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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匝侵薜钠渌叵稻透愣恕Ｄ秃虯rmitage的观点则侧重于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只要把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搞顺了，中美关系就搞定了。格林就是从这个思想体系里出来的，但他明确反对把这种战略看作对中国的包围（encircling China）。估计这只是程度上的细微差别，反映了部分美国精英对中国崛起心存顾虑，他们对中国不是敌对的态度，而是想以防万一。
耐和Armitage的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在联络中国（engage China）的同时，保持和加强美日同盟以及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格林说，现在日本本身成了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美日联盟和我们对亚洲战略的前提条件。他例举了日本在最近几年的三个变化趋势，并逐一解释辩驳。
第一，一年前，日本民主党接替自民党成为执政党；去年年末，日本当时的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要脱离美日同盟，建立除美国以外的东亚共同体（East Asia munity）。这是否意味着削弱美日同盟？格林认为不是这样的。首先，选民改选执政党不是因为要改变日本的外交政策，而主要是想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提高经济增长。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在日本年轻一代人的心目中仍然很受欢迎，而且值得信赖。其次，东亚共同体第一次被小泉首相提出，民主党反对。这一条成为民主党在大选中攻击自民党的理由之一；直到小泉下台，民主党自己成为执政党，他们才改变口径。再次，东亚共同体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不必大惊小怪。民意测验显示，如果日本现在面临威胁，有60％以上的日本人表示仍然要依靠美国。 在问答时间中他说，一定程度的中日友好对稳定东亚是有好处的；但美国也要同时把对亚洲的政策放在与多个亚洲国家合作的基础上，包括印度和韩国，而不是日本一个国家。
第二，日本经济实力呈现下降趋势；即使不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这样。在今年年底，日本国债将达到GDP的两倍，其中90％以上都被各种机构持有。这种债务状况不可持续。而且日本正在经历通货紧缩：在短期利率基本是零的情况下，还有很大过剩产能，失业率很高。衡量贫富差异的GINI 指数有所上升。九十年代日本政府利用赤字刺激经济，但效果微乎其微，经济增长非常迟缓。 民主党利用这些经济弱点在去年的大选中攻击自民党，最终把自民党拉下台。格林声明，他并不是说日本无法恢复经济增长；如果日本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例如实施小泉首相曾经提倡的一些政策（包括增加消费税），日本经济还是可以增长1－2％的。格林说，有这种可能，但他不能保证一定会发生。
第三，日本政坛动荡不安，频繁更换首相就是典型的例子。目前，民主党内部人才济济，但政见一盘散沙，没有任何统一的声音和步调。对9月14日的党魁选举，格林预计菅直人获胜的可能性大于小泽一郎。无论谁赢，另一方都会出局；或者选票太接近，双方共同组阁。无论哪种形势产生，明年春天的政府预算都不会通过国会，都要进行全国大选。
在问答期间，有人问，日本政局怎样才能更稳定呢？格林回答，在最近两三年，这是不可能的。直到50年代成长的这批政治家退出历史舞台，有国际视野的年轻政治家接替他们，日本政局才有希望。年轻政治家不是要志力于国内政治的钩心斗角，五两换半斤的交易，而是真正思考日本在国际舞台中的作用，同时在国内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刺激经济增长。这种现象怎样才能出现呢？格林自问自答，或许是因为日本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或许是因为国内储蓄消耗殆尽，国债无法持续。总之，在特殊情况下，日本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恶性循环。
那么，美国对日本及亚洲的政策是应该另辟蹊径呢，还是微调现有策略？格林认为另辟蹊径的三种办法都不可取：1）中美形成G2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的政权基础不同、国家性质不同，这个鸿沟不可逾越。 2）亚洲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围攻中国也不可能，因为那样费力不讨好；3）亚洲国家走向多边区域共同体也不太可能，目前亚洲地区论坛（Asian Regional Forum，ARF） 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还停留在形式大于内容的阶段。
格林分析的结果是，美国对亚洲政策应该根据新形势作技术上的微调，而不是另辟蹊径，把过去的政策框架推倒重来。技术上的微调包括加强美韩关系、美印关系等；和在比较容易的领域里促进美日合作，例如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日本有实力的方面。最后，格林特地以乐观姿态作结。他说，他想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学家的角度结束讲演：历史表明，虽然日本是一个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国家，但是每当它面临最大挑战的时候，它总能够成功地调整自己的体制，化危机于机遇，战胜挑战。■
【哈佛笔记109】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背景
2010年09月26日 12：00
