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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世界尽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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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年复一年,也是一件伟大的事。他们这样无条件地付出,才真叫了不起。

我们这些队员的到来给南日岛带来了一阵喧嚣。跟班长他们这样相处了三个星期,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三个星期后,海岛重又归于平静,有的只是浪涛拍岸和海风呼啸的声音。离岛前的最后几天,我突然发觉,大家之间都已经有了感情,竟会舍不得。

第七章 被国青队开除,醍醐灌顶

那次军训回去后不久,我就代表八一队入选了亚洲青年锦标赛'1'的中国队参赛阵容。比赛在缅甸原来的首都仰光举行。我记得那次比赛谢杏芳也参加了,那时她的主项是女双,在女单比赛中则是输给了张亚雯。

男单32进16的那场球,我败在了印尼一个比我大一点的球员手里。当时他的球确实比我打得好一点。输球后,我一下来就被所有教练批评。他们说我在场上没有意志品质,打不过就放弃,所以回来以后,我就被国家青年队除名了,也就是开除。

那时候,中国青年羽毛球队在福州集中训练,我是同年龄那一批男单中唯一一个能去参加1998年亚洲青年锦标赛的。当时跟我一起训练的还有鲍春来、邱波辉,他们都去不了,就我去了。结果我打成这样,所以回来后就被开除了。

我记得,赛后我来到看台上,被所有的教练挨个批评,狠狠地批。当时的教练有陈兴东和王耀平,王耀平也就是王琳(2010年世锦赛女单冠军)的老爹。这些骂过我的人,我都记得很清楚。还有那时候的领队任春晖老师,他们每个人挨个把我批评完,我站在那里就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当时就想,完了,我的羽毛球事业完了,眼前一片漆黑。

回来的行程,是先从仰光飞到北京,然后转机回福州。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在从北京转机回福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我就拿IC卡和八一队的何国权教练,还有高路江主任打电话。

在电话里我也很心虚,我就讲:“这次打得不好啊。”教练跟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可能会被调整回八一队。”当时我听到这话,人都是木的。

这件事对当时15岁的我打击真的很大,而且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特别尴尬。

我回到福州以后,已经很自觉地把东西整理好,准备随时走人。国青队和八一队的基地在一起,只要我拎个箱子,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就从国青队回到八一队了。

电话里我们教练说,反正你就等通知吧。结果回来后的第二天,国青队通知下午开会,我就去了。我记得太清楚了,我刚坐下来,其中一个教练就跟我讲:“你不用坐这儿了,你已经不是国青队的队员了。”我就站起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出了会议室大门。是所有人哪,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在那里,我就那么被赶出去了。而这位教练就是小鲍(鲍春来)在湖南队的教练张绍臣,当时他在国青队执教。

那天我特别难过,心里太难受了。但也不是生气,因为我没有资格生气,确实是我自己比赛没打好。

也许是天性使然,自小我的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九岁那年,刚进入福建少年队的我,便获得了龙岩地区羽毛球比赛乙组的冠军。年少得志,就难免轻狂,恃宠而骄,脾气也大得很。不光是在比赛和训练中脾气倔、不服输,就连生活中也是这样。我记得1998年有一次我代表八一队到成都去打比赛,赛后的饭桌上,八一队队友、四川籍的吴勇对我开玩笑说:“你打羽毛球能拿第一,但你吃辣椒行吗?”我一听这话,不服输的狂劲又上来了,说:“不就是吃辣椒吗,照样不会输给你!”结果吃辣椒太多引发了急性阑尾炎,不得不做手术。这时我人还远在四川,我让教练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妈,免得他们担心。最后还是吴勇的妈妈赶了300多公里路,从家里来到医院照顾我。

就在这时,福建省第十一届省运会在泉州开幕了,我得赶回去代表龙岩市参赛。那次回到家乡上杭县医院拆完线后,我就马上赶回龙岩集训,最后在泉州拿到了羽毛球男单、男团两个冠军,我们总教练都哭了。

不服输、好胜心强、求胜心切的这种性格,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后来的我,也让我在职业生涯中多次遭遇危机,兵败雅典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事实证明,被国青队开除的这次变故对我来讲反而是件好事。回到八一队后,我就真正意识到其实我真的什么都不是。你条件不错,那些人就夸你,但你没有成绩,就代表你什么都没有。我开始检讨自己的训练。

被开除后的那段时间,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以前的我,要是某天练得很好,就特别来劲;要是练得不好,就一塌糊涂,摔球拍什么的都来了。我还曾经因为摔球拍被停训20天,那时的教练就没见过这么不服管教的队员。

