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缕的岁月，「那时候我们生活很穷，没什么钱。汉思在伯克莱一直是做part…time（兼职），他的工作也不属于中文系，有时教教中国历史，有时编编刊物——编一本叫《中国史译丛》的刊物，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九，整整十年，汉思都没有一份full…time（全职）的工作。」
「整整十年？可真不短呀！」我感叹着，想起自己在美国大学求职的经历——前后骑驴找马地花了六七年，已经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了。
「我那时候在伯克莱的图书馆做事，倒是有一份全职的工作。我知道他就卡在一个与中文有关的学位上，就说：『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 D！』」老人的语气变得短促、坚定，让人想起这位「张家四小姐」因为自小离家而养成的那种独立、执著、自助自强的个性。「我在伯克莱图书馆，做了八年全职的图书馆员。汉思后来申请上了哈佛的中文博士课程。他在哈佛的朋友很多，也很了解他，都知道他本来就拥有博士学位，就说，『很多课你都不必修了，你就多写文章就行了。』一九五九年，汉思在斯坦福拿到第一份正式的教中国文学的教职，我们便在斯坦福待了两年。那两年我就不做事了，孩子还小，需要照顾，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左）傅汉思（1916—2003） （右）傅汉思与胡适
「你的两个孩子……」我正要开口询问，老人接过了话头，「我们两个孩子都是抱养的。男孩子在伯克莱的时候抱过来，那时才刚出生，今年整五十了。到了斯坦福再抱养了一个，是女孩……」
老人忽然沉默了下来。我知道，在美国，照料孩子，一般是请不起保姆阿姨的。这位从小就在「干干」（奶妈）和保姆怀里长大的「张家四小姐」，在异国异域与夫婿一起白手起家，抚育教养一对儿女，其间经历了何等的艰辛，老人却没有多言。我本来想问她：在那些日日面对尿布奶嘴、柴米油盐的艰困琐屑的日子里，你还能花心思在书法、昆曲和诗词上么？话未出口，又觉得多余——前面不是刚刚还谈到，胡适喜欢到她伯克莱的家中写字；《曲人鸿爪》的第二集，不都是那一个时期度曲、唱曲的留痕么？
「汉思是一九六一年到的耶鲁。耶鲁一开始给他的就是副教授的职位，我们的日子就这样安定下来了。一晃眼，在这里也住了好几十年了。」 张先生环望着眼前的老宅，谈话的气氛变得轻松下来。我知道，在美国大学，副教授一般即是终身教职，往往需要熬六七年时间才能得到，耶鲁对此的要求更高。显然，汉思在那时候的学术成就，已经让校方「另眼相看」，并且很快，就升任正教授也即终身教授了。「我在耶鲁又恢复了做事，一直在他们的美术系part…time（兼职）教书，主要教中国书法，一直做到七十岁退休。还不时被耶鲁博物馆请去，帮忙给他们东亚部做事。」
一九八○年代，傅汉思、张充和夫妇与到访的何兆武教授合影。
耶鲁校园掠影
耶鲁校园的大钟楼
我提出要求：「给我具体说说汉思，说说耶鲁这一段的生活吧！」
「汉思的朋友多，人缘好，从来就没有什么复杂心思，」老人微笑着接过话题，「你欺负他，他也不知道，我就常常欺负他……」
我笑问：「你怎么欺负他呢？」
「他性子慢，我快。他一慢，我就急，俩人倒也没吵过什么架。可是说来也奇了，」老人笑眯眯地比着手势，「他性子慢，可比我的事情做得多；我比他快，可做的事情反而比他少，你说怪不怪？他不爱说话，闷头闷脑地做事。他对中国历史比我还熟，文章写得很多，做出的事情，一件就是一件地摆在那里，让我不得不服气。」
老人的语气里略带调皮，让人想起她个性的多面：娴静里不乏活泼，恬淡中藏蕴着锋锐、主见。
「在耶鲁这些年，我有两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是安娜，她是早年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学中文的，会昆曲，她的老师就是我从前老师的学生。她的笛子吹得很好。这些年我唱昆曲，都是她给我吹笛子伴奏。她一直在联合国中文部做事，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退休好几年了。另一位是咪咪（Mimi），她是美国人，原来在耶鲁博物馆做事，后来去了西雅图，做了比尔·盖茨的继母。」
我大吃一惊：「你说的比尔·盖茨，就是那位建立计算机微软王国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么？」
「对的，」老人笑着点头，「我认识咪咪的时候她还是汉思的学生，跟我学书法，学草书，她后来留在耶鲁做事，做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她人非常好，在这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我一直给她帮忙。后来她到西雅图博物馆去了，在那边认识的比尔·盖茨的父亲。去年，我在西雅图办的那个『古色今香』的展览，就是咪咪请我去，并亲自操办张罗的。我在那里，也见到了比尔·盖茨。」
