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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国际研究来，政治学是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杂乱得多的领域。最近，大卫·M·里奇在《政治学的悲剧》中、雷蒙德·西德尔曼和爱德华·J·哈珀姆在《被祛魅的现实主义者》中所作的判断都发现了此类常见病的后期症状。政治学已经缩小成为一种无聊的、自我封闭的职业游戏。里奇问道：谁是重要的政治学家？似乎没有。他认为“大思想家越来越少和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是相互关联的。此外，一般知识分子的黯然失色意味着美国公民在依靠专家来获得信息。然而，这些专家所做的事只反映他们自己大学的状况，而非公众的需要。
西尔德曼和哈珀姆跟踪调查了专业政治学的兴起和解体，得出结论说：政治学初创时想将知识与有见识的老百姓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已经变小了。
指导美国政治学的信念和核心都让位于过分专业化，结果忽视了重要的政治问题……同时政治学门外的读者已经缩减，有时甚至已经消失……美国政治学在形成和发展的同时期望赢得有知识的公众及进步的优秀分子的注意和尊敬……（但是）现在政治学已经成为一种机构，而不是一场运动。
里奇根据不同的材料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美国政治学学会发展了，但会议和出版物都让“非学术性的一般读者越来越不感兴趣，越来越读不懂”。在这一领域内，越来越多的专门术语并非反映了实际的需要而是学术王国的建立。教授们可以在一些微小的领域内称霸。政治学和社会学及国际研究的共用词汇将人类及社会的矛盾简化成图表和电脑打印件。这些学科将社会看成一个工程问题。
里奇写道：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列出了传统的词汇并建议政治学家用专业词汇来代替它们。
在老词汇中有“专制主义”、“正义”、“民族”、“爱国的”、“权利”、“社会”和“暴政”等。而新的词汇中却有“态度”、“冲突”、“交互压力”、“游戏”、“相互作用”、“多元论”、“社
会化”和“价值”等……尽管说是有正式的理由，而在政治学上术语的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与构成专业的形式关系甚大而与科学实质关系较少。
事业和出版的压力加剧了知识的大批量生产。只要认为出版的数量比质量更重要（在一篇研究文章中，质量只占第五位）而且好统计，必然的倾向就是“不断把政治学的范畴化成小而更小的专门知识的领域”。由于知识的范畴分细了，竞争者的数目也就减少，就更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位专家。在六年之内，这一行业正式承认了33个新的领域。一度还读得下去或至少使人还感兴趣的文章已经完全关上大门，封闭起来了。
甚至已经开出的课题也反映了人们的谨慎小心和事业发展的要求。政治学家似乎经常忽视最急迫的问题。例如，在10年里（19591969），三家最重要的政治学刊物（在924篇文章中）只有1篇有关越南的文章。在同一时期内，主要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只发表了1篇有关贫穷和3篇有关城市危机的研究文章。只要青年政治学家需要科研资金和支持他的推荐信——推荐信越多越好——那么，讨论一些温和而无刺激性的问题和采取纯技术性的论证方式就会将别人的反对减少到最低限度。把政治学家说成在追求真理会引起人们的讥笑。他们中大多数追求的是资助。
社会学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15年以前，艾尔文·古德纳发表了一篇对社会学随意进行评估的文章《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他希望学术性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互改变对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并非如其所想，这一希望却果然实现了。现在越来越难将两者分开。但是，他对社会学功能主义的攻击却很正确。这种理论使用了一整套技术词汇，将暴力、权力和不平等淡化为社会问题。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800页社会学巨著《社会行为的结构》中有4页是专论暴力的。
古德纳争辩说：社会学家本人的生活影响了社会学这一学科。古德纳写道：有些人是“绅士教授”和“绅士农夫”。
大多数人在过着郊区的生活；不少人有夏日别墅；许多人到处旅游……社会学家日常生活的状况将他融入现实的世界中……这是一个社会学家得以向前和向上发展的世界……他们本人的成功经验使得他们对发生这一切的社会的看法充满了情投意合的感情。
古德纳甚至指责说：帕森斯的功能主义控制了这一行业，并不是因为其理论的优越，而是因为帕森斯是哈佛大学的人，这就使他的理论体系自然获得了声望。随着发展着的社会学系科雇佣了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帕森斯的理论也就能到处传扬。
