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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校园新左派I：自由的学人
在《预言的少数》（1966）中，杰克·纽菲尔德（1938—）考查了新左派的起源及其影响。这本书也许是早期研究中最好的一部，它提出新左派——“预言的少数”——注定会越来越重要。他预测在15年内，“学院课堂上将会讲授鲍勃·狄伦的诗”，艺术剧院里将会放映披头士的电影。他还大胆地猜测新左派理论家将作为社会的下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汤姆·海登、诺曼·弗鲁西尔、罗布·伯莱奇、马里罗·萨维欧、里查德·弗莱克斯、鲍勃·帕里斯以及卡尔·奥格莱斯比将成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
作为一个文化观察家，纽菲尔德的表现不错。披头土的电影有时被艺术剧院订购，鲍勃·狄伦，虽然他的诗也许没有被研究，但他在诗坛仍很活跃。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预言家，纽菲尔德只能得零分。明确地说，“主要的社会批评家”是一个不准确的分类。在他列举了这份名单的20年后，名单上的人物没有一个有哪怕极小的可能被视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当然，汤姆·海登（1939），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改革派的民主党人（简·芳达的丈夫）名声不小，但是他还不能算一个显赫的知识分子。剩下的人中有几个已经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马里罗·萨维欧＇1942＇，鲍勃·帕里斯＇1935＇）；一个成了社会学教授（里查德·弗莱克斯＇1938＇）”；其他的都活跃在城市里、地方上或和平政治领域（诺曼·弗鲁西尔＇1937＇，罗布·伯莱奇＇1937＇，卡尔·奥格莱斯比＇1935＇）。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他们所作的贡献有多少价值，而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和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关系。
错误可能是难免的，纽菲尔德这位《乡村之声》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有可能作了完全错误的预测。事后聪明要比先见之明更可靠，回顾历史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应该不是困难的：谁是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又怎么样了？
当然，第一个问题并不简单，许多人甚至争议其合法性。保守派和激进派很少取得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有时却一致认为60年代和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保守分子来说，60年代代表了一个反文化的非理性的性开放和政治爆炸的时代。约瑟夫·爱泼斯坦这样写道：“60年代就像一次席卷过美国的浪潮，浪头开始向后翻转了，但接踵而来的是海岸到处可见的乱扔的碎玻璃、死动物和各种各样的垃圾。”根据《新标准》杂志的说法，
我们仍然生活在对思想进行阴险攻击的余殃中，这种精神曾是60年代的激进运动最让人不快的特征之一……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仍在延续，并出现了悲惨的结局……要讲述这段低劣的完整故事，需要把吉本和托克维尔的才智结合起来……但是，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天才才能认识到这种逃离理智的某种恶果……
对文化生活并没有产生延续的、更谈不上灾难性的影响，这一点，一些激进分子也许大致会同意但又为此表示遗憾。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给予同样的剧情以不同的评价：60年代的“直接行动”、毒品、性行为以及摇滚乐取代了知识分子或向他们发起了挑战。
就一点而言确乎如此。仅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60年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轻视作家、哲学家以及政论家的影响也同样是错误的。在60年代的每一个阶段，学生抗议组织——学生和平协会（SPU），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S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北方学运（NSM）——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学术讨论会激发了对越南战争的抗议；60年代的最后几章是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学院发生的，在那里，1970年5月国民警卫队员和警察枪杀了抗议的学生。当然，学生和知识分子不同；但是，60年代的校园政治不能脱离书本、观念或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广泛渗透在学生之中。
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大多数不是美国人：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加缪、弗朗兹·法侬、赫伯特·马尔库斯、艾萨克·多伊彻、威尔海姆·赖希。学生们不必领会，甚至不必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或马尔库斯的《单面人》，但是，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洋溢着和美国自由主义决裂的抗议、革命精神和道德热情。当艾萨克·多伊彻于196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院教师大会上发言时，这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1．2万名听众的起立欢呼。这并不能说明听众已经钻研了他那煌煌三大卷论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而是说明多伊彻表现为一个介入型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官方思想发起了挑战。
