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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反思“波西米亚的衰亡”时，他们常常控诉翻新的住房及随之而来的高价租金。“往事总是挥之不去，”威廉·菲利普斯于1952年这样写道，但是没有热水的普通套房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去的是游走徘徊而又没有工作的作家和艺术家。”较高的房租显然不能导致艺术生命的终止；但艺术家们确实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约稿、更多的客户。对于年轻的或没有成名的艺术家来说，这房租简直是他们不可能支付的。
当然，贫困和低租金也编造了一个波西米亚式生活的神话，它们很容易被讥讽为那些从来不曾潦倒的前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没有恶意的梦想。的确，生活水平总是相对的。陷在贫穷家庭里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能力逃离困境去过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不管加入波西米亚群落的代价是多么低廉，波西米亚群落的贫困毕竟不是那种让人绝望的贫困。正如欧文·豪列举的，在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太贫穷了，以至于不会为波西米亚式的教义式的贫穷去冒险……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周围的民众一起生活，与他们同甘共苦，朝夕相处”。
不相信郊区、购物中心，或者是贵族化削减了波西米亚群落的怀疑论者，也许会争辩说城市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对部分地区进行了翻新，其他的地区仍然适合于那些边缘作家和艺术家居住。而且，波西米亚群落从来不是原地不动的，在纽约，它从格林威治村迁移到南方（索霍），而且现在也许正向东村或其他城市转移，比如霍伯肯或者是纽瓦克，还有新泽西。
这是真的，但它并不是在强调变化的程度。绝对新奇的事物并不是问题所在。商业化和波西米亚群落的迁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困难在于要计算出变革的速度，而不仅仅是变革的事实；这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假如商业化对于20世纪70或80年代来说不是什么奇特的现象，那么商业化的速度或许是奇特的。波西米亚群落的发展现在是协调稳步的，并受到资助。“索霍远不是一个本土的或自发的艺术家社区，它确实是由投资气候创造出来的，”莎伦·朱津总结道。
提供低租金住房和廉价餐馆的格林威治村至少维持了75年；索霍或许只有10年的历史，而东村历史则更短。《美国艺术》的一个编辑克雷格·欧文斯把东村的复兴视为纽约的“曼哈顿化”，是年轻的、富裕的专家们对形形色色的团体的灭绝。据欧文斯说，东村的艺术背景不是波西米亚式的，而是商业的摹仿。“在东村构建起来的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景况，而是它的微型复制品——是青年文化产业家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成就。”
这也许是不公平的，然而，它证明了文化商业化的加速发展。波西米亚群落可能得到发展，但是当那些文化人还能开个小商店、还有公寓住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过波西米亚式的生活的，只有当他们被排除在外以后，波西米亚群落才可能萌生。歇斯底里的发展毒杀了艺术家的放浪不羁的性格，也可能挫败他们的创造性。一项报告对昂贵的不动产把艺术家赶出曼哈顿作了尖锐的阐释，“过去，才华横溢的纽约人虽然不容易，但还是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献身艺术，而不一定是为了财富和当下的名誉。而在目前的情形下，在东村、索霍或在剧院大街的那些仅仅为了名利而艺术的艺术家们却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房租猛涨，剧院、舞蹈学校以及书店的数量在纽约都已急剧下跌；廉价的房屋、阁楼，附近的小酒吧以及餐馆已成了朦胧的记忆。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贵族化在空间上尽可能地受到了限制，城区的其他地方是对作家和知识分子开放的。然而，纯粹的可用性从来就不是争论的问题。在舒适的环境中租金适中的住房和餐馆的不可言喻的结合养育着波西米亚群落。贵族化正好相反，它与城市的瓦解并存；城市正在加速分层，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贫民窟与豪华公寓邻接。这两点都不能给作家和艺术家群体以鼓励。
当然，内心坚定果敢的人可以住在南布朗克斯的贫民区，并从事写作与绘画。然而，一些离散的个人是不能组建成一个集体的。初来乍到的人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收入丰厚的工作，他们将很快发现在纽约或旧金山的相当不错的地区房租非常高；他们有可能发现那些房租还过得去，但生活却似乎困难的市区。那么他们便决定：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努力呢？为什么不住在弗蒙特州、蒙大拿州或阿肯色州的乡下，并在那里写作呢？真的，为什么不这样呢？
向乡村转移是过去的事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激励了很多的人背离城市去乡村；而60年代的社会风气开拓的是一种可敬的美国人的自足精神，就像美国佬对城市的罪恶与肮脏的怀疑一样。甚至是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也发挥了作用，他们带着城市的信息来到乡村。这些额外的推动力保证了新兴的波西米亚群落不再聚集于大城市，那里的生存障碍是人们不断争论的话题；相反，他们分散在北美大陆，通常安居于乡村地区，以求过一种不同的生活。然而，一旦放弃了城市生活，波西米亚就决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多少人加入了波西米亚群落是很难估量的。从弗蒙特州到新墨西哥州，再到太平洋的西北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前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以及60年代的退伍军人都幸存下来，并常常作为业余农场主、零售商人及手艺人而生活得兴旺红火。在萧条的岁月，报刊的编辑们派记者写当地的一群人。有一篇题为《乡村居民寻求自足的生活，并珍惜孤独》的典型文章，反映了八个家庭的情况，他们在纽约州北部种植自己的蔬菜、采集蜂蜜、放养羊群，做酸乳饼等。这篇文章指出，“对社会的反叛”促使这些新来的居民中的大多数人背弃了城市；他们“来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的‘还乡’运动”，温和冷静的《纽约时报》把这场运动界定为“为了寻求被认为是乡村乌托邦的某种东西而懵然隐退乡村”。
