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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居民（他们的祖籍、职业以及失业）和城市环境。
波西米亚群落是远离城市的。最有代表性的是乡村波西米亚群落，他们为了短暂的兴旺或仅仅为了有个避暑别墅离开市中心。然而，使波西米亚赖以生存的不是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财富，而是这个城市的氛围或特质。繁忙的街道、经济实惠的小餐馆、合理的房租以及优雅的环境，这些不牢靠的城市居住条件滋养了波西米亚群落。经济萧条、繁荣、城市的复兴、高速公路、贫民窟或郊区都会轻易地损害这些居住条件。当这些娇弱的环境被破坏或被改造了以后，“多余的”知识分子不是失踪了而是离散了，他们分散在乡村各地。100个艺术家、诗人和作家携家带口和朋友们一起分散在城市的10个街区是一回事；而分散在10个州或10个大学城，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其中的区别是很重要的。
对怀疑论者来说，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对城市生活和机构的依赖有点虚伪的味道：自称是局外人却无一例外地得益于局内。他们要求街道、咖啡屋和代表城市文明的酒吧逃避城市文明的重负：工作和常规。奥地利作家艾尔弗雷德·波尔格曾经对“中心咖啡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是一次大战以前维也纳知识分子和放浪形骸的文化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他称之为“避难所”。这是收容那些不能顺应生活的人，那些抛弃“家庭、职业或同伴”，或被他们抛弃的人的“避难所”。这是一个“将混乱的人群组织起来”的一种形式。由德国来避难的一个学者阿尔伯特·索罗门对此表示赞同，并把波西米亚咖啡屋称为“无家可归的思想家、诗人和科学家的沙龙，低收入的作家的客厅”。
然而，波西米亚的虚伪不是单纯的不诚实，它暗示着一种公然的冲突。劳动力和财富的社会是武装起来向这个社会时常承诺的闲散和乌托邦发起进攻的。思想和梦想都需要能自由支配的时间，知识分子不停地逗留于咖啡屋和酒吧，乃是以努力摆脱金钱和苦力的束缚来影响坚如磐石的公民的，哪怕这种努力只是做个样子。维护现存秩序的人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把批评家和反叛分子污蔑为纯粹的“咖啡屋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罪恶的清单中，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至少要占两条，那就是他们思考得太多，做得却太少。被加冕的贵族对他们也表示同样的蔑视。当那位迫使奥地利加入一次大战的伯爵被警告说，战争有可能点燃一次俄国革命时，他反驳道，“谁来发动那场革命呢？托洛茨基还在中心咖啡屋呢。”（托洛茨基住在维也纳已有好几年了，经常光顾那间咖啡屋。）
一些良民对咖啡屋的常客表示蔑视，当然，他们也受到这些常客的蔑视。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总是把自己和传统的社会疏离开来，从“庸人”和“有产者”到“耿直的人”和“率真的人”，这些20世纪50年代的词汇折射出他们和社会的距离。这套术语包括像来自一战前圣彼得堡波西米亚意味的“迷路狗咖啡屋”的“药学家”这类怪癖的词语。一个“迷路狗咖啡屋”的常客回忆道：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将人划分为不平等的两类：艺术的代表和‘药剂师’，后一类人是指艺术代表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词一旦失去了它们的锋芒，就像到了60年代出现的那种情况，那么波西米亚精神就失去存在的理由了。
城市咖啡屋和街道为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避难所，这一事实似乎再清楚不过了，但这种环境是如何，或是否使他们的作品和生活附有色彩却很难说清。沃尔特·本雅明认真思考了19世纪的巴黎——它的街道和拱廊——和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类型之间的关系，比如作家，他们到处游荡，下午便安顿于咖啡屋为报纸、杂志写一些文化方面的补白文章：“在大马路上，他随时准备着记下一起事件，下一则妙语和下一个谣传。在那里，他将他与同仁及城市居民的关系的实质直陈无疑。”本雅明将文艺栏目的通俗性和许多欧洲日报宣传知识分子对文化和生活看法的这一特点都归因于这种生活。
在他的回忆录中，本雅明回忆了他青年时代的咖啡屋。他回想起在柏林的西区咖啡屋，那是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的大本营，“一个晚上，我记得自己在烟雾缭绕中坐在一张围着中央圆柱的沙发上等待着，”尽管他坐在那里，他“并没有那种期待的热情，没有了这种热情，一个人就无法充分欣赏咖啡屋的魅力”。