自那以后,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我都认真了许多,开始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敬业。比赛不是你今天感觉不好,就可以随随便便输掉的。

在这期间,八一队也派我出去打了一些比如四国邀请赛、中英对抗赛这样的小比赛。我在转变,教练也在慢慢发现我和原来不一样了。三个月后,有一天教练对我说:“你可以回国青队了。”再回来后,我就特别珍惜这次机会。

注释

'1':由亚洲羽毛球联合会组织的羽毛球单项锦标赛事,19岁以下的青年选手参加。19972011年已举办14届,这里林丹参加的是第二届比赛。他后来在2000年的第四届亚青赛中夺得男单冠军。

第八章 国家队地下室里的“插班生”

2000年,我们1983年这一年龄段的球员开始接受国家队的选拔。然而,第一批选拔名单里并没有我。

现在想来,这太好理解了。因为我从小给国家队教练留下的印象就不是特别好——很调皮、很自我、不好管、不太听话。所以,很多教练根本就不喜欢我。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并没有心理准备,还感到挺伤心的。直到这时候,我才真的开始担心了。错过了这次进国家队的时机,等到下一次再选拔,就得跟更小的一拨队员竞争了。说白了,就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很着急,那时他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搭个“末班车”,一定要把我送上去。

在这之后,又来了一份备份通知,说我又可以去国家队了。其实,这份通知的名单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是那一批国家队的“插班生”。

2000年5月,我一路北上,心想着一定要为自己、为高主任争一口气。两个月后,亚洲青年锦标赛在日本开打,我拿下了男团、男单两项冠军。这两项冠军像一颗定心丸,让我自己也让高主任稍稍松了口气。万一那次又没打好的话,别人肯定会觉得,我这个“插班生”是靠关系进的国家队。还好,我用冠军击退了流言蜚语。

就这样,我在国家队里也渐渐稳定下来。刚到北京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宿舍是在公寓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国家队一队住宿舍楼,二队住地下室。国家队内定期举行升降级比赛,二队成绩好的升一队,一队差的退回二队,成绩的好坏直接与待遇挂钩。

和我同一天到国家队报到的邱波辉依然和我住同一间宿舍。地下室阴暗、潮湿,四个人一个房间,卫生间则是公用的,出门还得走上一段路。这都没什么。最难的,是刚到国家队的那种压抑。

因为我是“开后门”进来的,很急切地想要表现好,就怕教练不重视我,这是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我的眼前不是世界冠军就是奥运冠军,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根本不敢抬头,就盯着自己的饭盒扒拉两下,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

而且来到国家队之后,那种大强度的训练,是之前在青年队和八一队从来没体会过的。当时每天练完,就想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看看电视,什么都不想做。那时候我们的能力还没到师兄们的那个程度,可是每天的训练量却和师兄们是一样的,我就感觉很吃力,特别累。

地下室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手机没有信号。刚去北京的时候,我还没有买手机。临行前,八一队教练再三关照:“你到了那儿就好好训练,千万不要喝酒,也不要用手机。你就记住这两条。”所以,差不多前半年,我都没有手机,一直到2000年底的世青赛打完。

那次世青赛,虽然我们拿了男团冠军,我是第一单打,但是单打半决赛我输给了小鲍,小鲍在决赛中又赢了索尼,拿到了世青赛男单冠军,在我们同年龄的选手里,一下子杀出重围,成了我们中间的“高帅富”。

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买的,我已经忘了,但我记得是部索尼手机,那时的号码也一直用到现在,从没换过。那时候买手机可以选择的品牌比较少,而且还不是彩屏,都要3000多块钱。所以,手机算得上我当时比较贵重的一笔财产。

地下室里,手机常常没有信号。要打电话或者发短信,都要站在床上面,把手举得老高,等短信发出去了,再放下来。

不过,这段地下室里的日子不只有压抑,也有让我高兴的事,就是冬天洗衣服不用再两只手泡在冰水里了,而是用上了洗衣机。小时候在八一队,不仅要洗自己的衣服,还要洗大队员的。吃完饭,他们也是把碗往我面前一推。虽然大家都是小毛孩,经历一下这种事也好,但是这种“以大欺小”的人还真不算什么英雄。

等到了国家队以后,大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了,也不会谁欺负谁。进国家队12年,我们的生活用品时常会被赞助。牙膏、牙刷、洗发水、沐浴露这些我都自己买过,唯独洗衣粉,我到北京12年就没自己买过一袋洗衣粉,这也真的创下一个纪录了。比方说今天一个宿舍的洗衣粉用完了,那我就先把脏衣服放在旁边,等哪天又有了洗衣粉再洗。结果,总是不出两天,洗衣粉就一定会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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