我想起去年老人从西雅图回来，送我的那本装帧精美的展览图册，心里恍然一亮：坊间都传说比尔·盖茨有很深的「中国情结」，他近期宣布隐退后，首先在他的慈善基金会里专门设立了数目庞大的中国基金，举世震惊。我想，这一定与他有一位懂中文、专门做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继母有关吧？
没想到，一生与中国现代史中各种精彩人物有着广泛联系的张充和老人，在她的耶鲁岁月里，也与比尔·盖茨这样一位改变了当代世界历史的精彩人物，发生着如此间接却紧密的联系，这，真是我今天的一大发现。
谈话于二○○八年一月三日
七月二十一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审阅
「若还与他相见时， 道个真传示……」
关于「张充和为胡适的情人传信」的公案
那天，和张充和先生随意聊着那些旧人旧事，说着说着，又说起胡适来了——在我们近期的谈话里，胡适会不时成为重复「闪回」的话题。其实我注意到，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位沈先生」，胡适之，这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张充和的生命里程中，也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既是充和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那段著名恋爱故事里的大月老，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撮合作用；也是张充和当年以「张旋」的名字报考北大，以国文考试满分而数学零分，最终得以破格录取的关键性推手（胡适时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但并不知道「张旋」就是张兆和的四妹）；更是七七事变后，亲自在南京《中央日报》社（时张充和正顶替到英国留学的储安平，主编了一年多《中央日报》的「贡献」副刊），当着报社老总程沧波的面「强令」张充和马上离开南京，避过了随即逼临的烽烟战火的那位「救命长辈」。多年来，从一九三○年代的北平、南京，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后的美国生活时期，他们之间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保持着亦师亦友、时相往还的亲近联系。
于是，我们谈起了一个敏感话题——关于「左」、「右」。在张充和生活、成长的年代里，这是朋友交往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战前，左、右两方面的朋友我都不少，也都有不错的关系。」张充和淡淡地笑着说，「我历来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说，对政治感兴趣的朋友，要么不会跟我交往，要么这交往肯定跟政治无关。」
老人的话说得条理明晰。我心里，忍不住悄悄地在张充和的人生故事里 「画线」：若按左、右站队，她少女时代的老师张闻天、匡亚明，去过延安的卞之琳，左翼文坛的章靳以、巴金、老舍、黄裳，等等，自是属于「左营」的；「右营」呢，如果定义为自由派的文化人算「右」，胡适之、张大千、梁实秋，等等，则就光谱繁复了。但是，更多的，比如沈从文、沈尹默、杨荫浏，等等，其实「色彩散淡」，不容易这么二元对立……
她喝了一口茶，娓娓地谈到了胡适：「七七事变前，我在南京编《中央日报》的『贡献』副刊。那时候形势已经很紧张，我想赶回苏州老家去。胡适到报社来找社长程沧波，我去看他，他要我马上离开南京，听说我要回苏州，连连劝我说：『不要去，苏州回不去了！你一回去，就出不来了！』可是我不听劝。那时候已经兵荒马乱，苏州家里有个大摊子需要收拾安排。父亲办的中学那时候由我大弟张宗和当校长，与一位教务主任一起管学校撤退，根本走不开，家里的事我不能不管。我不听胡适的劝阻回到苏州，果然，一回去就遇到日本人的第一次轰炸，火车就被炸停了，真的出不来了。原来苏州驻着国军的『老五团』，日本人天天紧着要轰炸。我们躲到苏州附近一座山上住了一段，那是有山有水，空袭到不了的地方。后来，才慢慢地往西边撤，那时我二姐在成都，我就跟我弟弟一起，辗转跑到了成都。」
我说：「我记得抗战开始后不久，胡适就当了驻美国大使，待在美国很有一段时间。你和胡适的交往，是什么时候续上的呢？」
「就是美国后来这一段。我一九四九年结婚后跟着汉思回到美国，开始的时候，我在伯克莱图书馆做事，胡适开始在普林斯顿教书，也管过那里的图书馆。胡适后来也到伯克莱教过书，随后的年月，也不时过来访问。」
张充和朗声笑着说，「你可能想不到，他这么一个大学者，以后又做过大官，竟然不知道怎么借书！因为他不会填写图书馆的借条——从前身边都有助手、秘书代劳呀！所以，那时候在伯克莱，他要借书，都先来找我，我帮他填好单子，借出来放在我的桌上，他自己过来拿。所以他在伯克莱那一段，我们是来往很多的。」
老人说着换了一种严肃的语气，「可是，前几年，台湾《传记文学》发了一篇乱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