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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几次电报和书信。因为从沃登克里弗乘火车到纽约只花一个半小时，所以这位发明家一个星期至少乘一次火车到长岛看一看。每次出行长岛，他都从头到脚打扮得漂漂亮亮，而且随身带上一位塞尔维亚男仆，给他提着一大篮子食物。
他一直担心安全问题。纽黑文的居民们，隔着一道长岛海峡，远远地醉心观看这座八角形高塔从北岸的树梢顶上慢慢升起，犹如种蘑菇人的神奇幻想。至于住在附近肖拉姆地方的城里人，都相信他们就要轮到名扬四海和工业繁荣的时候了。
（注：这里是多张图片，从211页到219页）
第十六章 嘲讽，非难和打击
“奇迹之塔”的圆木杆凌空直上，越窜越高，特斯拉毫不留情地逼迫他自己和一大批员工穷追猛赶。他将钱寄到德国，请无线电工程师弗里茨·洛文斯坦返美，不久洛文斯坦就参加了沃登克里弗的建设队伍。另外一位曾给爱迪生干过事的著名工程师H·奥蒂斯·邦特，也前来帮助修建实验室。
后来过了好些年，邦特说他不同意历史上对爱迪生和特斯拉选两位发明家的评价。他说，爱迪生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实验家和研究家，但是我认为他够不上一位创造发明家。”然而他认为，特斯拉“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天才。”
邦特经常陪同特斯拉作长时间散步。1901年l2月，当马可尼第一次发送跨越大西洋的信号那一天，他们俩呆在一起。他说；“看样子马可尼是抢在您前头了。”
“马可尼是个好样的小伙子，”他回答道：“让他继续干吧。他用了我的十七项专利。”
邦特还回忆说，特斯拉对他发明的用于战争的装置忧心忡忡。他刚刚在长岛海峡发射了他制成的无线电鱼雷模型，用这些鱼雷包围了一艘舰只，而且还将鱼雷起回到海滩上。他说：“奥蒂斯，有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权力搞这些东西。”
这位发明家的紧张工作日程，常常使人感到，他简直是一人顶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他设在纽约的实验室，变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的开会地点。晚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要进行辛勤的试验工作，还要编写专利申请报告和专业杂志文章，以及给编辑部写信。
为了和“该见”的人物见面——既看到他们也要他们看到自己，逼得他白天黑夜连轴转。他常常一连几天几夜不合一下眼皮。如此紧张的日程安排，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后果，使他的朋友被分隔成好几部分，各自占居他生活当中的不同角落，相互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一些心腹知己，例如约翰逊夫妇，也弄不清特斯拉一些新朋友有何特点，甚至不知他们是何身份。但这不是说，他们在特斯拉面前失宠了。
白天的时光特别重要，他要前去恳请他的恩主摩根尽快提供资金，提醒摩根通货膨胀已发展到快要翻船覆舟的地步了。他还会见了其他可能为他出力的投资人。他恳求制造厂提交机器设备，提供贷款。如果他留在纽约市里，他每天都写信向谢尔弗发出指示。
在1902年这紧张繁忙的一年里，倒是出了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英国开尔文勋爵访问美国。此人曾经声言，在两个有争论的问题上他同特斯拉看法完全一致，其一是火星给美国发来了信号，其二是节约非再生能源对全世界关系重大。开尔文也象特斯拉一样，认为应当开发风力和太阳能，以资节约煤，石油和木材。他宣称．应当尽快在房顶上安装风磨，用它来带动升降机和抽水，夏天给屋里降温，冬天给屋子采暖。
可是，爱迪生的看法与这些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大相迳庭。他认为，发生资源短缺的灾日至少要拖迟到“超过五万年”之后。他的理由是：光南美洲的森林就够作为劈柴烧五万年。
开尔文高度赞扬美国的“科学先知”，这明显是夸耀特斯拉，也是对这位发明家心灵的一种安慰。在德尔莫尼柯酒店举行过欢迎开尔文的宴会之后，这位英国人对大家说，纽约“是世界上灯光最为灿烂辉煌的城市”，是火星人能在地球上看到的唯一地方。
也许是美酒使人兴致大发，他宣称“火星正在将信号发往……纽约。”他的这番话，变成了第二天所有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过去当特斯拉发表同样的论断时，曾惹得满城风雨，争吵不休。而现在，这话出自开尔文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嘴里，科学界连一声都不敢吭，甚至霍尔登教授也不例外。这种态度上的突然变化，竞促使特斯拉的朋友霍桑写出了一篇错误文章，它与开尔文一时感情冲动讲出来的话相比起来，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文章说，很明显，火星以及其他年代更久远的行星上有人，他们曾经到过地球，而且年复一年的对地球进行观察，但是结果他们只能往回报告说：“他们尚不会接纳我们。”然而，一当尼古拉·特斯拉降生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可能他们（外星人）控制着他的发育成长，这有谁知道呢？”
