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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坐上秧秧的破长凳，她就迅速地用一块灰色的、显然是从旧棉毛衫上
剪下来的布头把长凳擦了一遍，笑眯眯地看着我坐下。
秧秧从她摆在铁盘子里的羊肉串中挑了看上去最饱满的七支肉串，烤在炭火上。
也许是因为有些阴天，集市上的人不多，我可以一边吃一边跟秧秧聊天。她告
诉我她11岁，名字叫做“秧秧”。我问她为什么是这样的两个字，她想了一下，说：
“就是秧苗的秧，秧苗不是在地里长的吗？我妈说叫这样名字的人好活。我妈还说，
女孩子的名字不用讲究，反正女人就和地里的草一样。”
跟昨天比起来，秧秧活泼了很多。我让她坐在我旁边，她说“不行”：“哪有
卖东西的跟买东西的坐在一起的？再说，人家看见我坐着，就以为我已经不卖了，
不行。您吃，我看着，就好。”
秧秧说她不是兰州本地人，她的家在刘家峡那边，是个小村子。
这时候有人来买羊肉串，秧秧用她11岁的小手麻利地烧烤、加调料、收钱，又
嘱咐客人不要把钎子带走，俨然一个老摊主。我在一旁慢慢吃东西，一边就在猜想，
这么小又这么能干的秧秧为什么会来到兰州这个城市，又为什么不在家乡上学呢？
客人走了，我就问她：“秧秧，你怎么不上学呢？”
秧秧的脸色开始变得有些沉郁起来，紧紧地抿着嘴唇，目光也低垂了。
我想起了那些被捐助才得以上学的孩子，也想起我们知道的那些还没有机会获
得捐助的孩子，也许秧秧也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分子。
气氛沉闷了一会儿，秧秧抬起头来：“不是我不想上学，是我妈说女孩子上学
没有用。我上过学，上了三年呢。后来，我弟弟也要上学，我妈就让我回家了。现
在我弟弟就在我上学的那个学校，老师还是原来教过我的呢。”
为了证明上过学，秧秧告诉我，她会写字：“不信，我给你写一个。”我于是
掏出随身带的一支蓝色的记号笔，递给她。她握着粗大的笔，没有写字，而是充满
了艳羡和惊叹地看着这支在我的工作中必备的、因而也是极为普通的笔，翻来覆去
地看着，不知道怎么把结实的大笔帽拔下来。我帮她拔下笔用，她又开始端详比一
般的钢笔或者圆珠笔要粗一些的天蓝色笔心。
端详了一会儿，她问：“阿姨，你的笔是外国的吧？怎么一个中国字也没有？
都是些拼音。”我告诉她，这支笔是施得楼牌的，施得楼是世界上出产很多好用又
好看的笔和其它文具的公司。在北京，有很多商场都卖这种笔，很多人喜欢用。
秧秧小心翼翼地握着笔：“好多钱才能买吧？”
我忽然就有了一种心酸的感觉，这个11岁的小女孩在本来应该她读书的年龄在
这个市集上卖着便宜的小吃，而在我的生活里那些和她同龄的孩子在现在这个时间
正在看电视里的动画片，他们因为用着用着就不喜欢了而丢弃的笔有些比我现在用
的笔还要高级……
我说：“秧秧，你要是喜欢，阿姨就把这支笔送给你了。”
秧秧像被我吓了一跳似的把手缩了回去，笔仍然被她紧紧地握着。她比刚才我
让她坐下说话的时候还要坚决地说“不行”。充满了惊喜和兴奋的光彩在她的眼里
一闪即逝：“不行，阿姨，这太贵了，我看看就行，我不要。”
这时又有人来买东西了，秧秧依依不舍地把笔放下，去招呼客人。很快，客人
走了，她回到我坐的桌子边上，眼光还是落在那支对于我来说实在微不足道的笔上。
我随手拿了秧秧递给我用来垫着薄饼的纸，说：“秧秧，给我写几个字看看。”
秧秧几乎是雀跃着一把抓起笔来。我让她写名字，她郑重而缓慢地写下了两个
字：“泱泱”。我说不对，秧苗的秧不是三点水的。她伏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闪烁
着机灵的眼睛说：“这是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大姐姐来我们学
校，她给我改的。她是到学校来……来……住了几天就走了。她长得特别美。她说
我的名字不好，是命苦的人叫的，就给改了。她说这两个字是黄河。阿姨，兰州就
有黄河，你去看了吗？”
秧秧的小脸离我非常非常的近，我能看见她白得透明的皮肤上稀疏的几粒小雀
斑，从她的垂在桌面上的衬衫领口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她还没有开始发育的平坦的小
胸脯正在激动地起伏。她的表情是那么纯真和热切，好像她正在告诉我的这件事情
和她刚刚写给我看的这两个字是她短短11岁的人生中最重要也最美好的内容。我无
论如何不可能去想像一种很可能是必然的事实，做一个小摊贩，就是这个可爱的小
女孩的未来。
秧秧又开始在纸上写字，写的是两个名字：“刘东财”和“刘西财”。她说，
这是她两个弟弟的名字，他们现在都在上学。
我还是问了秧秧，她为什么会来兰州，并且为什么会在这里摆摊卖东西。她说，
她本来不是来摆摊的，是来给表姐家看孩子，表姐每个月给200元钱，她留下20元，