要想象出一个能引发这种反应的美国知识分子委实不容易，除了C·怀特·米尔斯，而他于1962年就去世了。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仅仅扮演了小角色，随后就隐退了；其他人则扮演了将自身置之度外的角色：保罗·古德曼、诺曼·梅勒、麦克尔·哈林顿、威廉姆·H·怀特、雷恰尔·卡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贝蒂·弗雷登。然而，米尔斯几乎在5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60年代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搭起了桥梁。米尔斯的贡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早期新左派的文化面貌，而且让我们看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二
1959年，米尔斯直截了当地申明，“今天在美国根本没有左派。”他提供了一份辞职和退出人员的目录：倦怠的前共产主义者，他们以民族主义的欢庆取代了政治；或是一些“坏了”气氛的专职前共产主义者；或是一些为了事业辉煌而抛弃政治的“青年得意者”；以及“十足理性的，但……又拒绝以理服人的”大学教师。如此暗淡的政治前景却给了米尔斯一线希望。“在当前精神贫困枯竭、政治意志匮乏的形势下，依我看，美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独特的机遇可以东山再起。”
一年半以后，米尔斯以一种明显不同的语气发表了《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他宣告了新的开端。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刚把巴蒂斯塔赶下了台，米尔斯就已经发表了气宇轩昂的为古巴革命的辩护，《听着，美国佬！》。他注意到，“意识形态的终结”思想假定了——或希望——现实问题消失，但这种思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在全球，一股新的政治清风给新左派的理论、道德和乌托邦主义带来了机遇。“让那些老家伙愁眉不展地去问‘不再冷漠了——又会怎么样？’吧。”他最后说道，“洋洋自得的年代正在终结。让那些老妇们自作聪明地去唠叨‘意识形态的终结’吧。我们正开始再次行动。”
对米尔斯来说，这个“我们”指的是知识分子。他所有的著作都详述了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影响。他追溯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他力求唤醒沉睡的知识分子；他自己也试图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米尔斯看来，知识分子组成了新左派。“我们不能通过放弃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鼓动者或机器式的政治家来创建左派……我们可以在自己工作中，作为知识分子面对问题来创建左派。”他直言，我们必须做知识分子，必须做“公共人”。
知识分子要获得新生不仅要求具备道德勇气。米尔斯相信，在美国早期的杰斐逊民主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在受过教育的人民中间，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听众。现在，学院和团体却阻止了知识分子对公众说话。米尔斯常常提到托马斯·潘恩，在他的时代，可以以小册子的形式开辟“一条直接通向读者的渠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今天写小册子几乎无人会问津；大部分杂志因为过分依赖广告和发行量而不能冒险发表离经叛道的观点。米尔斯指出，“在知识分子与其潜在的公众之间，存在着被他人拥有并操纵的技术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结构。”
这并没什么，假如仅有道德勇气还不够，那么它毕竟是一个先决条件。米尔斯始终作为一个道德家、党派人士和批评家写作。他为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屈服而悲哀：他们显得依从、谨小慎微，失去了乌托邦的想象。“在阶级、地位及自我形象方面”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更稳固的中产阶级，坐在书桌前的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体面的郊区住宅……他只是做一些记录，告诉别人要做什么，而不是写几本书告诉别人所以然”。他号召知识分子拥护“真理政治”。“知识分子应该是他那个社会的道德良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中，他谴责了“文化的贫乏”，知识分子勇气的丧失殆尽。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应做政治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好像到处都可以见到米尔斯的身影。他的著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听着，美国佬！》（被《哈泼斯》摘录）售出了成千上万册。他的观点常常被提起——也许引起了过多注意；他在有关古巴的电视辩论前夕突发心脏病。然而，米尔斯的精神、语言，以及他树立的榜样却被铭记在早期新左派的心中。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的成立宣言——为新的校园政治所作的辩护（休伦港宣言＇1962＇），就借用了他的观点和词语。宣言的主要作者汤姆·海登已经写了一篇有关米尔斯的学位论文。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来说，米尔斯是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甚至是一个英雄。
这个时期过去了。当然，米尔斯的作品没有随新左派一道衰亡，但他的继承人却变成了社会学家，而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除了米尔斯，几乎再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激进社会学家了。今天，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或女权主义社会学家都能够并且确实充斥了会议厅，他们似乎无处不在。这种变化是惊人的——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欺骗性。不断增加的人数并不能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数以百计的，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左翼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