物质）神（精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
离者不可复反”，这一命题不但集中地表现了他的唯物观点，而且为后来论
究“形”和“神”的关系的无神论思想开创范例。
其次，我们再看司马迁怎样运用唯物的自然史观点到社会史的范围。
旧唯物主义者在自然史哲学中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而一降到复杂的社
会哲学方面则大都显出唯心主义观点，因此哲学史中有不少伟大的自然哲学
家同时又是渺小的社会哲学家。当然，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历史观点不能离开
他所处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封建制社会以法典的形式逐渐固定起来，正如
史记自序所说的，“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
定礼仪”（酷吏列传中更暴露了汉武帝的一大套严刑峻法）。因此，在历史所
限定的条件之下，司马迁的历史观点不能不有局限性，即不能不露出属于唯
心主义的成分，例如循环论（如说三代若循环）和强调地理条件的说法（如在货
殖列传所论的风俗观点），然而他的积极的唯物观点和他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方法却是他的思想中的主导部分。他在货殖列传中，关于人类物质生活资料
的生产史有如下的名论：
“待农而食之，虞（矿）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
政教发征期会哉（按指官府的政治力量）？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
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
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
而自然之验耶！”
很明显的，这是把物质生产的历史当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去
看待的，它和自然现象一样，也有一定的规律（道）可寻，而不是如一般唯心
主义的说法，它的发展反而决定于上层建筑如政治教育之类。应该指出，这
是素朴唯物观点的因素，二千余年前对人类社会史的分析方面有这样伟大的
思想，的确是杰出而罕见的。例如他把一个平常从事生产的白圭，居然和古
代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平列地叙述在一起，他说：“吾（白圭）洽生产，犹伊
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更洞
察到阶级社会通过生产关系而自然发生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他说：“凡
编户之民，富相什（十），则卑下之，伯（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僕；
物之理也。”（同上）显然，他虽然在主观上分别地对财产所有作了不同的道
德评价，如说，“本富（指劳动而富）为上，末富（指商贾而富）次之，奸富（指
榨取而富）最下”，并且反对豪富欺凌，但他客观上揭发了阶级社会的阶级奴
役关系是一种自然规律（物之理）。如果我们拿司马迁的观点和宋代史学家司
马光说的“贵贱贫富以天之分，？？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参看士则篇和宋
文鉴中的论阶级）的封建主义说教相比较，我们立即可以看出，汉宋二代两个
姓司马的史学家所持的历史观有唯物主义萌芽和唯心主义的分野。
司马迁的阶级论是立基于人生欲望的自然法论，这种由人类学的绝对人
性观点出发的经济观点，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富无经业，财货无常
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