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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经过自己创造性的、哪怕是商业性的写作”。
报刊主笔们都见解一致。他们经常报导说校园很宁静——太宁静了。年轻人似乎都“沉默了”、“从众”、“麻木不仁”。一位避难的德国教授路德维希·马尔库斯（与赫伯特·马尔库斯没有关系）在《党人评论》中将美国青年称为“最老的年轻一代”。他认为自己的这一代人养成了“个性、热情和对父母师长的敌意”。这一传统烟消云散了。现在的年轻人沉默、缺乏感情、油滑。他们并不是幻想破灭，因为他们没有幻想。马尔库斯得出结论说：“没有年轻的一代，只有18到28岁的人。”
卡罗琳·伯德在《哈泼斯百货店》中将年轻人称为“不迷惘的一代”。她问道：为什么新的一代“如此没有志向，如此过分地适应环境和麻木不仁”。她的看法是年轻人从童年起就被训练去合作，实际上，是去从众。而新的一代也在反叛——对抗父母的反叛和那沉溺于在语言上寻求乌托邦的迷惘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反对崇拜个人体验、反对性实验、反对迷恋空谈、反对怀疑一切”。
有些人驳斥了对叛逆的、波西米亚式的这几代人所唱的那些挽歌。1958年，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奥托·巴茨有感于洋洋自得、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发出的哀叹，出版了一部专题论文集。在文章中，“11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审视了自己和世界。”这些反省的文章鼓舞了巴茨，让他看到了这些投稿者构成了“尚未沉默的一代”。然而，这些作者既未表明身份——稿件上未署名——也未宣扬任何异端邪说。一位评论家说，如果讲这些年轻人“没有沉默”，那是因为他们表达了对事业、服兵役和宗教的半信半疑。“而在这种意义上讲，几乎人人都‘没有沉默’……”但是，这一温和的探索却让巴茨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他被普林斯顿大学所解聘。
对叛逆的年轻人的消失所表示出的挥之不去的遗憾，恰恰与其相反的全民动员反对青少年犯罪的运动形成了对照。对50年代的公众来说，“青少年犯罪”已经取代了对叛逆的以至非传统的年轻人的记忆。上千个会议、机构、委员会和报纸通告全国警惕这一危险。青少年犯罪是身边惟一的反叛，必须加以制止。
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文章大量涌现。专家们将其称为“全国流行病”，形象地报导了250万个案例。一本畅销书《一百万个青少年罪犯》警告说：“除非这个毒瘤及早得到扼制，否则它将继续扩散，传染我们社会的许多健康细胞……青少年犯罪正在转向正道。”好莱坞也加入了宣传，愤怒的青年影星詹姆斯·迪安和马龙·白兰度演出了电影如《野人》（1954）、《无缘无故的反抗》（1955）和《黑板丛林》（1955）等。
在电影里，报纸中和国会的委员会上，青少年犯罪似乎无处不在；然而，对于未来、对于60年代的青年文化，当代的观察家却未发现有什么暗示。没有人看到有什么熟悉的波西米亚式的或抗议的年轻人的迹象。罗伯特·林纳在《你必须从众吗？》一书中，以及保罗·古德曼在《成长的荒诞》一书中，的确将青少年犯罪看成是一种伤害自己或者自我毁灭的抗议，但是，他们的看法大都被人忽略了。林纳说：“一种令人窒息的从众主义激起了青年人的反叛。‘好’学校不会起什么作用；更严格的法律、更严厉的惩罚、童子军、警察体育联合会、视察教育计划、受害地区的社会工作等等都不会起作用。这一切只会将绞索拉得更紧。”
然而，全国上下似乎都相信青少年犯罪是对生活、对自由、对幸福的一种威胁。但是不能只从表面上来看待对年轻人犯罪的念念不忘。最近一次评估对其基本前提提出了质疑：“每位参加广泛的公共讨论的人都认为确实的情况——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年轻人的犯罪在数量上及严重性方面都在增加——现在看来却值得怀疑……尽管报纸上登着煽动性的大幅标题，尽管不断指控野蛮的暴行，而在这个时期内青少年犯罪的证据似乎并未急剧增加。”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轩然大波呢？詹姆斯·吉尔伯特认为，“由于政府和民间集团压力的敦促，警察对年轻人强化了新的权威。这些年轻人的行为似乎在慢慢改变。例如，对许多社区针对年轻人所实行的宵禁的违反次数在青少年犯罪中大大增加。”这些数字说明当地警察逮捕了一些不遵守宵禁的青少年。记者和专家们就公布这些数字，以此作为犯罪上升的证据。加利福尼亚青年委员会用这样的办法宣布1957年在17岁的青年中有四分之一的人犯过罪。
青少年犯罪的增加，其实不过是违反宵禁或其他一些小的违法行为，并不能证明他们犯了多少罪，而恰恰说明正在出现一种威胁传统规范的青少年的大众文化。由于更容易挣钱，特别是更容易拥有汽车，这使得年轻人能避开留心自己的父母，让自己成为具有特殊性要求、音乐趣味和消费需要的个体。对保守派来说，青少年犯罪就像共产主义一样，颠覆了美国的生活方式。1954年，一位美国参议员说：“甚至连共产党的阴谋也比不上美国成年人对所谓青少年犯罪这一灾难的麻木不仁的态度能更有效地败坏、分裂、困惑和摧毁我们未来的公民。”
