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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的城墙里。随着对比尔了解的加深，弗朗西斯渐渐明白了这个青年的复杂过去以及他糟糕的家庭情况。在汉密尔顿，比尔总是和家住附近的同学一起过假期。“他连圣诞节都不回家过。”在比尔心中似乎有着一个至死都无法释怀的伤痛。弗朗西斯继续说道，“他被自己的父亲深深地伤害过，这就是他和自己生命中最亲密的男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让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变得格外强烈。”
比尔的父亲，弗朗西斯·魏恩·马斯特斯，是个吹毛求疵的暴脾气男人，在家动不动就会发怒。在皮特尼·鲍斯邮资清算公司（Pitney Bowes postage meter pany）担任旅行代理人的弗兰克·马斯特斯，因为要去各地开办事处的缘故，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比尔和他的弟弟弗朗西斯——几乎跑遍了整个中西部地区。他们从不会在某一个地方长住，1915年12月27日比尔出生的时候，马斯特斯一家还住在克利夫兰，不久之后就搬往了匹兹堡，此后又在艾文斯顿、伊利诺伊、休斯敦城外的一座农场、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短暂住过。弗兰克·马斯特斯的愤怒和暴力多数爆发在他大儿子那些情有可原的缺点上。瘦瘦弱弱的比尔因为家庭暴力而得过两次败血症——一种血液感染——足足让他卧床休养了好几个月。整日的高烧最后导致比尔的左眼轻微有些斜视。
他的角膜周围，特别是外侧，也留下了一圈明显的白斑。比尔的一生都带着这样的“白眼病”，这让他的眼神总是显得有些无情且让人不安。“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会斜眼看你，就好像你不在他跟前一样。”比尔的校友艾迪生·沃德韦尔回忆说，“他的眼睛时常让他显得十分冷酷。”
12岁的时候，比尔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考入了中学，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个错误。马斯特斯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的我真的很小，根本不可能像学校其他男孩那样处理社交方面的事。”由于太小太嫩，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和女孩子约会。而在家里，比尔日复一日地被虐待着。弗兰克·马斯特斯对自己大儿子的愤怒不断地化作暴力，殴打简直是家常便饭。“我父亲会把我叫到房间里，锁上房门，然后用他的皮带抽我（而且经常是用皮带扣的那一头），”比尔叙述道，“每隔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他都会狠狠地抽打我一次，直到我瘦小的屁股开了花流下鲜血来他才会停手。”这种皮带式的鞭打总是毫无征兆、突如其来，永无止境的殴打让比尔感到十分无助。比尔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除非我下跪求饶，否则他会不停地抽下去。”不屈不挠的比尔总会激起弗兰克愈发凶狠的鞭打。母亲听见比尔痛苦的尖叫声后，总是想方设法地进行阻止。“我清晰地记得，母亲死命地拍打卧室的门，想要让发了疯的父亲住手。”然而，伊斯塔布鲁克斯·泰勒·马斯特斯在丈夫的暴力恐吓之下，也显得害怕而又无能为力。弗兰克凭借自己的拳头掌管着整个家，在这个家里没有人可以违抗他的命令。长大之后，比尔回忆起自己母亲所遭受的待遇时说道：“他一张口别人就得为他做饭，母亲的选票他也会强行干涉。所有新衣服必须经过他的审查……所有的决定和事务必须由他决定和检阅。”
比尔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患有脑膜瘤，一种长在脑子里并会引起持续性头疼、人格改变以及情绪失控的肿瘤。他一直都没搞明白自己父亲时不时发作的暴力行为是否就是缘于这长久以来脑子里的毛病。“他得肿瘤有多久，这肿瘤又是如何影响他的行为的，我只能靠猜测了，”他写道，“遭受自己父亲的摒弃是一件让人痛不欲生的事，特别是在我还只有10来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仅越来越将我排除在家庭成员之外，甚至都已经不认我是他的儿子了。”
弗兰克·马斯特斯和大儿子的最后一次接触是送他去新泽西州的劳伦斯维尔学校，一所位于普林斯顿和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之间的寄宿学校。弗兰克·马斯特斯年轻的时候也上过预备学校，但是决定送走比尔的人是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她希望以此帮助自己的儿子逃离丈夫的魔爪。比尔的大伯母萨利·马斯特斯为了答谢比尔爷爷当年慷慨地借钱给她在纽约多布斯码头创立私立女子学校，这次主动承担了比尔的学费。于是，14岁的比尔离开了位于堪萨斯城的家，在父亲的陪同下坐上开往劳伦斯维尔的火车，开始了漫长的旅程。他们中途在纽约逗留了一会儿，父亲带他去了最有名的餐馆，还带他去看了人生第一场百老汇演出。在大城市度过的这个周末令比尔非常开心，父亲的宽宏大量让他感到震惊。“但我始终隐隐约约觉得，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事后他回忆道。
