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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困扰，缺乏商业头脑的比尔和吉尼把这一情况变得更为糟糕，董事会成员唐娜·威尔金森回忆说。两位研究者都不喜欢向人要钱，可如果你不想向人索求，那就很难筹集到资金。1983年，研究所董事会终于批准进行一次有组织的资金筹集活动。“他们应该退休，我们希望确保研究所以及他们的研究可以继续下去。”筹集资金期间担任诊所第一任发展部主任的丹尼尔·J·沙利文说。但是，除了少数心怀感激的老病人，诊所很难找到可靠的资金来源。当与他们研究相关的一些商业投资提出要入股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了，就和当初科罗德尼建议对诊所进行特许经营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录像机的出现，“时代生活”（TimeLife）公司给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份150万美元的合同，请他们录制一系列讲解他们著名治疗方法的录像带。但是这对夫妇在出价面前退缩了，他们觉得这笔钱压根不够。即使诊所的财政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他们还在担心自己是否会吃亏。马斯特斯听取了研究所律师沃尔特·梅特卡夫的谨慎建议，似乎对于这份合同完全没有兴趣，而约翰逊当时好像正全神贯注于其他事情。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业务拓展一事，以及那些想要以他们的名义赚钱的人始终都很谨慎。虽然性爱治疗领域的欺骗情况会引起人们小心而合理的质疑，但他们的忧虑感有时也伤害了那些想要合理发展事业的重要同事。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马歇尔和佩吉·希勒告诉马斯特斯，他们即将要发表一本名叫《性爱漫话》（Rapping About Sex）的作品，其内容是基于之前在大学校园里与学生公开讨论的一些录音。他们本打算在书的封底提一提他们目前所属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他觉得我们是利用他的名字为自己谋利益。”佩吉回忆说。马歇尔争论说，每一个作者都会在书皮上注明自己的背景，而马斯特斯依旧坚持己见。几个月后，希勒夫妇决定离开诊所返回密歇根，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极力劝说，他们还是执意要走。
除明确了这个他已经为之工作10多年的研究所的未来前景之外，科罗德尼在时代生活录像带这一工作中没有获得任何直接的好处。他已经成为了诊所的助理主管，监督培训工作。同时，他还指导内分泌研究部门的琼·鲍曼以及其他人员，该部分工作主要是研究违法药物以及处方药对于性功能的影响，以及诸如糖尿病、癌症、高血压是如何影响性生活状态的。做医生颇具天赋的科罗德尼还拥有一定的商业心得以及写作能力。他收集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1977年举办的研讨会中性爱治疗领域伦理问题方面的文章，将它们整理成了基本专业书籍，包括1982年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人类性学》。数年之后，在未发表的自传中，马斯特斯称科罗德尼是“一位独一无二、富有天资的人”，并承认“在我们一起发表过的几本书中，他做了绝大多数的写作工作。”
数年以来，马斯特斯一直表示科罗德尼会成为他的继承者，就如《时代》杂志对他的描述，“显然的继承人”，但约翰逊对于这种变化始终心神不安。没有高级学位的她在自己丈夫退休之后需要依赖于一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要么科罗德尼，要么其他有证书的人——来帮忙管理诊所。她一个人没法完成这些，尽管马斯特斯越来越不顾日常决策，对于医疗相关事件也赋予她相当大的权限。在陪伴马斯特斯参加了好多年的科学会议之后，科罗德尼终于在他们的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并几乎成了约翰逊的对手，特别是在他赢得著名的全国专业服务奖之后。唐娜·威尔金森起初并未明白约翰逊和科罗德尼作为两个高智商活跃分子之间自然会产生的摩擦，她后来回忆说：“他们的关系相当紧张。鲍勃开始获得很大的认可，这理所当然。虽然这对比尔来说并不是什么麻烦事，因为我认为比尔会觉得‘这才是我的人’，是我培养出来的学生，但是这对吉尼却产生了一点威胁。”