自从古德纳的书出版以来，情况有了变化，但变化不大。甚至几乎数年不见的帕森斯的理论还会卷土重来。“最近一位社会学家查阅了45年（19361982）以来的官方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帕特里夏·威尔纳希望找到评论像冷战、麦卡锡主义、抗议运动这类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社会学家。开始时，她还担心如何来区分所有这些文章。但结果她只发现了很少的几篇，在2，559篇文章中，只有不到5．1％的文章谈论这一类问题。在这个社会和政治的大混乱时期，择偶的动态却对社会学家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成了他们最乐于谈论的题目。此外，个人写文章迅速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伙人或一组人合写文章。“充满个人所写文章的期刊由69．4％急剧下降为2．4％。这一显著变化表明科研从‘承办人’转向了‘团体’，也表明了资助的科研活动的兴起。”
怎么办呢？里奇为政治学提出了一项策略，不幸的是，这一策略恰恰证实了这一专业的力量。他知道正面挑战这一学科的任何青年学者都会被赶出门外。因此，他建议：“在教书生涯开始的时候，最好表现出平平常常的专业能力，发表一些稳妥的意见，出版一些不引人注目的书。这一策略会有助于年轻的学者继续担任教职。”一旦学术地位建立起来，“大胆就更可以行得通了。”甚至可能用“浅显的文字”写出“了不起”的思想。不幸的是，里奇没有认识到或者是忘记了他的策略早已过时——或者说早就遭到失败：一切都毫无改变。当最后获得了必要的级别和安全感时，大胆思考的才能甚至愿望都早巳枯萎了。
西尔德曼和哈珀姆部分地回答了里奇的建议。在日渐萎缩的学术市场上，“不发表文章就灭亡”的老格言已经不够用了。
今天发表的文章如果不是登在适当出版社的适当的刊物上并受到大学褒奖的话，那么就完全可能是发表了文章也灭亡。这个制度不是用来欢迎无名小卒的……当幸运的得分者好不容易在一个重要的学院获得了继续任职的奖赏的时候，谁还可能——或者谁还肯——来捣乱呢？
经济学领域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罗伯特·库特纳，一位独立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贫困》中指责了这一专业变得适应潮流和文不对题。经济学家越来越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式，倒不是因为这些模式可以说明现实，而是因为这样的文章易于发表。这些模式可让经济学家无需收集新的信息就可以写出文章。他提醒我们瓦西里·列奥迪耶夫（1906），这一专业最有名的数学家之一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常常指责这一专业对建立数学公式的崇拜。
1970年，列奥迪耶夫在对经济学家的一篇讲话中抱怨说：“建立数学模式这项产业已经变成经济学最显赫的分支之一，也许就是最显赫的分支。”不幸的是“这种对建立数学公式不加鉴别的热情往往导致掩盖了其中论点寿命短暂的内容”。这些模式的大多数在发表后“就被束之高阁”，因为它们无用或无效。其余的则为人丢弃，仅仅是因为更新的和更高级的版本出来了。而且这种状况似乎会永远继续下去。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得到了这一信息。他们“靠建立更多的和更复杂的数学模式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列奥迪耶夫要求经济学家不仅要回到经验主义的调查研究上来，而且也要回到他们加以抛弃的“更广泛的公众之中”。
最近，列奥迪耶夫对八年里（19721976；1977—1981）这一专业最主要的刊物《美国经济学评论》作了调研，发现大多数文章没有任何数据就使用了数学模式。只有1％使用了作者本人所获得的直接信息。“年复一年，经济学理论家们不断产生许许多多数学模式……而计量经济学家则将各种可能形式的代数功能运用到基本上为同一套的数据上。”两者都未能促进对“真实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作”的理解。列奥迪耶夫得出结论说：只要资深的经济学家“继续控制年轻教师的训练、晋升和科研活动”，那么，这种情况似乎永远也不会改变。按库特纳的话说，列奥迪耶夫“对他的专业已经极为失望，他已经不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文章了”。
库特纳在对这一专业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种不同辈分的人的变化规律。仅有的仍然清醒面对经济现实的经济学家已年老或退休了。“在上一代，经济学更多地从事于观察、争论和本专业知识发展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中叶的著名专家们经历过经济萧条和战争，看见经济学院真正摇摇欲坠，也曾在一些经济机构中工作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去世。”库特纳称之为“老一辈有个性的伟大经济学家”，包括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08）和阿尔伯特·赫希曼（1915），“他们将自己的作品传播给广大的读、者，但在本专业内部却没有留下什么胚芽。”（名单上还可加上罗伯特·海尔布纳＇1919＇和罗伯特·赖克施曼＇1920＇）。这些异教徒们都认为：“如果他们现在是想实行自己牌号的经济学的青年助教的话，他们就不会继续获得教职。”“本专业的社会学，能发表文章或获得晋升以及科研得到资助的那些人的政治学”“更加证明了这一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