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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持续在实验室里观察性爱却让比尔和吉尼自己充上了电。尽管在志愿者面前他们保持着白大褂式的严峻风度举止，但整晚的强烈反应都带到了事后他们对于所观察事物的讨论之中了。男女搂抱抽插、吮吸亲吻、爱抚交媾的场景；男女身上的香水弥漫着整个检查室，充满了温暖和迷醉；肉体缠绕的场面以及激情的拥抱，就在单向镜之后的他们眼前，最后，这一切打破了马斯特斯对于自己实验所定的界限。当其他人都回家之后，比尔和吉尼之间关于做爱技巧以及研究对象的理论性谈话很快就转到了他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不到一年，比尔让他们的工作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做爱也成为了工作的一部分。
唯恐实验室里这些鲜活的诱惑会导致一些对病人不合适的“移情”，比尔建议他们将自己爆棚却备受压抑的激情瞄准彼此。他把它说得就像是高速行驶的火车头的放气阀，是一种避免脱轨爆炸的方式。他辩解道，与其冒着纠缠或迷恋病人的风险，不如在他们自己之间小心谨慎、悄无声息地解决掉。吉尼对弗洛伊德移情理论的了解似乎成了接受比尔建议最方便的借口。或者也许有些男病人以及医生表现出的对吉尼不得体的兴趣引起了比尔自己内心的警觉。一如他的本性，比尔用自己坚定的职业声调提出了这个建议，就好像是一个为了促进他们科学理解而绝对合理、超然的、敷衍的方式。“他当时说得很有道理，”数年之后她回忆说，“马斯特斯和我一起做的所有事通常都是出于专业目的。当提出性行为时，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仿效我们的研究对象’，注意力必须放在对方身上。他以此作为亲近的理由。处在一个热情性爱的环境之中，你绝不能和自己的病人或者研究对象发生任何依恋关系。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也有许多医生和病人之间发生了关系，并一直持续着，这很致命，会让这样做的医生感到羞愧。”
通过彼此发生性关系，比尔说他们可以彻底检验最有效地达到高潮或者防止过早射精的方法。依赖影像记录，他们可以亲自看看“不断增加的性紧张所引起的浅表血管充血”——他们称之为“性的红晕”——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从而更精确地在论文中对它进行解释。马斯特斯坚持自己的主意纯粹是以医学的名义，是医生拿自己做试验这种古老历史的一部分。
有一天晚上，在最后一个研究对象离开之后，马斯特斯医生和他的女同事脱去了衣服，在一张铺着医院绿色床单的单人床上，上演了他们一直想要理解的生理反应。还不到35岁的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她的老板来说无疑充满了吸引力——一个美丽的女人，浑身上下全都是激情在释放，而且在办公室里留意着每个细节，热情地讨好。松下自己的小领结，脱下自己笔挺的白衬衫，比尔展露出自己运动员一般的结实身体，这些年他都保持着良好的体型。这一刻，他确切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并且很权威地做了。脱光了衣服，他命令吉尼尽可能地保持专业。这些邂逅不应该超越他们科学需要的范畴，不能带入杂乱的情感。通过为了纯粹的临床目的而和他发生性关系，吉尼再次确认了自己对事业的献身。这也是比尔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情感完全不在一起，”她回忆说，“他只是把我看作是‘团队’的一员，是他的研究人员。那本来就是他所提出的。”
在妇产科医院，同事们怀疑马斯特斯可能和他的助手有一腿，就和其他医生与他们护士之间发生的一样，但没有人把它挑拨说出口。有些人认定吉尼是主使者，一个离异女人计划着套牢一位热门的医生。另外一些了解他们的人说工作的性质——在实验室里观察成百上千次性交——压垮了他们以及所有客观的借口。罗杰·克伦肖医生，一位后来与门诊做治疗师的妻子进行合作的精神病学家，在和比尔的私人谈话中听说了所发生的事。“作为一名治疗师，唯一能看到病人裸体的时间是在体格检查的时候。但比尔和弗吉尼亚开始发生关系时他们周围的环境涉及相当明确的性爱，我可以想象满腔的性欲需要得到释放。”他解释说。和吉尼以及比尔都是好朋友的迈克·弗赖曼说，实验中的性能量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就像看到一头成年公马和母马——会让每一个人都变得兴奋，”他陈述说，“他们处理的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毫无疑问他们会很快就在感情以及性爱上沦陷。”弗赖曼在1961年年初自己的婚礼上发现了证据。婚礼后，迈克和他的新娘在出发去蜜月旅行之前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弗赖曼夫妇在楼上的餐厅吃完饭，喝过几杯之后回到楼下他们自己的房间。在找钥匙的时候，迈克听到旁边一阵响声——比尔和吉尼突然从隔壁走出来。
