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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朋友比较常看的是《国语日报》。这是一个为儿童读者和学习中文者设计的报纸,字旁边都附有注音符号,也有些连载的漫画可以看,每个班级都一定会订的。
1月1日解除报禁后,报纸的篇幅马上多了起来,新成立的报社也如雨后春笋般,各种言论纷纷出现。
而发禁则是指,过去台湾的中学生有一定的仪容规定,在发型方面,男生一律都是三分头,女生则一律都理着耳下一公分,俗称“西瓜皮”的发型。发禁开放后,这个规定由校方自行考虑。实际上这是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解禁,因为在后来几年里,许多学校仍然是这样要求学生的发型的,不过通常会做到学校与学生都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说,学生可以留长发,但男生不得盖住耳朵,必须露出后颈;女学生不可以超过衣领,超过衣领者必须扎马尾,当然是不准烫不准其他装扮的,之后十几年才慢慢开放。而真正没有了发禁,真正完全彻底解除发禁,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事。现在高中生完全可以留任何发型,可卷,可烫,可染,想留多长都没问题。
发禁解除的隔天,1月13日,蒋经国就去世了。
1988年的1月13日,这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天是爸爸的生日。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在电视机前面,收看华视播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我娘抢着看台视的《还君明珠》。在接近八点半后进广告,广告播到一半,电视上赫然出现蒋经国的遗像。全家一阵愕然,画面也停在那里,时间好像顿时停止了一样。
电视上遗像定格好一阵子后,画面就突然切到国民党的紧急中常会上(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个党政不分的年代),画面也带到*在随后的宣誓就任上。
隔天到了学校,发现一早就弥漫着异样的气氛。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其实小朋友也不太当回事,但都能察觉到老师的神情有异。当天的朝会,降半旗。
这时候,学校中庭也出现了灵堂。每天老师都会带我们去鞠躬,然后老师就开始哭了。老师一哭,班上的女生也跟着哭,最后大家哭成一团。
“都是那些民进党把‘蒋总统’气死的,呜呜呜。”小女生一把鼻涕一把泪,愤愤不平地说着。
“新的‘蒋总统’怎么不姓蒋了?那以后要叫什么‘总统’?”小朋友也窃窃私语了,“李‘蒋总统’吧?”
那两个礼拜电视全都是黑白的,内容也都是些缅怀之类的影片,很无聊,并且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所以附近租录影带店的生意都特别好,当然都是掩着门营业的,你要先敲那个铁卷门,老板从门上小孔看到是熟客后,才开小门放进来。后来电视又变回彩色的,不过还是播怀念的影片,好多卡通及影集都看不到了。
对于这件事,学校老师还是掩不住感激的心情谆谆教诲着我们这群无知的小学生:那是因为宋美龄女士不希望影响太多民众生活,所以要电视台把节目改回来。讲着讲着,老师又忍不住哭出来了。
1988蒋经国去世(2)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遗体要从荣民总医院移灵到“忠烈祠”这档事了。路线是从荣总经我家前的天母西路转中山北路往士林方向。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路祭大队,学校给大家发块麻布别在手臂上,在天母西路两旁排开。
当时这个路线上,我家前面是块空地,还有一片废墟和杂草,像被炸过一样。但当移灵路线一公布,两天之内就变成铺满园艺用草的大草坪,几乎是我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难得一见这么有效率。
到了路祭当天,大家都别块黑布。但对于天天被关在学校的小朋友来说,其实都是以郊游的心情出校门的,所以一路上嘻嘻哈哈的。
一到现场,就看到大批民众已经排在路两旁,还有祭品也都出来啦!这时,前导机车已经通过,只听到路的那端传来一阵闷闷的声音,后来越近越大声,才发现是哭声如潮水般从远方随着车队慢慢涌近,然后这哭声又继续从路的另一端消失。车队走了之后,我们就带队回校了。
移灵到“忠烈祠”后,当时台北市各处都还有免费的“瞻仰专车”候车处,民众也踊跃地去谒灵,不过大部分人的心态都还是难得有机会看一次蒋经国就跟着去的,当然热血着在现场哭得稀里哗啦的也不少。
再过不久,电视节目又恢复正常了。因为停播太久,怕观众忘记剧情,所以每一台的连续剧都来个“精华篇”,一次看好几集,可*了。这也是连续剧第一次有精华篇的形式,但我也从此改看台视的《还君明珠》。
话说蒋经国早期在台湾,因有苏联政战的背景,因此负责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管制与监控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能积极走入民间,与群众打成一片。经过了各方面的历练,他不仅党政军资历完整,政治实力在国民党内也无人能敌,再加上蒋介石的刻意栽培,很自然就成为接班人。
在蒋中正的时代,台湾上下都是为了“*”而作准备,所以,对于台湾本地的开发并不积极。蒋经国掌握权力后,也许是深知“*”已遥遥无期,进而才将注意力转到延续台湾发展的各项重大经济建设之上。
他在“行政院长”任内,虽然内外局势剧烈变化,但他带领的一批技术官僚,却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完成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有了更飞快的增长。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新旧交替、激荡不断的时代,虽然是专制当局,也总算看清了时势,能采取宜时的决策,为台湾*及经济的发展奠下重要的基石。
