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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ro）病区专门收治有色人种及其孩子。弗赖曼对那节体检教学课记忆犹新。这位瘦小的女人是个寡妇，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面容却还算年轻。当医生例行询问她一些健康问题时，她的双手始终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蕾丝围巾。在诊疗快结束的时候，马斯特斯清清嗓子，一如往常，问了一个问题。
马斯特斯问道：“请问你最后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
一直低头看着地板的这位老妇人一下抬起头，盯着马斯特斯的眼睛。然后她露出一丝笑容，回答道：“马斯特斯医生，我这个年龄的女人，很难可以找到一个好朋友。”
弗赖曼对于此次谈话的尖锐程度甚是吃惊。马斯特斯让所有男医生明白了，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在处理女人私密问题时，必须要以一种专业的方式进行，并且需要体恤每一位病人的人格和情感需求。“那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弗赖曼回忆说，“我从他那儿学会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问得恰当，那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答案’。通过询问，他了解到她还有性生活，而且仍旧具有这方面的吸引力。”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妇产科手术方面的不断创新为马斯特斯在学术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他是全国首先运用骶管麻醉的人之一，这是一种将局麻药注射至脊柱下端的骶管内、从而达到缓解分娩时疼痛的麻醉方法。这种麻醉方法避免了乙醚麻醉或全身麻醉所导致的孕妇意识丧失及其相关风险，对于复杂病例来说是一种更好的麻醉方法。作为共同作者，他在1953年发表了一篇报道这项技术的学术文章，分析了很长一段时期内的5000多例分娩病例。在1955年，马斯特斯和维拉德·艾伦在《美国妇产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rics and Gynecolog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处理子宫瘢痕相关盆腔疼痛的手术新技术论文，帮助了成千上万遭受这种妊娠相关慢性疼痛的妇女。这种疾病后来被称为“艾伦马斯特斯综合征”（“AllenMasters” syndrome），有的地方甚至会把马斯特斯的名字放在前面。他的头脑是那么富有创造力，双手又是如此灵巧，激进的他支持为绝望中的病人寻找新的手术方法，比如说，他就曾经给好几个先天阴道缺无的女人进行过阴道重建。从这些病人身上，马斯特斯意识到，正常的性功能对于病人的心理健康来说是何等的重要。马斯特斯的同事马文·雷纳德医生记得，在阴道重建术刚开始开展的时候，马斯特斯就曾给一名年近20岁的病人做了这个手术。术后她对马斯特斯感激万分，就好像由此重获新生一般。“病人不能因此而怀孕生子，”格罗迪说，“但至少可以从此享受性生活。”
在马斯特斯关于激素、不孕不育以及常常被死板的妇产科所忽视的患者性生活情况研究中，维拉德·艾伦绝对是个完美的支持者。“如果没有维拉德·艾伦，就没有这一切，他才是真正的老板。”马斯特斯的下属约翰·巴罗·马汀医生解释说，“他和比尔·马斯特斯关系非常亲密，因为这个，比尔才可以做到这些。”就科学而言，艾伦有着自己的原则立场。在妇产科医院，对于那些要求产后做输卵管结扎绝育手术的病人，只要她已经生育了5个或以上孩子，并且她们的丈夫也同意，血液化验报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艾伦都会尊重她们自己的意愿。数十年之后，输卵管结扎术成为了那些不愿生育的女人最常见的选择。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圣路易斯，艾伦的政策震惊了所有员工和病人。“在这样一个天主教社区以及大学的背景下，这完全是一场革命，”马汀说，“对于成为舆论焦点，艾伦也习以为常了。”起初，马斯特斯跟随着艾伦一起研究激素替代疗法，探索如何为那些激素耗竭的女性人为地补充雌激素和孕激素，从而让她们重焕新生，缓解那些绝经所伴随的不适症状。在华盛顿大学的起初10年里，马斯特斯以自己的名义总共发表了40多篇学术论文。由艾伦为其接生了两个孩子的艾拉·高尔，对于这样两个性格脾气截然不同的男人可以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成为如此亲密的朋友感到非常惊讶。他说：“维拉德·艾伦是个极为随和的人，几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的时候。比尔·马斯特斯则是能力出众，许多在他的治疗下怀上孩子的病人都把他视作圣人。但就本人而言，他并不是一个外向开朗的家伙。”