但这些假象以及场景并不能解释半点真相。在一开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承诺，当然吉尼也不是像那些男同事所推测的破坏分子（小三）。相反，当时有一个两人都拒绝承认的硬性协议。他们最亲密的助手罗伯特·C·科罗德尼医生（Dr。 Robert C。 Kolodny）和他们一起共事了20年，作为共同作者出版了好几本书并发表了好些医学论文。他考虑过写一本关于他们俩的传记，到处询问关于他们关系的初始。只是等到和比尔——这个一直被他视作导师和朋友的人——聊了几个小时，并和吉尼的版本进行了对比之后，科罗德尼才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在她接受工作不久之后，比尔就对她做了明确的说明，成为性伙伴是要求之一。”科罗德尼说，“比尔认为这是双方都同意的事。他指出，这些是他提出的，吉尼只是同意而已。但吉尼对此的理解和处理，是把它当作不带感情的事务，是工作所要求的一部分。我所怀疑的是如果她不赞同这一点的话，可能就不会在之后被聘用。我打赌她是知道并感觉到了的。”比尔预想了一个“蓝图”，用科罗德尼的话来说，其中他的女助理会和他发生性关系，以此作为更深入理解他们通过观察所研究的课题的途径。在吉尼还是个满大街找工作的平凡人物时，他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工作关系有这个要求。对于她来说，她依旧不过是一个友好的拥有一些打字技能的普通员工，他一直都很平淡地对待她，直到他确定她赞同他的计划。如果吉尼“决定不参与那个计划”，科罗德尼知道她“会被取代掉”。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一起工作的早期阶段，她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贡献。”吉尼对于他们工作的重要价值只是在这个私下协议达成后才显现出来。比尔天真且错误地相信他的情欲可以局限在实验室里。可他们的工作晚餐相当浪漫，比尔没有半点借口。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对莉比的结婚誓言，也忘了诺亚·温斯坦法官与吉尼的亲密关系。他力劝说，如果他们两人保守这个秘密的话，不会有人发现的。“我不觉得他们俩任何一方会觉得这是一件浪漫的事，”科罗德尼谈论到他们的初始时说，“那纯粹就是性爱。”
数十年之后，在被告知科罗德尼的回忆时，吉尼停顿了一会儿，就好像听到了一个让人不悦的事实一样。因为这个版本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向世人所描述的版本，或者与她告诉自己孩子以及父母的版本，或者努力说服自己的，都大相径庭。吉尼似乎吓了一跳。科罗德尼是比尔的朋友，吉尼经常不同意他的观点，常常会起争论。她声音里流出的感情显露出长久以来的伤痛。“完全是比尔的主意——我压根不想和他发生关系，”她坚持着他狡猾的掠夺，她尽量调整的声音中带着对他们性关系起源的愤怒，“我得到了一份工作，我想要这份工作。”
对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来说，外向的热情以及私下的默从所得到的回报相当丰厚——这座城市最有名的大学里一份研究工作的职位，一份远超出她证书所能达到的刺激且高要求的工作，以及不需要再求助别人便足够养活自己两个孩子的金钱。1960年，吉尼令人羡慕地作为共同作者与比尔一起在明尼苏达州医学会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医学研究论文，题目是“女性： 性反应的解剖”。对于像吉尼这样只有普通背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一下子把她和马文·格罗迪、维拉德·艾伦以及其他与马斯特斯医生共同署名的华盛顿大学医生放在了同一平台上。更多共同署名的医学论著、慷慨升职以及重要职务接踵而来。她在工作中的突起——他大胆赋予她信任，这种表面上的透明掩饰了关于她的贡献可能不单单只是在实验室的经验观测等谣言。其他医生怎么会这么心地高尚、进步开明地和一个女人分享他应得的聚光灯？但这些特殊待遇是以她从未敢提及的代价获得的。“他提升我的职位，我不断收到回报，”吉尼解释说，“我其实一点也不够资格。”
特别对于比吉尼还年轻的那一代女性来说，这样的提议可能会被看做是不合适甚至是非法的性骚扰，会带来毁灭职业生涯的法律诉讼。“也许是有点（性骚扰），但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认为，”她承认说，“他是一个高年资的医务人员。”20世纪50年代末，新聘用的秘书不会指控医院顶层医生在性行为上的轻率行为，也不会拒绝晚饭时他们的耳语。如果这些女人不同意在酒后激情一把，那么她们白天的工作经常就莫名地丢掉了： 要么自动辞职，要么就是周末接到一份解聘通知。吉尼在两段失败的婚姻之后，拖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进入华盛顿大学，想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她想要，也需要通过教育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人生。她说她无法承受丢弃这些的后果。迫于个人情况以及那个时代的背景，她只好顺从，并没有表现出受到冒犯或者拒绝与比尔发生性关系。她毫无抱怨地接受了他的提议，一部分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