在火车开往特伦顿的路上，弗兰克·马斯特斯履行起作为父亲的另一个职责： 传授儿子一些关于性爱的常识。弗兰克开口说道：“你知道，夫妻两人会一起做一些别人都无法理解或知晓的私事。”儿子全神贯注地听着，而他则是满脸通红、额头冒汗。同车厢的一位母亲立马带着女儿转过头去，并暗示弗兰克，他的谈话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弗兰克未去理会，继续着自己的话题。长大后的比尔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说道：“他跑题跑得一塌糊涂，还大声地坚称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停地表达着自己关于力量和感觉的信念。直到如今，我依旧不知道当时他究竟想要告诉我什么。”
到达劳伦斯维尔之后，弗兰克·马斯特斯带着儿子游览了一圈自己所熟悉的旧地之后，两人一起来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和他们简单地聊了聊，并祝愿比尔在新学校里一切顺利。在返回堪萨斯城之前，弗兰克·马斯特斯给儿子买了人生中第一份冰激凌圣代——一种冰激凌加糖果的调制品，有点像他自己年轻时喜欢吃的那一种。“我以为冰激凌圣代是他向我抛出的橄榄枝，”比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谁知道，我大错特错。”相反，他们到了火车站之后，弗兰克·马斯特斯站定，告诉自己的儿子，他被遗弃了。有了伯母萨利承担他接下来4年的费用之后，他宣布：“我觉得我对你的责任已经尽完了。”作为父亲，他会寄一些钱给比尔，圣诞节也可以让他回家，但仅限于此。他警告儿子说，不要向母亲或其他亲戚求助。“你是时候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弗兰克对自己年幼的儿子说完这句话后，再见也没说一声就转身离去了。那一晚，比尔不停地哭泣，最后在泪水中睡着了。
在劳伦斯维尔，年轻的比尔坚忍地学会了自力更生。他参加足球之类的各种体育活动，没日没夜地泡图书馆——直到上了大学以及医学院之后，他依旧如此。他总是声称：“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所以不得不努力学习，才能勉强通过考试。”在劳伦斯维尔，比尔和其他男孩相处和睦，其中包括卡尔顿·佩特，他的父母邀请比尔到他们纽约的家里一起过感恩节。敏感的佩特太太很快就看出了这个年轻男孩所遭受过的伤害。比尔后来回忆说，“当她问及关于我父亲的情况时，我向她彻底敞开了心扉。讲完关于我的那些遭遇时，我俩的眼睛里全是泪水。”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里面还有一笔足够支付往返特伦顿和堪萨斯城旅费的现金。尽管如此，他不在家期间，家里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比尔在回忆录中说：“在我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父亲对我几乎是视而不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比尔还是像母亲担心的那样，宣布圣诞节的第二天就启程离开——不在家过他12月27日的15岁生日。数年之后他愤愤不平地解释说：“我只是觉得，作为报复，将来我也不会赡养他。当他说家里不会再资助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接受了他丢给我的残酷考验。”
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劝儿子赶紧忘了这个念头。在比尔的父亲出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促膝长谈了一番。比尔说：“她试图想要为父亲开脱，却又找不到一点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他对我的暴行和态度。”比尔非常同情自己的母亲，在他看来母亲简直就是父亲嚣张跋扈的世界里一个活生生的囚犯。在比尔眼里，自己的母亲就是两种女人的合体。在儿子面前，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母亲，勤勤恳恳、劳劳碌碌，给孩子最好的关心和照顾。另一方面，用比尔的话来说，她是“父亲的妻子”，一个契约用人，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的女人，总是由别人告诉她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尽管母亲不停地恳求，终究还是没能劝和父子两人的关系。
圣诞节的第二天，弗兰克·马斯特斯如儿子所愿，开车送比尔去了火车站。比尔的15岁生日没有点着蜡烛的蛋糕，也没有餐桌旁唱起的生日快乐歌。母亲偷偷塞给他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3张20元、3张10元、3张5元以及3张1元纸币。比尔琢磨着，这份礼物的背后是否有什么隐藏着的信息，然而他始终也没有找到机会询问母亲这个问题。接下来的4年里，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只在私下里偷偷地和儿子保持着联络。白天中午趁着弗兰克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借用邻居的电话打给儿子。她也会写信并寄些钱给在寄宿学校的儿子，然而比尔一次也没有回信谢谢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防止父亲发现，让她本就惨淡的家庭生活变得更为困难”。
比尔这次圣诞节在家短暂的逗留是他最后一次见自己的父亲。3年之后，比尔结束了劳伦斯维尔的学习，考入了汉密尔顿大学，父亲也因为不断恶化的脑肿瘤去世了。那个时候，比尔和母亲以及弟弟弗兰克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了，远得无法再回到从前。每当学校里的其他男孩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圣诞节或其他假期时，他渐渐学会了如何冷酷地应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