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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良性循环。学术上解释这个现象的专有名词是：从跨时间或跨地域的优化选择而增加的福利（welfare gains from intertemporal optimization）。
这个概念听起来复杂，实际上简单。比如，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是应该早早辍学，打零工，帮助支撑家计，还是应该借钱读书，毕业以后找到好工作，使家庭生活有质的提高，打破穷人家庭的恶性循环？答案显然是后者。再比如，一个本来有小康生活的人突然遇到一件他自己不可控制的不幸的事，例如，家人病了，医疗费用猛增，他的经济突然变得捉襟见肘。这时，他是应该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负担医疗费用，还是应该借贷，尽量不影响或少影响他的正常生活，等困难过去以后，慢慢还债？答案显然是后者。在类似情况下，从长期来看，借贷是最明智的做法。
开放资本市场增加市场运作效率的同时，也蕴涵着巨大风险。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所以各种危机才屡见不鲜，每隔几年就有一次，不是这个国家就是那个国家。而且国际私有资本的流动不是逆经济周期的，而是为经济周期推波助澜（procyclical），加剧经济震荡。也就是说，资本家的钱从来都是“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 只有政府才会像凯恩斯主张的那样，反其道而行之（详见《哈佛笔记》中“凯恩斯理论的利与弊”）。■
【哈佛笔记105】开放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有没有必然联系？
2010年08月16日 11：56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开放资本市场应该放在其他市场改革之后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开设了开放条件下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本节他的主要议题是，开放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有没有必然联系？
当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它自然会流向高回报的地区。按照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人工的比例小，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会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应该从富国流到穷国。而现实相反，总的来说，资本在从穷国流向富国。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疑团”（Lucas Paradox）。
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疑团。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早就把这个现象解释得顺理成章（详见《哈佛笔记》中的《库珀：美元国际地位无可动摇》和《库珀：大量举债问题不大》）。他不但“见怪不怪”，而且指责经济学术界误入歧途。他说，“很多问题在正常人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只有‘经济学家’把它们看成巨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领域里不现实的假设，和整个领域越走越窄的趋势，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当中时常会有人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或其他复杂的推理方式，推导出一个在正常人看来非常平淡无奇的结果。而这个平淡无奇的结果就会被经济学家们高度赞扬，成为这个人在经济学领域晋升的资本。这只能说明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在错误的方向上走了多远。”
开放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有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学家（Rose； Prassad； Rogoff and Wei，2009）做了大量研究之后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逐步改进以前倾向开放资本市场的结论，层层增加这个结论的适用条件。开放资本市场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国内本身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金融机构有的一定的素质，各种规章制度比较健全，宏观经济政策有所节制，宏观经济指标都正常的情况下才是好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开放资本市场应该放在其他市场改革之后。
国际资本流动及危机此起彼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石油输出国拥有巨额石油收入（petro dollars），他们通过银行把钱借给发展中国家。1982年墨西哥首先不堪重负，不能按时还款付息，点燃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90年代初，国际游资又重新聚集发展中国家。这一轮吸引外资的国家被称为“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在这一轮资本流动中，危机也是此起彼伏。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货币危机（详见《哈佛笔记》中的《挽救墨西哥：国会制约政府》）。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然后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出现连锁反应。1998年8月俄罗斯不能偿付国债（default），直接导致大西洋比岸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Crisis），波及南半球的巴西。2001年2月土耳其被迫放弃固定汇率；2002年1月阿根廷被迫放弃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详见《哈佛笔记》中的《因地制宜地选择汇率机制》）。
2003年到2008年期间，国际资本再次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次浪潮的宠儿是中国和印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了“中印比较”热潮）。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再次席卷全球，甚至波及到较小的经济体：匈牙利，拉提维亚（Lativia），Ukraine 和巴基斯坦。各国先后出台各种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提高信贷市场的流动性，稳定总需求。
外资流动的管理办法及相应弊端
既然国际资本的性质是“惟利是图”，不承担任何社会义务，有顺商业周期性（procyclical），那么就存在如何管理（manage）外资流动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任何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无论管理者怎么做，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管理外资的关键在于寻找、选择适合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组合，扬其（外资）长、避其（外资）短。这需要审时度势，理解各种变量之间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相互关系，然后像经验丰富的厨师一样掌握“火候”，见机行事。
当外资蜂拥而至，中央银行可以坐视不管，任其流入。这样做的问题是货币基数（monetary base）增加，货币供给随之增加，通胀压力加大。中央银行也可以采取对冲（sterilization），通过减少本币净资产（net domestic assets）来抵消增加的外汇储备，以保持货币基数和货币总供给不变。这样做的问题是时间越长，对冲越难以持续，因为减少本币净资产就需要中央银行卖对冲债券，让货币回笼；债券卖的越多，利息就要越高；当对冲债券的利率比外汇储备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利率还高时，中央银行就是在赔本对冲，造成变相的政府赤字（quasifiscal deficit）。中央银行还可以选择让本币升值。以本币计价的资产在外国投资者眼里变得贵了，这样可以抑制外资流入。这个选择的问题是：本币升值对出口不利，打击出口对GDP有冷却作用。中央银行还可以选择重新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资本流入。这样做的问题是很可能不见效。人们有各种方法逃避管制。低报出口价格（under invoice exports），高报进口价格（over invoice imports），把余额放在国外帐户就是常用的抵御限制外资流入的方法。
大量外资流入使大量外资流出成为可能。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在转瞬之间改变国际资本的偏好，使其迅速撤资，经济进入萧条。 例如，本币被高估，财政赤字过大，政局不稳，裙带资本（crony capitalism）主义，投资者过渡悲观等心理因素都会成为外资撤离的原因。 即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很好，自己国家的外资动向也会收到其他国家的影响（contagion effect）。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国际资本迅速从其他国家撤资，然后买入被认为流动性最强，最安全的投资产品——美国政府债券——就是最好的证明。一旦大量外资突然流出，实体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汇率政策（例如竞相贬值，petitive devaluation），投资关系等也会影响实体经济。
当外资纷纷撤离，中央银行又面临几种选择。它可以任其自然，但这样做的问题是，如果减少货币供给基数太大，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企业破产。中央银行也可以对冲外资的减少，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只是拖延时间。中央银行也可以让本币贬值，但贬值本身可能会增加通胀。中央银行还可以关闭资本帐户，不让外资撤离。 但人们同样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绕道而行。高报出口价格（over invoice exports），低报进口价格（under invoice imports），把余额放在海外账户就是常用的抵御限制资本流出的方法。
总之，没有十全十美的、绝对正确的外汇政策。所谓“管理外汇”就是要使外汇政策扬长避短。这一政策的优劣最终取决于它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是否适应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
【哈佛笔记106】经常账户大量赤字危险吗？
2010年08月23日 12：03
经济账户出现赤字是可以的，但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财新网】（特约记者 陈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开设了开放条件下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本节他的主要议题是，经常账户大量赤字危险吗？
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一轮的外资流入主要被发展中国家用来填补贸易赤字。21世纪以来，这些国家吸取教训，基本都有贸易盈余，外资流入主要变成外汇储备的空前增长，远远超过偿付近几个月的进口数额和偿付短期债务的需要。
大量贸易赤字危险吗？传统古典经济学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对劳工的比例（capital to labor ratio）很低，或者经历某种短期震荡，大量贸易赤字可能是最优选择。如果是前者，就是“借别人的鸡下蛋”；如果是后者，就是借别人的钱度过难关，等经济好转以后再偿还。
但经验表明，经常账户大量赤字的发展中国家总会陷入危机。每次危机都是经济学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