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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颔首微笑：「确实很热闹。我们那时候几家人一起吃饭，大家拿钱，请一个女工做饭。我们把钱交给汪先生，他负责统管。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以后到了台湾才结婚。他是我们大家的小朋友，也是我五弟的好朋友。他叫和宗，我五弟叫宗和。他没有自己的私人印章，我就把五弟不要的图章送他，反正图章的字，『宗和』跟『和宗』，倒过来看都是一样的，呵呵……他真的极能干，我是看着他起来的，他后来一直做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总务主任。那年汉思学术休假，我跟汉思到台湾住了一年，住南港的『中研院』。汪和宗很热情地招待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台风来了，他叫人把我们的窗子钉起来。哎，那是真正的『他乡遇故知』呀……」
谈起昆明旧事，屋里也像是弥漫着春城的和煦气氛。
「那时候的饭桌上，大家都喜欢开玩笑。杨今甫和沈先生都喜欢说笑话，一大桌子吃饭，总是高高兴兴的。开始他们都叫我『四小姐』，我说：『难道我没有名字吗？叫我「充和」吧。』那是抗战年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小姐』。可他们也不愿叫我名字，后来他们就去掉了『小』字，不管大小老少，都叫我『四姐』，除了沈先生和我三姐叫我『四妹』以外。」老人提起这段旧事，笑容变得愈加粲然，「为这事，杨先生就在饭桌上开我的玩笑，说：『对于有身份的人，喜欢不喜欢，称呼里该省掉哪个字眼，这可是很有讲究的！你看，蒋委员长，大家都叫『委员长』、『委员长』的，从来都省略掉那个『蒋』字，讲究就在这里——就像『四小姐』得省略掉那个『小』字一样！你看看他说的！呵呵……」
老人像少女一般地轻声笑起来。
我忽然想起另一段老人常常提起的惹她生气的玩笑故事，便说：「杨先生把你跟『蒋委员长』相比，你不生气；我记得章士钊先生把你比作『蔡文姬』，你可是真的生气了……」
「对对，那可是到重庆以后的事了，」老人的记忆又从战时的春城昆明，延伸到了嘉陵江畔的山城重庆，「在昆明编教科书的事结束了以后，我就转到了重庆的教育部去了。因为我在重庆登台唱昆曲《游园惊梦》，章士钊和沈尹默为此写诗唱和，我就认识了他们——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师长，我也常常跟着他们一起写诗、写字，来来往往的。有一回章士钊赠我的诗里，把我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诗里说：『文姬流落干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章士钊的诗是我的老师沈尹默传给我的。我一看就生气了。我是因为抗战从苏州流落到重庆，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怎么能跟因为被匈奴打败，流落到西域嫁了胡人的蔡文姬相比！我对沈先生说，这是『拟于不伦』，沈先生知道我是真生气了，就赶紧写了和诗打圆场。唉——」老人忽然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日后还真是被章士钊的诗言中了——我后来，不就真的嫁了个胡人，嫁到『西域』来了么？」
老人顿住了话头。窗外树上的残雪，给屋里投射出一片斑驳的光影。 我打量着这位常常被坊间称为「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的老人的侧影，仪态端重，衣鬓整然。我想：原来「才女」之谓，竟是「其来有自」呢——还在抗战年间，章士钊老先生就把年轻的张充和，比拟为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了。战争，国难，烽火，胡尘，飘零，沧桑……这些「不伦」的字眼，就这样投影折射到站立于时光之流的河岸两畔，这遥隔千年的两代才女身上……
谈话于二○○八年二月十九日
二○一二年五月二日于耶鲁澄斋整理毕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张充和谈卞之琳与「卞张罗曼史」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喜欢现代白话诗歌的人，都会读过卞之琳的这一名篇。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卞之琳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声名，是直接和《断章》名句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再别康桥》之于徐志摩一样。
一直听闻，卞之琳这一名篇，就是为张充和写的。诗中的那个「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的「张家四小姐」——张充和。所谓「卞张罗曼史」（「什么罗曼史哟，一点儿也没发生『罗曼』。」张先生在审阅此稿时笑叹），虽然不若现代文坛掌故里那几段著名的罗曼史那么有名——比如，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恋，郁达夫与王映霞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之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恋，等等；但是，在文学圈子和广大读者中，「卞张之恋」，也早已蜚声遐迩，传扬久远了。
可是，与张充和先生有过这么多的来往、交谈，我一直小心回避着谈论卞之琳，甚至有意无意地想延后进入这个话题（因为一定是会遭遇到的）。我担心触碰到老人家的一段伤感往事。然而，我随后就发现，这种小心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那天去看望张先生，看见茶几上散放着一本《卞之琳纪念文集》，好像是亲友刚刚寄赠的，我便借着这个话题，略带迟疑地开了口：「张先生，能给我谈谈卞之琳么？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卞之琳《断章》手稿，应是一九八○年的重誊稿。
这个答案有点出我意料。本来，我等着要听一出凄美悱恻的「罗曼哀史」呢。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的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从资料上看，卞之琳是一九二九年进的北大英文系。张充和是一九三四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此以前，曾在北大旁听课程。
「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钟情了？」
张充和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那，你给他回过信么？」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我注意到她随后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我年轻的时候爱玩，」张先生一边审看此稿，一边补充着，「我其实是常常和别的人单独出去玩的。唯独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单独出去，我不敢惹他。」张充和呵呵笑着。）
青年时代的卞之琳
抗战前张充和在北平（张寰和提供）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也至少不乏「花前月下」的。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
我打开案几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翻到里面的黑白图片，问：「那时候的卞之琳，是不是这个样子？」图片中，是一位五官平实、戴着圆框眼镜、神情木讷耿严的年青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老人默默点头，「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啰里啰唆的。」
我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啰唆。别人不了解，以为是我惹了他又不理他，他自己也老对别人说，我对他有意思——其实完全没有，说良心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惹过他。」
「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
「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当面想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张家四小姐，对么？」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的。我们在北平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就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