当然,这些历史的尘埃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几代后才可能会对功过有更客观的评价。现在有许多人开口闭口总是“蒋经国在位的时候……”似乎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好。我想,其实可能是怀念当时经济正在全力发展,人人埋头苦干、同舟共济的充实感吧!现在大家都富了,反而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了,有些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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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拼才会赢》席卷台湾
这一年,有一首歌一经推出,瞬间便横扫了整个台湾,大街小巷都在放,后来也席卷了整个华人社会。虽然是首闽南语歌,可影响所及,以致于前几年我在太行山的深山里旅行时,都听得到开拖拉机的师傅在哼着这首歌,那就是《爱拼才会赢》。
这首歌的原唱叶启田,在更早期就已经是台湾的知名歌星,早期的一些歌曲如《内山姑娘》、《墓仔埔也敢去》后来也不断被翻唱及重制。但他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因故犯罪入狱,人生顿时跌到最低点,出狱后却又以一首《爱拼才会赢》咸鱼大翻身。
因为这首歌太火爆了,在当时不管走到哪一条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公园里跳土风舞的在放,殡葬队伍在放,运动会在放,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选举时候选人的宣传车也都会放这首歌。
叶启田后来也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爱拼才会赢》,有点儿他的自传性质,但稍显胡闹了一点儿。而他后来的一些歌,如《浪子的心声》、《故乡》等,也一样脍炙人口,不愧是宝岛歌王。
在台湾,似乎每个时代都有那么几首代表当时的歌,这些流行歌曲如同串起了台湾的历史。
比如说战后的台湾,经济不发达,生活也比较艰苦,有些人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低下的工作,如沿街卖零食、收破铜烂铁之类的。有许多人为了家计,只好放弃学业出来工作。当时就有一首歌叫《烧肉粽》,是这么唱的:
“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痛(疼爱),让阮读书几年冬,出业头路(工作)无半项,暂时来卖烧肉粽……”
其实这是一首非常心酸的歌,那个时代许多孩子因为家境清苦无法继续升学,只能在半夜街头大喊烧肉粽叫卖。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经济开始发展,大家都为了改善生活环境而努力,为了赚更多的钱,可以没日没夜地加班做工。当时,台湾第一个电视台台视开播了,很快就有了综艺节目“群星会”。那操劳的工作之后,身心自然需要松弛,大家挤在电视前观看综艺节目里歌星的演唱便成为通俗的娱乐。于是,群星会的主题曲,就成为当时的流行歌:
“群星在天空闪亮,百花在地上开放。我们有美丽幻想,为什么不来齐欢唱……”
“群星会”算是通俗娱乐节目的代表,但年轻人或知识分子总是相对叛逆一点儿,总觉得这些是“靡靡之音”,所以,上世纪60年代也是西洋音乐流行的年代。因为那时美军驻台仍有美军电台,因此许多年轻人也喜欢收听美军电台的音乐节目。在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就可以看出当时西洋歌曲在学生中的流行。
另一方面,在海外,许多异议人士因为流亡而有家归不得,他们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黄昏的故乡》:
“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时地叫我,叫我这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渡鸟,孤单若来到异乡,有时也会念家乡。今日又是听见着喂,亲像在叫我的……”
这是当时海外的台湾人在聚会时最常唱的歌,以解思乡之情,结果这首歌也因为这样被禁。
20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可说在“外交”上节节败退,但另一方面,因为如“保钓运动”等因素,民族主义也被激起。随后“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开始了,舍弃了西洋流行歌,开始自己作词作曲,比如说三毛的词,李泰祥的曲,齐豫的歌,细腻又清新的歌词,触动了年轻人的心。另一方面,当局因为政策需要,推行“净化歌曲”,所以靡靡之音如“群星会”,也在此时被迫停播。
1979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气氛紧张又风雨飘摇,有办法的当然都到外国去了,但留在这里的,就更需要团结一心。那几年,最流行的不是讲情唱爱的流行歌,反而是像《梅花》这样的歌曲:
“梅花梅花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梅花坚韧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
另一首当时很红的歌就是《龙的传人》,这首歌在官方授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