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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秋季，我大学的最后一年，学校里风花雪月的恋爱游戏因为即将到来
的毕业分配纷纷结束，每个人都在为今后的前途奔忙。
我是从图书馆里被另一个系的同学找到，说有一个姓方的人在宿舍里等我。来
人个子不高，大约30岁的样子，我们从没见过面。我诧异的一瞬间，他已经在自我
介绍，说他就是当年那个人的同学，一个久已不再提起的名字又像天籁一般鸣响了，
刹那之间无数的问题涌上来，我不知该如何开口。同宿舍的女孩很知趣地走了，只
剩下我和这个陌生人。我等着他告诉我，那个曾经发誓要娶我的人这么多年的消息。
“我先找到你原来的中学，说你考到了这里，又找到这里的教务处，查到你的
系和宿舍。”方文中坐下来，看着我，顿住了大约半分钟，“他让我一定要找到你，
然后告诉他你的消息。”
“他，在德国吗？”
方点点头：“和他姐姐一起生活。”
我们又不知该讲什么了，他似乎在期待着我问什么，又好像是专门来告诉我什
么重大消息的。相视良久，方说：“本来，他是准备自己回来找你，他拿到了博士
学位，留在大学里工作，他希望回来亲口告诉你，他还是要娶你的……但是现在情
况有了变化……”我的脑子里忽然装满了很多这类电影中的情节，他有了女朋友，
就忘记了当年的许诺……
“其实，他不用请你来告诉我这些。我从来就不是他的女朋友，我们之间没有
任何约定。”我像受辱一般地脱口而出。
“你误会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方急切起来，“这么说吧，他现
在自己不能回来，因为，一个月以前，他出了一起车祸，现在，他的两条腿都做了
截肢……”
我愣愣地站着，不知站了多久。方是什么时候、怎么走的，我都不知道。我的
床头有他留下的信，还没有打开。我久久地抚摸着白色的信封，他的一双长眼睛从
我熟悉的字迹中倏地升起来。
你好吗？
所有的信你都可以不读，这一封你一定要看。我想告诉你我有多么想证明你错
了，我有多么想看见你惊喜地面对突然出现的我，我有多么想让你知道我终于可以
来履行我的诺言。但是天不给我机会。我是多么不想让你失望，然而现在悲观的人
是我……
我奇怪我真的没有哭，我一遍一遍读他的信回想当年却一点也不想哭。我只是
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凝视迎面的一棵粗壮的槐树。我问我自己，假如我没有自始
自终地拒绝他，假如我和他像那些相互依赖的恋人一样鱼雁传书彼此抚慰，假如我
们在亚洲和欧洲的天空下一起盼望一个永结同心的时刻，他，还会不会有今天的遭
遇；我，还会不会有今天的追悔？我曾经寄希望于时间能够告诉我什么是真实，如
今时间用另一种真实回答了我的疑问。
在方带来了他的消息之后，过了大约三个月，我才给他寄去了我们相识以来唯
一的一封信。信非常之短，我告诉他，其实当年我一直在期待他留下，就像现在我
期待他回来。
（四）
方来过之后，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倒是我们因为都是他的朋友也成了偶尔走
动的朋友。他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善良的方从不在我面前提起他。只有
一次，我们一起看一部叫做《留住有情人》的电影，结束的时候，方突然对我说：
“他是下定了决心要帮你忘记他，跟那时候拼命要让你记住他一样。”
1996年7月的一天，方打电话给我：“我实在忍不住，必须告诉你，他回来了，
参加一个德国文学研讨会，已经三天了。你要不要见他？”我一时语塞，他似乎猜
到我在想什么，“你自己决定吧，我给你地址和电话。”
7月12日，天气非常的热。我选了与当年的衣服最接近的一件白色T恤和一条旧
牛仔裤，来到他暂住的首都宾馆。我下意识地在门边站了一会儿才抬起手来敲门。
我们在门里门外同时愣住了。他坐在轮椅里，脸色多少有些苍白，他应该已经是33
岁了。唯一不变的是那双充满问候和喜悦的眼睛。我对他伸出双手，他微笑了。我
恍然又听到了二胡乐曲的动人旋律，恍然又回到了从前。时光仿佛在倒流，已经在
做着必须开口说话的记者职业的我又变回当年那个只愿倾听的小高中生。
“你一点也没有变。”他的长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使我不敢正视。我沉
默了很久，终于开口问他：“四年前，我给你写过一封信，你收到了吗？”我想说，
四年前我几乎下决心要照顾你一辈子你知道吗？
他的声音从来不大，但是对于我从来都十分清晰：“我知道。但是那样对你不
公平。如果我不能让你无忧无虑地生活，我就不是原来的‘灰人’了。那样我也会
难过。”他像是要掸去什么一样挥了挥手，“你记得那年那枝玫瑰吗？”我点头。
“你走的时候忘了拿，我就把它夹在书里，结果那一页书都染红了……”往事如烟，
我慢慢闭上眼睛，让逝去的感觉再次潮水般袭来。我轻轻地说：“现在我告诉你，
那是我一生的第一枝来自异性的鲜花，我留下来，是因为我不敢接受。我胆小，是
因为一切都完美得让我害怕。”
“现在你是成年人了，还那么悲观吗？”他的一双大手交握在齐刷刷斩断的腿
上，态度从容。
我望着这个给过我许多第一次的感觉的人：“还是的。我在心里向往着美好，
但是现实要求我必须更多地面对残破……”
“比如你和我。”他机智地盯住我，“是吗？”