一句话不要紧，但是这样一来，充满幻想的霍桑就播下了一颗种籽，后来经过别人添油加醋，竞发展到把特斯拉当成他们心爱的火星人。这种做法实际上损害了特斯拉的科学声誉。
霍桑一发而不可收拾，还胡诌什么有一次这位发明家留在半山腰孤零零的实验室里，天上给他悄悄发来了第一次信息。“别人也可能听到，但是没有介意……可是特斯拉的大脑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科学家相比起来，不能同日而语，一个是圣彼得的天灵盖，另一个是胡椒瓶。他早已训练有素，只等这一时刻的到来。信号的确没有落空。”
虽然从来没有人说尼古拉·特斯拉缺乏利己之心，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次他一定气愤得咬牙切齿，按捺不住提笔“感谢”这位朋友舞文弄墨，坑害别人。他写道：“写得太妙了，只有圣彼得的天灵盖和胡椒瓶不怎么样！”
然后他巧妙地将笔锋一转，继而谈到他在科学方面所关心的问题。“我一半时间象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罪人，一半时间又是一个最幸福的凡夫。一切不过停留于希望。可能要花几个世纪的时间，但是我切切实实感觉到，这一天一定到来！有一个问题已经在我的科罗拉多试验中解决了，我们能建造一台机器将信号发往离我们最近的邻居，这就象跨过你们那条浑浊的斯凯科尔河一样，肯定无疑。只要太阳系里还另外有人，他们也象我们一样知道如何使用这类装置，我们就一定能收到信息……。”
六月间，特斯拉将他的实验室从曼哈顿迁出，驻进沃登克里弗新建的砖楼。呆在这里，除了处理工程本身发生的紧急情况以外，占用他时间的其他事情就少了。只有参加工作的人员才允许进入这带地方。偏僻，宁静，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秋天纽约审理一件人命案子，传他去参加陪审团工作，他却把通知书搁到一边，完全忘在了脑后。不久之后他落得十分狼狈，报纸的新闻标题毕竟叫他清醒认识到了美国公民应尽的义务：“尼古拉·特斯拉罚款100美元——未出席法庭陪审团工作一一他现在后悔莫及。”他的确后悔，而且立即向法庭报到并赔不是。但是后来鉴于他反对判处死刑，才免除他参加陪审团工作。《纽约时报》援引了他的话，说判处极刑“野蛮，不人道，没有必要。”
马可尼依然是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当代英雄。相形之下，特斯拉的所作所为似乎不过是故弄玄虚。1903年2月，《电气时代》刊载了一篇批评文章：《尼古拉·特斯拉——他的大业和来竞宏图》。作者写道：“十年之前，特斯拉曾是最有大志的电学家。而今天，听到他的名字却叫人遗憾，这番大志全部落空了。”他曾经取得过确定无疑的胜利，但是时间隔得太久了，而现在他开始懂得，凡人的记性是多么可怜啊。
到1903年春天，特斯拉的资金问题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他再次被迫返回纽约设法筹措一些款项。即使是到了这步田地，他也没有完全放下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给谢尔弗写过于百封信，其中有一封要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巴克尔教授送去“一只手的骨骼照片（X光）……拍于科罗拉多……灯管是用我的系统进行无线操作的……”
当他回到长岛时，正赶上要把重55吨、直径68英尺的圆穹框架装到塔顶上。（按照计划，在圆穹表面要铺一层铜板，做成一个绝缘球体，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实现。）谢尔弗抓住这个机会提醒他，资金已亏空到危险程度，贷款人都很着急，即使摩根把他答应的15万美元的余额送来，也不足以付清现欠的帐单。而特斯拉觉得，摩根拥有足以左右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权力，他在很大程度上对费用的上涨负有责任。
4月8日他给这位金融家写了一封信：“您在工业世界里掀起丁轩然大波，其中一些浪头也冲击到了我的这只小船。结果物价比过去上涨了一倍，也许是两倍……”
摩根的资本仍然主要投放到铁路集中化以及其他有利可圈的事业上，他不同意进一步提供资金。过了两个星期，特斯拉再次写信给他：“爱迪生、马可尼、普平、弗列明和别的许多人公开嘲笑我的事业，声称我不可能成功。在此时刻，您给了我高尚的帮助……”
但是摩根依然无动于衷，特斯拉开始体会到绝望的痛苦，于是决定打出他最后一张王牌。最后他写信给摩根，和盘托出他的真正目标——不只是发射无线电信号，而且要实现无线输送电力。
7月3日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我早先把这事告诉您，您就会将我从办公室轰出来……请您帮助我，否则我们的浩大工程（已经接近完成）就要功亏一篑……”
过了十一天才见到给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