三个世纪前，人们对主流的正统加尔文主义的信仰开始松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为人们接受新思想创造了条件。挑战了传统理念的《国富论》立即受到读者欢迎，出版后六个月就销售一空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今年是哈佛大学执行新年历的第二年。以前新学年是从9月中旬开始，现在被提前到9月1日。华氏90度以上的高温让人觉得暑假似乎还没结束，新学年就急促地开始了。校园里拿着地图找教室和宿舍的新生随处可见；银行和电话公司办事处里偶尔还有陪伴新生入学的家长的身影；马路上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和其他车辆穿梭不息；哈佛广场在清静了一个暑假之后又显得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教室里却是另一番景象。空调把温度降低了二十多度，令人冷清了不少。教授们都是有备而来，有条不紊地综述课程内容，课程设置和对学生的期望。有的教授一丝不苟地穿着西装革履，有的教授穿着工作便装（business casual）。服装不说明任何问题，在这里，说明问题的是教学大纲。 当学生看到发到手的长长的读书目录、上缴作业论文和参加考试的时间表，和课程最终成绩的计算方法时，就会意识到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有不少人在第一堂课结束前就中途退出――这是每个学生在开学前两周尝试和选择课程的权利（shopping period）。剩下的人就是打算死心塌地学这门课的人了。
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是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对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尤其深入。他是地地道道的“哈佛人”（Harvard man）。他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文凭都从哈佛获得，从1972年加入哈佛经济系教师行列，职教至今。他基本没有政府工作经历，但他对经济政策的见解被一些有丰富政府经历的人首肯。此外，他倾向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200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道德结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就是这样思想的成果。
这学期他为本科生主讲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的课程也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的。课程主要研究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影响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人的思想，蕴育了现代经济学，又是如何影响后来两个世纪人们的思想变迁和人们对当下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弗里德曼说，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不是用简单的启蒙思想－－思考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就可以解释的。斯密对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理解正是起源于他对当时一些宗教问题的思考，例如人性和道德情操的思考。弗里德曼声明，这门课不是关于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的理论，因为那是另外一门课程的内容。他还说，他本人只研究英语世界里（AngloSaxon）的思想变迁史，不涉及其他语言文化；这并不是因为其他文化思想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是那些方面的专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比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的诞生和演变原汁原味的理解。
讲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主要是围绕生于18世纪苏格兰的亚当·斯密（1723－1790）。他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在他之前，根本就没有“经济学”这么一说。一般来说，人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守旧，重大思想突破或者不受重视，被边缘化，或者被当作异己分子的代表，遭受指责唾弃；即使作者在去逝后很多年被平反，在有生之年还是饱受摧残。但斯密在思想领域的重大突破却被迅速、广泛地接受，尤其是在与苏格兰有密切贸易往来（烟草）的北美新大陆更受欢迎（详见《哈佛笔记》中《亚当·斯密与乔治·华盛顿》）。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在13年内就再版五次，斯密本人也名声远播。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时机（timing）的作用。《国富论》既有理论突破，又有被接受的社会土壤。弗里德曼用很多图片和引语把学生带到了三个世纪以前的苏格兰。首先，学生要理解宗教在17、18世纪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宗教在当时的英语世界里无处不在，渗透在人们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教会里的等级和人脉关系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宗教通过对大学和其他学校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影响思想的产生和传播（1636年哈佛大学就是这样的背景下为培养牧师而创建的）。相反，宗教对当代大学的影响微乎其微。神学院在哈佛校园里一个很偏远的角落，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哈佛还有神学院。耶路大学神学院的位置更加偏远，从主校园到那里要走很远。弗里德曼有意克制他对这种现象的主观褒贬，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