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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接下来的谈话基本围绕着钱的问题。“如果你支付我一天300美元的报酬,那我就答应。”沙利文说自己当时这么对他说,“每一个客户(为期10天)我要得到3000美元的报酬。这就是我的报价,因为在家乡我就赚这么多。”她抵达圣路易斯,在帮患者进行治疗之前,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首先给她进行了一次妇科检查。不久就离开诊所前往东海岸的科罗德尼一直都对使用代用者一事有着矛盾的看法,但他遵从了马斯特斯的意思,比尔对于沙利文的能力期待非常高。“比尔显然这么觉得,在那些男人自己所找的不同代用者之中,她很可能就是最好的一个、最有资格的一个。”科罗德尼回忆说。
沙利文说,自己一共完成了大约300个病例,在圣路易斯至少做过6次代用者。她逐渐熟悉了这里。在诊所的复印间旁她暂存了一辆自行车,方便去森林公园的湖旁骑车放松。“在某些方面,我就像是他们收养的女儿一样。”她回忆说。上过心理学课程的沙利文意识到,成为一名代用者会给其他人带来快乐和幸福,这是她自己人生中不常有的经历。“我当时才20多岁,还在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她反思道,“做代用者并没有让我的灵魂堕落——在做代用者之前我就已经堕落了。我的父亲是一个会殴打妻子的人。我从没见过父母恩爱的样子。”担任代用者,在那些告知她该做什么的老医生的指导下,沙利文从某种程度填补了心理需求。“我来自一个问题家庭,当我选修比尔·哈特曼的课程并开始学习关系与爱时,我感到自己需要一个父亲。”
代用者与患者之间没有什么亲密时刻,她们就是治疗团队的无情感工具。她们不能做治疗决策或心理评估。“我是那种实事求是的代用者。”她说明道,“当他们有心理问题时,在来找我之前,治疗师通常会尝试进行处理。”代用者都很小心移情这个问题,以防病人可能会对她们产生情感依赖。然而,在一个病例中,沙利文却犯了这个基本的错误——她爱上了自己的客户。
一名30岁左右的富裕外地律师雇用沙利文帮助他治疗“勃起功能障碍”(ED)——阳痿的标准名称。“关于客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告知的信息少之又少,因为我不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这位年轻的律师慷慨地在查斯公园广场预订了两件单独房间,在他们不在诊所或无需在他房间进行感知练习的时候,她可以单独睡觉,有属于自己的隐私。两个星期当中,沙利文比通常情况更多地与这位客人聊天、去餐厅吃饭、在公园散步。作为两个同在这座城市的陌生人,沙利文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位不知名并感激她让自己重获男子气概的人。身为一名代用者,她一直将身体关系与个人情感分得很清楚,但这一次似乎有些不同。“这是一个罕见的情况——这一点也不专业。”她回忆说,“这是我的需求。一个专业的代用者不会这样,不该有那样的情感。我爱上了那个家伙,就和普通人一样。”
当客户治疗结束的时候,她向负责这个病例的治疗师马克·施瓦茨吐露了自己的情感,说明了他们是如何在做爱时渐渐产生感情的。施瓦茨明白她遇到的困境,并给了她简单的建议。
“就把它当做是一场夏日的浪漫经历,最后两人分道扬镳。”据她对这次对话的回忆,他当时是这么建议的。
沙利文说她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是一个代用者。我没法违反我的伦理原则。产生感情没什么,你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不过,如果付诸行动就有点不专业了。”
沙利文飞回了南加州,而律师则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她永远也不知道的地方。
“现在,欢迎约翰尼!”