一时之间我无法回答。伴随我这么多年的自责又一次拥塞在心头。那么多个假
如，我无论如何说不清楚。
还是他打破了沉默：“北京这么热啊！”我没有应答，他微笑着递给我一包纸
巾，一语双关地说，“欧洲现在在下雨呢。”
我的眼泪无声无息地滚落下来，怎么也忍不住。
（五）
他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北京返回德国的，我不得而知。我在我们最钟情的秋季收
到他寄自德国的信：
你好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当时有一种感激充满了我的心，看来天还是宽厚
的。有些理想是永远没有机会实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不可以有梦。
……
我不想让你活在自责和后悔之中，你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青春而对另一个人抱
歉，我不是你想一起生活的那个理想的人，我接受这样的事实，尽管我非常希望通
过我的努力和你的等待能够使我有条件变成那个人。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其实
我刚刚躺在异国的医院里时就已经不这么想了。
……
“认识你的时候我25岁，我相信乐观可以战胜困难。今年我33岁，我明白了不
管悲观还是乐观，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和你所遇到的一切面对面。”我在
灯下读他的信，仿佛他的长眼睛就在含笑注视着我。我很想知道，此时此刻，欧洲
的天空下雨了吗？
我曾经说我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我信天。天是有知觉的，她知道人世间的一
切，她给人一个无法预料也无法规避的劫数，她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让人明白从前
不明白或者不是准确地明白的一切
给你一个后悔的机会
认识瑞特的时候，我已经过完了20岁生日，大学还没有毕业。到今天回忆起来，
我都觉得，那一年除了一如既往地厌恶着所学的专业之外其实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时候我被介绍到一家美国公司打工，做财务部的行政助理。所谓助理，其实
和杂役没有什么两样，包括复印文件、打字、打扫卫生以及接电话和传真等等，无
所不做。我的工资是计时的，每个小时8块钱人民币，因为我不必保证每天都来，只
要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完就可以了。
那年瑞特说他“快要40岁了”，是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也就是老板。他天
天坐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的一张大班台后面，我们很少见面，碰上了也仅仅是点头
致意。
在这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叫我Jane。即使就是这样一个代号，
瑞特也根本不知道。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比别人晚走三到四个小时。别人下班后，我就利
用公司的电脑干私活。一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愿意发表我的3万字的小说《最后一盏
碧螺春》，我必须把它打印成一份像样的文稿，并且把软盘一起提供给那个因为我
在读大学而在稿酬上格外吝啬的编辑。然而远远高于钱的成就感对我吸引力十足，
我干得非常投入。
稿件敲完最后一个字的那个晚上，我沉浸在自己编造的陈年旧事中几乎落泪，
完全没有注意到此刻高高大大的瑞特就站在我身后，我吓了一跳。
瑞特笑着对我说：“我在门外看了你几个晚上，今天见你写完了，才敢进来，
我不知道你还是个作家。”我心想这下完了，今晚就要“开路”，不过稿件已经敲
定了，走人就走人吧。但是我还是说了声“对不起”。
瑞特却很和善，他说：“能让我看看你的作品吗？”
我疑惑地看着这个灰眼睛的美国人，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怕我不懂，
是吗？我父亲研究东方哲学，我在美国学过四年中文，而且我有字典。”我只好顺
从地把文稿交给他。
这晚是瑞特第一次开车送我回家，用的就是那部后来被我叫做“马”的白色卡
迪拉克。我们一路无话。在到达我家所住的居民楼底下时，我说了两个词：“谢谢，
再见。”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公司，我的文稿已经整整齐齐地躺在桌子上透明的文件夹里。
9点整的时候，人事部的一位小姐走过来对我说：“瑞特先生请你去一下。”
见到衣着严肃的瑞特，我有点发慌。像我这样临时打工的人，见老板的惟一原
因恐怕就是听一句客气的辞退。甚至，在这样的公司，最低层的员工想和老板面对
面地说些什么都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