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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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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民进党及亲绿人士都曾经是国民党党员。


1978
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的状况,于是问老蒋
“我死后,‘*’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①(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②(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③(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④(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这是个很典型的讽刺蒋家的笑话。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车了,这是一条纵贯台湾南北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当初建成时,许多人批评这根本是一条超大型的养蚊场,因为根本没多少车子在上面跑,是富人专用的。但事后几十年证明,这条高速公路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让商品货畅其流地在台湾西部三大港间流通。甚至到了后来,台湾私家车变多后,这条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许多我这一代台湾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都有过年爸爸开车载着全家走高速公路回中南部老家的印象,并且,一定会被堵在路上好几个小时。本来南北往来只要四个多小时,这时变成近十个小时或更久,整条高速公路变成一个大停车场。在晚上看来,车尾灯就如同一条红红的龙,盘到地平线的另一边。
因此,后来当局又建了好几条方向重复的高速公路,以减轻车流负担。但高速公路在台湾除了交通功能外,还有很重要的战备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别设计来供战斗机起降的。
那几年,“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十大建设”是指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在这之前的台湾许多公共基础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处于欠缺、老旧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和深化总体经济发展,当局开始规划进行十个大型建设工程。这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
但当初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决定“十大建设”的计划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民众经济所得尚未提高,以及当时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等外交困境,可以说,台湾在发展“十大建设”时,当局是没有经费的。所以,有部分官员表示反对,但蒋经国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后来通过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十大基础建设”是举债建设。后来也证明蒋经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
以当时蒋经国的观念来说,他认为,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这应是一大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认为发展不仅要财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可以看到,“十大建设”里有七项是经济基础建设,对台湾未来来说,不管采取哪种发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设。
“十大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方面影响,的确给台湾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活风貌,但另一方面也牵动了政治与社会的演化。在人民知识与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要求政治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原来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已逐渐不能应对人民的要求了。


1979我的家庭
1979年对于台湾来说,实在是不怎么安宁的一年。1月1日,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年底又来了个“美丽岛事件”,我看当局头都大了。
但对一般百姓来说,1979年最大的事就是开放去岛外观光。在过去,只有经商、公务、留学等才能离开台湾,现在没有具体的事情,也可以离开台湾观光了,因此,香港瞬间就被台湾人“占领”。
而我家的大事就是,我妹在夏天出生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当局鼓励的生育政策是“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这种大家都会背的口号;另外,那几年还有一种口号叫“三三三一”,指婚后三年生第一个小孩,过三年再生一个,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我爸妈还真响应号召,刚好生了一男一女,一家四口,标准地迈入中产阶级家庭。
在这之前,台湾人总是喜欢多生,像我父亲就有七个兄弟姐妹,母亲家也有五个。越穷的人家越喜欢生得多,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但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过去台湾比较穷,一般百姓必须多生增加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了人口压力,当局开始鼓励少生。这几年口号又改啦!“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轻女观念。后来因为少子化的风潮,又改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众多生几个小孩。
总之,我多了个妹妹,只差我一岁而已。由于年龄相仿,所以我跟她不存在什么“哥哥保护妹妹”这种事,反而从小打架打到大:她咬我手臂我抓她头发,吵吵闹闹的,好不热闹。当然这样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家在这一年也留下了第一张全家福:妈妈抱着妹妹,爸爸挽着妈妈,我骑在小木马上。


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
1979年1月1日零时起,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或者从大陆的角度来说,是中美建交。
当时的台湾当局其实就是陷在这种迷思当中,以中国的正统自居。在蒋中正的时代,一直以极端的原则处理两岸问题,无形中也使台湾的国际空间缩小了很多。
总而言之,“断交”已成定局,民间再多的抗议和自发的政治运动,在大国博弈间也显得软弱无力。台湾少了个靠山,信心不足的人就纷纷移民,在那一年就有大规模的移民潮出现。于是,才有了蒋经国在那年的除夕谈话“渡过难关”的言论出现。
当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在记者会上表达台湾对“断交事件”的“严正立场”,他凭借英挺的形象,可谓一夕间爆红,成为媒体宠儿。就在那个台湾人心极大动摇的时刻,知名的民歌手侯德健也发表了《龙的传人》这首歌,整首歌词歌颂古老神州的庄严伟大、近代中国的苦难以及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当然啦,这首歌呼应当局的立场,在当局的大力支持下,立刻在台湾及海内外华人间歌颂一时。
而在社会上,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爱台湾”运动。比如,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小朋友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同仇敌忾,捐出自己的猪公扑满①来给当局买“飞机大炮”。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就想,飞机大炮不还是都跟美国买的吗?这个故事好像怪怪的。回到正题,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后,美军跟着撤离台湾,取而代之的是“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供应武器给台湾。台湾继续以“自由的灯塔”自居,一方面也是安抚民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的“*”已经成为笑话,只有当局继续喊得响,底下的响应一年比一年心虚,一年比一年微弱。
当然,美军在台时带来的一些经济活动也随之萧条,许多社会问题渐渐浮现,尤其是美军留在台湾的私生子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许多电影及文学作品探讨的对象。
此外,侯德健后来在1983年潜赴大陆,台湾当局感到脸上无光,遂把《龙的传人》这首歌给禁掉了,当时还成为许多人揶揄的事件。


1980台湾当年的电视台
美丽岛事件以及来年的大审,绝对是影响台湾*化进程的一件大事,不管是当初给台湾人民的震撼力,还是后来对当事人、辩护律师们的未来发展,都影响重大。
我当年还小,没什么感觉,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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