1982年9月9日,《约翰尼·卡森今晚秀》(Tonight Show Starring Johnny Carson)为其喜剧主持人配备了助理广播员艾德·麦克马洪。塞弗林森博士带领着全国广播公司的乐队,嘉宾——演员乔治·西格尔负责班卓琴。在开场白中,卡森一连说了好几个关于加利福尼亚、医生的裤子、罗纳德·里根总统、拉什莫尔山以及职业足球员罢工的笑话。在最后一个诙谐的评论中,卡森提到了当晚的另一位嘉宾——莫林·沙利文。
沙利文坐到卡森身旁接受采访,非常直率地谈论了自己担任性爱代用者的生活。他们聊了她是如何找到这份工作的、她所面对的问题、所处理过男人的年龄范围,以及和客户发生肉体关系是什么感觉之类的话题。当卡森对着镜头做鬼脸取悦全国观众的时候,她展示了如何用手进行爱抚。沙利文告诉主持人,通常可以在美国西海岸或东海岸找到性爱代用者。她从没提及自己曾经在中西部著名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担任过性爱代用者。当她愿意上节目的消息传出之后,卡森秀之外的露面机会接踵而来。她成为了性爱治疗中这一块声名狼藉的领域里最卓越的女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代用者网络。“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她自夸道。
然而,谈到圣路易斯时,沙利文感到明显的不安。如果她莫名其妙地提到了他们的研究所,就会爆出一场巨大的丑闻事件。尽管对于马斯特斯过去的成就尊敬有加,他最亲近的同事们如今也非常担心其与沙利文以及其他女人的秘密接触,她们对研究所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那份来之不易的名声造成了威胁。马斯特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都在跨越禁线、智斗批评者以及所谓的道德守护人。但是现在,他似乎还没有注意到现实——他们很可能因为其严重的伪善以及存在问题的伦理评判而遭到控诉。他以为没人会发现这些。他对沙利文以及其他代用者的秘密安排是疯狂的,马克·施瓦茨说。虽然这在当时绝对是“违法的嫖娼行为”,他还是举出了当时那些被代用者改变了人生的患者作为范例,比如那个没有社交能力的30岁处男。“这是个双重困境: 如果他们患有阳痿,那么就永远也找不到性伴侣;如果没有性伴侣,那么他们就永远也不能逆转自己的性功能障碍。”施瓦茨解释说,“这是他治愈的关键,但他总是离陷入麻烦只有一尺之遥。”
也许最担心性代用者计划的人是吉尼·约翰逊自己。尽管她曾经非常擅长为自己的项目招募女志愿者,但后来她还是觉得代用者并不是一件值得冒险的事。芭芭拉·卡尔弗特丈夫的那起严重的诉讼差点毁了他们。唯恐再次被控告的约翰逊回忆说:“我认为,其中充满了不利因素。但是他仍旧一直坚持这么做,尽管很清楚我是怎么想的。”她提醒他,研究所绝不能成为那些潜在违法行为的交易场所。
诊所的会计员唐娜·马丁尼经常接触那些代用者。1982年,马丁尼被聘用之后不久,就听到了关于诊所欺骗公众的传言。“当人们问起是否有代用者时,他们永远会回答说没有——但他们其实有,一直都有。”她说,“他们从没有真正公开代用者项目的事情。”在每一个病人身上,马丁尼会收取诊所标准的收费,此外还有另外一张支票,用以支付代用者这笔额外费用。她记得至少有4个女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过报酬。“我从没拿到过什么收据,因为他们不希望留下任何纸质记录。”约翰逊的首席行政助理旺达·鲍恩负责确保马丁尼对代用者项目以及所有可能目击的事情保持沉默。“人们总是对所发生的事很感兴趣。”马丁尼回忆说,“旺达通常会说,‘现在,如果有人问你在哪儿工作,你就说我在为一个西尾区中部的医生工作。’我一直都没明白其中的原因,但她总是有点神神秘秘的。”
代用者可能通过性传播疾病这一点比起金钱交易更让人担心。1982年8月,《时代》通报了生殖器疱疹的传播——称它为“当今社会的红字”,并在杂志封面上标注了一个大大的红色“H”。一年之后,致命性的艾滋病毒的出现则带来了更大的威胁,那些勃起功能障碍的男人很少使用安全套,这令情况变得尤为严峻。此前沙利文在工作时从来不使用避孕工具。“在个人生活中,我会使用避孕药。但那时我们很少使用安全套。”她回忆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出现之后,安全套才成为了必需品。”警惕着感染的威胁,沙利文也不再轻率地让病人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插入自己的阴道。对于染上这个致命疾病的恐惧让代用者与渴望性生活的病人之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起初,这真的很可怕,让人提心吊胆。”沙利文说,“我们努力地分散对性交的注意,因为重要的部分不是插入,而是那些为此准备的过程。好的客户会在他可以插入之前停手。然后他会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
不过,疾病和金钱都没有终止沙利文的职业生涯。1984年,在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代用者之后,她前往圣路易斯接了两个不同的病例,中间仅相隔一个周末的时间。一时兴起,她决定放一个短假,长程跋涉去堪萨斯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做一次健康水疗。在回圣路易斯的时候,她冒着暴风雪依旧继续赶路,生怕错过了自己第二个病例的预约。在湿滑的高速路上,她租来的汽车撞上了另外一辆失控的车辆。在这次迎面冲击中,沙利文的脸撞上了方向盘。她的整个左侧颅骨粉碎性骨折,还伴有其他毁灭性的损伤。“没了眼窝,没了鼻子,没了颧骨,肚子上多了无数个洞,肺也损毁了。”她叙述道,“我昏迷了好几个星期。”
在圣路易斯,关于沙利文遇到了几乎致命的交通事故这一新闻引得满城风雨。如果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性爱代用者计划败露了,那么全国的媒体无疑会发现她在密苏里州所做的一切,从而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陷入险境。吉尼再次表达了自己对比尔的反对。最终,在经历了数个月的手术以及康复治疗后,沙利文的自行车被运送回了加利福尼亚。她想要继续自己的代用者工作,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