到了1953年，马斯特斯在华盛顿大学的第10个年头，他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了不孕不育症的治疗上，主要帮助那些不孕不育症夫妻进行生育。他在妇产科医院开展了不孕不育研究项目，并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精子库。哈佛、哥伦比亚，以及全国各地的大部分教学医院都在开展类似的工作，但全都不如华盛顿大学领先。马斯特斯精湛的技术对于那些急于怀孕的人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物。多迪·约瑟芬·布罗德黑德说：“因为比尔·马斯特斯，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是所有家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8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没能怀上自己的孩子。后来我们找到了比尔·马斯特斯，多亏了他的精湛技术以及不孕不育方面的深刻研究，我成功地怀了孕，也因此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她就是在马斯特斯的生日那天出生的。”后来多迪和自己的丈夫约翰与马斯特斯成为了朋友，特别是她，对马斯特斯尤为感恩。
多迪·布罗德黑德患有受孕困难，而她的丈夫则是精子数量较少。据她推测，这大概是因为以前他做海军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时所受的那些重力负荷所导致的后果。在接受不孕不育治疗时，对于像布罗德黑德这样的夫妇，起初部分是关于性知识的基础讲解。在这段期间，陪着马斯特斯一起接诊的弗赖曼回忆说：“人们对于生育的无知让我大为吃惊。他希望女人可以了解什么时候她们最容易受孕，让男人明白他们该如何做爱。”
那个年代，不孕不育的治疗工作引起了全社会的一片骂声。“通常都是一些男人开的玩笑，”多迪·布罗德黑德回忆说，“无非是说人们都是去接受比尔·马斯特斯的亲身测试，说她们都用纸袋子蒙着脸去的。”面对着极小的受孕几率，绝大多数的成功夫妇都愿意和自己亲密的朋友分享经验和细节，大家都希望自己能赢得孩子这个“大奖”。当布罗德黑德成功地在妇产科医院产下自己的女婴之后，马斯特斯依旧平和却饱含激情地对她说：“现在，多迪，别以为你找到了神奇密码，放下这些，赶紧趁热打铁，再生一个。”马斯特斯提醒她注意，女人在第一次怀孕之后，可能会患上继发性的不孕不育。“一旦你进入了怀孕模式，那很快就可以怀第二胎，而且会比第一胎更好。”
丽塔·里维斯和他的投资银行家丈夫艾德也曾因为不孕的困扰找过马斯特斯看病。“毫无疑问，我想要个孩子，”丽塔·里维斯回忆说，“当我一直没有怀孕的时候，我的医生向我推荐了马斯特斯。那个时代，没有人会谈论性。”马斯特斯很快就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下接诊了他们，在那里，丽塔完全看不到其他病人。“我想他这么做的原因是要保护他的病人，”丽塔说，“人们肯定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一点，丽塔十分感激马斯特斯。“后来，我终于成功怀了孕——这对于一个不育症患者来说是个莫大的成功，”她说，“他还亲自为我接生了这个孩子。”如果这样的成功没有很快实现，那么夫妻会尝试一系列提高受孕机会的方法，马斯特斯手下的一名高年医生艾尔弗雷德·兰普回忆说。这些方法包括指导夫妻如何改变传教士体位以帮助准妈妈们接纳往下流的精液。怀孕这件事常常会用到许多“正常夫妻不会考虑的”姿势和方法，兰普解释说，“比如通过阴道分泌物的检查来确定排卵的确切时间，以及丈夫通过自慰的方式收集精液，或者从安全套里把射出的精液收集起来。”丈夫们经常带着装满精液标本的纸袋子过来，就好像带饭上学的学生一样。对于那些丈夫是不育症患者的女人来说，最后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精子库里的精子，这些精子通常都是由医学院的学生捐献的，受孕机会相当高。“我们告诉别人，我们的精子库是由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全体学生捐献的，我们会对发色、瞳孔颜色以及基本背景资料进行匹配，而且会有些吹嘘地告诉他们，我们会让医学院的院长挑选一些高材生作为捐献者，”马斯特斯的一名住院医生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使用我们捐献者的精子进行受孕的患者，成功率可以达到90％。”马斯特斯的名声被传开之后，全国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从海外专程前来咨询这位生育专家的病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多迪·布罗德黑德记得，有一次预约，他们在检查室里等了半天才等到了马斯特斯，心烦意乱的他满脸抱歉。作为莉比·马斯特斯的朋友，多迪连忙询问他怎么了。
马斯特斯回答道：“我接诊了一位可爱的女士，却不得不告诉她，她患有不孕症，而且彻底失去了怀孕的可能。”他气馁地解释说，根本无济于事。他说，她的丈夫想尽了一切办法，只想要个儿子。停顿了片刻，他继续说道：“更为糟糕的是，她是伊朗国王的妻子，而他又不得不有个继承者。”
事实上，伊朗国王对苏拉娅（Soraya）可谓是一见钟情、情真意切。他的首任妻子是一位埃及公主，那段没有爱情的家族联姻为他带来了一个女儿，但没有生下男孩做他的继承者。不久，苏拉娅不能生育的消息就传开了。伊朗的政客和宗教领袖们向国王不断施压，要求他尽快为国家生个男孩以有朝一日领导自己的民族，维持政治的稳定。凭借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而上台的这位亲美国王，在一次险些遭遇暗杀之后，眼前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尽管这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