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在当局谴责青少年犯罪的同时，在人们的注意力之外，更加阴险的威胁，即最后一代波西米亚文化人正在聚集。考利于50年代中期作了调查研究，在结尾时他发现了一帮青年人，他们不同于一般所认为的灰色、谨慎的年轻人。这些青年“拒绝从众，进行一种顽强的反抗……反对被大家接受的法律、风俗、忌讳、思维习惯和文学标准这一整个体系”。他们强调“个体，有虚无主义思想”，喜欢“酷”和地下活动。考利认为对这一“垮掉的一代”最好的描述是一部“未出版的长篇叙事作品”名为《在路上》，由一位不见经传的杰克·克鲁亚克创作。
三
垮掉的一代似乎故意被用来贬低文化评论家。哀叹从众的那些说教并未提到活生生的反对者，即这个垮掉的一代。有关青少年犯罪的讲话没有提及这一更大的危险。直到50年代后半期，还没有什么人知道垮掉的一代。由于阿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和克鲁亚克的《在路上》的流传，他们才最后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时他们辉煌的日子就逐渐暗淡了。虽然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但公众对垮掉的一代的兴趣说明了时代精神的转变。
然而，垮掉的一代决不只是作文化预言的风险一个例证。他们是最后一代波西米亚人，也是60年代反文化主义者的第一批。在对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的死灭的记叙中，垮掉的一代是消失的行动者。他们将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带进了郊区时代，在那里这一代人离散并消失了。如果说波西米亚死于成功，那么，垮掉的一代既举办了最后的葬礼，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流行版本。有关60年代的记叙认可了垮掉的一代，但光认可还是不够的。垮掉的一代留下的许多影响并不是60年代复兴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而是性、吸毒、神秘主义和疯狂。
1957年克鲁亚克才35岁，他的自传《在路上》记录了他10年前到那时的生活经历。而由克鲁亚克的朋友约翰·克莱龙·霍姆斯所写的第一部表明垮掉的一代的自我身份的小说《走》出版于1952年，并且，就像作者后来说的一样，消逝于1952年。《走》与《在路上》属于同一类小说，将垮掉的一代描写成为城市波西米亚人。
他逐渐了解了他们的世界，包括楼梯肮脏的“公寓”、时代广场的饭馆、爵士乐舞厅、整夜的东游西逛、街角上的集会、搭便车旅行、遍布全城的无数“嬉皮”酒吧以及街道本身等等。他们不时地跑来跑去，过着夜生活，东奔西跑地“相互往来”；突然不见了，进了监狱，或者上了路，然后又突然冒出来相互寻找……一次，帕斯特奈克（克鲁亚克）对他说……“你知道，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些鬼鬼祟祟，都算是垮掉的一代。他们走在街上全都像犯了什么罪，但又不相信真的犯了什么罪。我能立刻把他们认出来。这种情况发生在全国，对每个人都一样；一种精神革命……”
五年后，《在路上》出版时，时代变了。贪婪的公众突然对垮掉的一代发起攻击。1959年《生活》杂志惊叹说：“美国这块文明瓜地里生长出来的最大、最甜、最有味道的甜瓜却孵化出了开天辟地以来最毛绒绒的、最瘦的、对一切最不满的”果蝇——“罕见的垮掉的一代叛逆者”。他们几乎讥笑当代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老妈、老爸、政治、婚姻、储蓄银行、有组织的宗教，以及自动洗碗机和跃层别墅，等等。《生活》杂志将他们看成主要是一些“衣服褴褛，留着胡子的男人”和“面孔苍白，脸色阴惨的姑娘”。他们住在旧金山的北滩，威尼斯（洛杉矶）的“破旧公寓”和格林威治村的廉价饭店里。
在年纪大一些的同情者看来，垮掉的一代反对宣告波西米亚的死灭。写出第一部描述垮掉的一代的通俗作品《神圣的野蛮人》的二流小说家和诗人劳伦斯·利普顿称赞波西米亚的时代精神又回来了。“他回忆说：远在20年代后期，他在芝加哥第一次见到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时候，“他和今天垮掉的一代中的任何人一样像垮掉的一代。我是这样，我大多数的朋友也是这样。”
雷克斯罗斯（1905—1982）表示赞同，尽管他哀叹说“在老年”，他“有点倦于做青年人的代言人”。垮掉的一代“自甘贫穷，在艺术上绝对诚实，不介入社会活动，承担个人价值”，这些标志着一种新文学的开始，或许是一种新型社会的开始。
在利普顿看来，垮掉的一代可以追溯至20年代，不是追溯到当时的摩登女郎，而是追溯到席卷格林威治村和芝加哥近北的工作室，以及全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