很难估量这些群体的范围和广度，而这正表明了这一重大变革：当波西米亚群落向乡村迁移后，它就看不见了。这不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小小的转移；为人所不见使波西米亚群落失去了来源于城市的对人们的吸引力和诱惑力。这种力量对波西米亚的生命力至关重要。由于吸引了新的个人，波西米亚群落不断地被注入新鲜血液；而且，它使得波西米亚群落常常影响更广泛的文化。但是，在城市变得不适于居住的同时——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波西米亚文化人为了高速公路、校园和乡村而背离了城市。当今，郊区和城区的青年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波西米亚的遗风；即使一些人看见了并感觉到了，也没有人能够发现真正的波西米亚群落。
第三章 去郊区的路上：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
当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可以而且已经被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却越发让人困惑，但又显得至关重要。这个时期包含了一个迅速的城市郊区化过程，麦卡锡主义的兴衰，以及垮掉的一代。这个年代也见证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危机：青少年犯罪，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研究调查的主题。然而，报纸社论也为另一种几乎是相反的现象——麻木不仁、从众的青年——而哀叹。在这群人中如何会出现60年代的这一反叛情绪的高涨的呢？一项研究总结说：“任何一个在1959年对校园情形作过一番调查的人都不可能对20世纪60年代做出预测。”
也许，在重新构建的城市环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线索。到20世纪50年代末，不仅城市的居住条件改变了，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放浪形骸的文化人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最后的波西米亚式的人——垮掉的一代——和最后的城市研究者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意味着一种文化形态正在消逝，而另一种形态正在生成。在高速公路将各个州连成一片的时代，垮掉的一代就是波西米亚人。这一代人过去后，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和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就成了历史，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简·雅格布斯、珀西瓦尔·古德曼和保罗·古德曼、威廉姆·H·怀特、路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出现危机的时刻奋起作战；他们代表了对有教养的公众负责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
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和波西米亚人并没有什么个人交往。比如，简·雅格布斯和杰克·克鲁亚克，他们生活在毫不相同的个体世界里。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的社会构成也不相同。城市研究者是经典的美国知识分子，独立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有关城市的论说是让人信服而不可辩驳的，但几乎没有人步其后尘。另一方面，垮掉的一代几乎形成了一种文化运动。如果不是计划好的，那也是随时代思潮而来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酝酿着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然而，在对衰退的城市环境做出的反应中，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不仅体现了地理上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裂变和转型。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注意到了城市的空间被小汽车和高速公路阻塞，并为此发表言论。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城市的没落；他们是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最后的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继承人却为了进入大学而放弃了城市。垮掉的一代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当城市日益陷入困境，分化出贫富区域时，他们是最后的波西米亚人。这一代人过去后，波西米亚式的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便跳出城市的樊笼而进入了社会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