其它寄回家供弟弟上学。后来，表姐的邻居家跟她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小保姆发现了
这样还能多挣钱，她们就一起到这里来了，白天带孩子，晚上摆摊。再后来，那个
小保姆回了老家，她就一个人坚持下来了。
秧秧说她还是每个月给自己留下20元钱，多挣的部分也都给了家里。
天渐渐开始黑下来，秧秧还是握着我的笔，跟我说话，没有要收摊的意思。我
说这样一个晚上也挣不了多少钱，再说这些剩下的肉怎么办呢？秧秧说“表姐是好
人”，让她用她家的冰箱，表姐还说她“也是好人”，挣了钱自己不要，让弟弟们
上学。
可是，秧秧自己怎么办呢？
我说天晚了，该回家了，要不表姐会不放心。秧秧开始收拾东西。饼和剩下的
肉串放进一个纸箱子，和装白兰瓜的玻璃缸一起放上平板车，炭火炉子已经熄灭了，
秧秧在上面盖了一层塑料布，就放在路边的墙角。秧秧说“不会丢的”，这个市集
的人都对她好，因为觉得她小。
秧秧执意不要我帮她推车，她的纤小的身子弓着，拉着一车没卖出去的东西，
样子就像一只负重的小骆驼。
我陪着她走到街口，她边走边问我：“北京特别大吧？天安门是什么样子的？”
我告诉她北京真的是很大，天安门是红颜色的……她好像没有完全听懂，重复着我
刚刚说过的一个词：“金碧辉煌”。
送她到不能再送了，秧秧忽然问我：“阿姨，你明天还来吗？”
这时，我才记起，秧秧说的明天就是我应该离开兰州的日子。但是，面对她在
星空下剔透无比的小脸，我说不出告别的话。
秧秧说过了马路，再走不远就是表姐家了，她回去还要帮表姐给孩子洗澡。
过马路的时候，秧秧回着头说：“你们城里人怎么都长得一样？那个大姐姐就
跟您特别的像……”
那一夜，我总是想着秧秧，这个自己还是孩子就已经在帮别人带孩子、自己还
应该上学就已经在供弟弟们上学的小女孩。
第二天，我起了大早，跑到市中心的一家书店，买了一套《北京风光》的明信
片，其中就有让秧秧感到无限好奇和向往的天安门的照片。
那支秧秧用过的蓝色记号笔和这些明信片被我包在一起，放进一个塑料袋里，
同时附上一张我的名片。我把这个小小的包裹送到了秧秧晚上才会出现的市集，放
在她的炭火炉子上，再重新用塑料布盖好。
我是乘中午以后的飞机离开兰州，在飞机上，我就在设想，秧秧打开那层塑料
布，看到我的礼物的时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同时，我也想到，我所能给
予她的也不过只有这些，而这些对于改变她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
飞机把我带回了属于我的世界，也把秧秧留在了她的世界之中。
有很多时候我想人其实是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别人的，这并不是一个人性是否善
良的问题。秧秧一直没有跟我联系过，也许她看不懂我的对于她来说实在太复杂的
名片。然而我一直不能忘记在兰州卖小吃的女孩子秧秧。
我希望这个老头就是当年的那个人，在他终于发现了有一个女人在用她一生的
时间默默无语地等待他的时候，赶来帮助这个女人圆人生的梦
爱情的银杏树
徐老太太在她71岁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件事，把一个身材矮小还有些脏的老头接
到了自己家里，他们成了夫妻。
徐老太太是个老处女，就住在我上学的学校后面，那里是一片平房。我的一个
同学住在她家的隔壁。
每次去同学家，都可以看到徐老太太，衣着非常干净，头发一丝不乱，动作迟
缓、面无表情，有时候是坐在房檐下戴着老花眼镜看报纸，有时候是就着水池子洗
衣服。
同学说她没有亲人，原来有过另一个老太太跟她住在一起，据说是她姐姐，很
早就死了，剩下徐老太太一个人。
那时候的我们对爱情这个词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同时也充满了夹杂着一些羞耻
感的类似于恐惧似的复杂感觉。我们热衷于提起这个词，提起与这个词有关的各式
各样的人和事，但是在提起之后，通常也会表现一些对这一切的轻蔑和不以为然，
以显示自己的单纯和清高。同学在给我讲述徐老太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的一种状态。
据说，徐老太太曾经是上过洋学堂的女学生，她家一度非常有钱，远近的一大
片房子都是她家的产业，她有四个姐姐，一家五个女儿都很漂亮，是许多富家公子
追求的对象。她的三个姐姐都嫁给了有钱人家，惟有她和她的四姐，一直独身。
“你知道为什么吗？”同学神秘地挤着眼睛、扬着头，问我。
我当然不知道。
“因为她和她姐姐爱上了同一个人。”
我的同学把她道听途说来的有关徐老太太的故事告诉了我，她说这个院子原来
就是徐老太太家的，其他的人家都是在解放以后陆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