对于中欧咖啡屋里的生活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很容易发展开去——表明了与现在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在咖啡屋前聚集起来组成一个社会群体，并在小商品店和高速公路上游荡。露天停车场、高坡、快车道，现在还有购物中心都重新塑造了城市，同样，也改变了文化发展的进程。亨利·帕切尔，一个逃避纳粹的难民，曾经也是柏林咖啡屋的常客，当他在美国的学院教书时，他哀叹道：“没有咖啡屋了——而学院里的自助餐厅根本不是一个有助于聊天的地方。”
冷静的人可能反驳道：纳粹主义也不存在了。我们不必为在今天的北美已衰退的旧世界机构深表惋惜，同时，我们不能使时代精神的罪孽与荣耀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负。然而，厚着脸皮把这司空见惯的事当作无关紧要的却不是高明之举。知识分子的生活节奏渗透在他们的写作中。这不奇怪。如果电话取代了书信，咖啡屋让位于会议，思考本身——它的密度和参数——可能和这些变化相对应。波西米亚精神的衰落可能不仅仅是造成了城市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听众的衰微，还导致了城市思想的衰落。和过去的看法不同，咖啡屋文化创造了格言警句和散文；学院校园产生了专题论著和演讲——还有奖学金申请。
二
那是1948年。一些退伍军人，包括一个纽约本地的青年人，27岁的米尔顿·克朗斯基去了格林威治村。他们在寻找波西米亚精神或生活方式，克朗斯基没发现它。时代变了。“那种大家都没有工作而且都不在乎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克朗斯基总结道。现在租一套公寓都得走“门路”，金钱至上。“不知怎么的，美国商业界的赤裸裸的标语——‘他能挣多少钱？’已经被格林威治村套用了：‘他常在哪里出现？’也就是‘他发表了些什么？”’退伍军人们来到格林威治村，“期望看到20年代的黄金时代或30年代的白银时代，但他们毫无准备地遇到了破落的时代。”
然而，克朗斯基注意到满怀希望的人们还不断来到这里，“有些人是为了摆脱父母的束缚……有的是为了自由恋爱；还有的是为了追求艺术。”其他人“来自各地以接近这个伟大的时代，但他们很快又离去了”。“托尼”女子学院的大学生们住进来——过了暑假就离去了。结伴而来的波西米亚式的旅客们虽然跟上了形式，但却住在别的地方。甚至那些靠战争和不动产发财的老住户们，也已减少各种开销，诸如请精神分析医师、培养子女、漂亮的公寓等。
对于克朗斯基来说，成功正在毁灭波西米亚。不仅是美元侵入过去人们常去的地方，战争也冲破了清教美国的“道德防线”，任其漂流于波西米亚的河流里。“在这个村子里还有与以往一样多的自由，但是，因为这里被大街赶上甚至超过了，哪里还有对习俗的蔑视与反叛呢？”这些习俗曾经注入了格林威治村。只有“爵士一毒品俱乐部”和“嬉皮士”还继续怀念社会之外的生活，或许是对抗社会的生活。
同年，1948年，早在15年前就针对美国的放纵主义作了经典的解析（《阁楼和冒牌学者》＇1933＇）的阿尔伯特·帕里，回到格林威治村去观测那里发生的变化。他参观了他过去经常出入的地方，询问有关新的有才之士的情况，并同样得出结论：波西米亚生活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他承认，对于放浪形骸的文化人来说，昨天总是比今天好。然而，“这个村落被改变了。”一些舞蹈家和艺术家仍然亮相，但是高房租赶走了那些无名小辈，而让“绅士、愚人和商会”占领了村落。繁荣景象的“眩目的外观”照耀着村落，甚至有顽强的生命力的波西米亚文化人也要离去。
12个月以后，21岁的麦克尔·哈林顿从中西部来到纽约，继而出去找到了波西米亚的格林威治村。哈林顿没有意识到格林威治村已经被宣判消亡了，他发现波西米亚“伙伴”还在。阿尔伯特·帕里、亨利·米勒、马尔科姆·考利以及其他宣布波西米亚死灭的人全都错了。“直到我到了那里。这个村子才消亡的。”他不“仅仅是沉溺于对正在衰退的前波西米亚的怀旧以留驻他自己的青春……我真的在四五十年代后期的纽约发现了一个有才华的波西米亚文化人，或许还是个天才”。
哈林顿在格林威治村并不孤单。同年，也就是1949年，后来成了一个艺术批评家和新闻记者的X岁的约翰·格伦，带着他的画家妻子简·威尔逊从衣阿华市来到这里。正如他在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备忘录——《散伙了》里面所记述的，他们住在西12街的一个长15英尺、宽12英尺的单间里，他们相信只有这个村落才是生命和创造的避难所。像哈林顿一样，他们找到了一群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海伦·弗兰肯塞勒、罗伯特·马瑟韦尔、拉里·里弗斯，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在奋斗并改造着这个众人注目的中心。
其他人在1N9年也陆续到达这个村落，包括后来成了编辑和作家的13岁的乔伊斯·约翰逊，她寻找并发现了波西米亚群落。老远从第16街来的约翰逊，和她最好的朋友一起向闹市区进发，去寻找无名的禁区。她从一些女中学生——穿着“黑色外衣，戴着长耳环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那里听说这个村子蕴含着“浪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