高大挺拔、一头黑发的科罗德尼留了点胡子，让自己显得年长一些，他一直以获得过最好的教育而骄傲——包括哈佛的学习以及马斯特斯的指导，比尔曾是他心目中富有远见、天资过人的偶像。他的言语和行动都经过深思熟虑，十分精确，并且难以掩饰自己对于平庸之人以及约翰逊业余嗜好的厌恶。他后来声称，“我不相信吉尼看过那几本以我们共同名义出版的书。”虽然诊所内少数几个员工富有天赋，科罗德尼却始终没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缺乏扎实医学训练的成员，他认为这样的训练对于诊所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有些人从没有经历过治疗培训，有些人则对人体生理与解剖知之甚少，还有些人的背景完全不相干，比如神学。“因为聘请具有一定程度专业知识的人，需要花费金钱，而我认为他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不希望其他任何一个人出类拔萃。”十分敬佩科罗德尼专业地位的威尔金森说。然而，当马克·施瓦茨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入的时候，科罗德尼遇到了一个竞争对手。一头金色长发、表情冷峻且自信，施瓦茨作为治疗师的完美技术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学位让他成为了科罗德尼那种正直却缺乏热情的方法最真实的补充。“所有人都认为科罗德尼应该（成为马斯特斯的继承人），他也表明了这一点。但马克（施瓦茨）出现的时候，两人关系紧张，因为我认为马克觉得他自己也可以的。”作为治疗师和两人都共事过的梅·比格斯·洛纳根回忆说。
备受信任的科罗德尼曾一度被马斯特斯质问说是否过于逾越规则，或者是否精神和体力已有所不济。科罗德尼记得，1972年，在他从哈佛回来后不久，马斯特斯就隐晦地对他说过，年老的橄榄球运动员并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该卸下战袍。在深思熟虑之后，比尔还提及了那些持刀过久的外科医生。然后他一把抓住科罗德尼的手臂，径直地看着他的眼睛。“我打算请你为我做这件事。”他非常严肃地说道，“我们要长久地一起工作。如果你发现我开始迷失，希望你能让我停下来，并告诉我是时候离开这个岗位了。让我不至陷自己于难堪之地就是你的责任。”
尽管这段独白看似很夸张，科罗德尼却明白了马斯特斯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感觉——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内心自信的优越感，他绝不允许这种自信消逝，更不允许一点点的差池。马斯特斯渐渐变老，他不再敏锐，特别是在公众面前甚至会头晕目眩，科罗德尼却不忍心提醒自己的导师。当然，如果科罗德尼想要成为他的继任者，他就不能执意让马斯特斯减慢节奏，或者彻底停止接诊病人，这样会表现得有些自私。此外，科罗德尼感到自己所提的那些事关研究所未来的重要建议几乎都被忽视了。在力劝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研究所搬到纽约时，他的挫败感显得尤为明显。他主张说，在美国的媒体之都他们的名气会进一步提高，他们革新的疗法会进一步被医学界所接受，并且将吸引更多的病人。在一张题为“纽约办公室的优势”的便笺上，科罗德尼指出，“研究所将对国际客户更具吸引力”，并且“可以增加资金的募集”。科罗德尼的家人定居在纽约，他无疑认为这个主意很具有吸引力。考虑到比尔和吉尼对于搬家的偏爱——他们卖了拉杜的房子搬到了圣路易斯的另一个地方——这项提议也不无理由。但是约翰逊说她不向往纽约，她不想彻底从他们长久以来的基地搬走，去一个可能会遇到更多批评声的地方，特别是那些顽固的弗洛伊德学派的批评声。许多纽约的治疗团队已经开始使用他们的技术，其中包括康奈尔的海伦·辛格·卡普兰、哥伦比亚大学的亚历克斯·乐维、长岛的萨利·舒马赫。约翰逊和马斯特斯都不想从头再来，特别是在他们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当然，其中还有一个他们未说的担心。尽管他们两人都越来越依赖科罗德尼，但约翰逊仍旧不太信任他。“他非常聪明，强烈地希望能够支配整个研究所。”数年之后她回忆说，“他想把所有一切都搬到纽约去，回到他的家乡。但是说来也奇怪，我们其实非常高兴他能接手这一切。”（但他们强调，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必须愿意留在圣路易斯。）吉尼始终认为他们的诊所植根于中西部将受益匪浅。“如果回到东部那个老派医学的世界，我们就不得不改头换面，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被那儿接受。”
最后，科罗德尼决定离开这里自谋前程。在一份详细的便笺信里，他概述了所有自己实施或督导的项目，以及继任他的人应当具备的资格。他搬到了康涅狄格州，当时的妻子南希以及他们年轻的女儿都在那儿。他开了一家自己的行为医学诊所。科罗德尼答应继续担任研究所的董事一职，并会偶尔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