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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在农村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阐述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思想。
1931年初，王明等人取得党的领导权，照搬照抄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道路模式，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把他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从而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结果使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造起来的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的错误，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革命极端危险的局面。1963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谈到遵义会议问题时说：“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这样中国革命就开始走自己的路，不听斯大林的那一套了。”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拒绝和抵制斯大林的指挥棒，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发愤读书，集中精力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他在1937年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批判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错误，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为我们党确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路线。1942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30年代初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摆脱了苏联的指挥棒，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中国革命自己的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任务，提出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一起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创立了一整套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完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理论，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学说。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断走向胜利，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在1949年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1949年胜利前夕向全党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明确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更艰巨，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以后，实行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由乡村转移向城市，由以往的革命战争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经济上来，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1952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过渡时期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和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当时，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经济建设和技术改革，他把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一条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具体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创造了一条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1956年，全国各大中城市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宣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1956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一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暴露出不少弊病。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议中的缺点和错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苏共20大以后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怎么反对苏联的教条那一套，要搞中国自己的一套，怎么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怎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结合”。他指出“研究斯大林在目前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提出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学派，提出了新的启蒙劳动，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面临着反对苏联教条的严重任务，同时又提出坚持共同道路（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毛泽东下决心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创立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学派，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要创立新学派，在中国发动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过去七、八年的一切都要重新加以审查和检查，对于过去的旧东西，不但要从旧社会的那些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残留下来的影响当中得到解放，还要从苏联教条的影响当中得到思想大解放。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理论创新的思维实践。
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是毛泽东酝酿并表述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发展真理，破除迷信。”“中国的共产主义”。“设置对立面，欢迎对立面”。“随时都有两种方法可以比较。”＇76＇
1958年4月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毛泽东创立新学派的继续。毛泽东正式提出“创立学派问题”，他说现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他提出要“势如破竹”、“高屋建瓴”，“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77＇在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中国要成为科学辩证法大发展的国度。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前后反复论述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创立新学派的论点，论述新学派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讲话中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展理论，创立新学派的高度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提出要“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讲、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他还说，“创立新学派，就不要怕被人家看做是毒草。”毛泽东称赞陆定一1958年写的《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批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看。他指出：“我们应该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他还亲自写了一段话，其原文是：“兄弟国家，例如苏联的某些教育理论家，如同唯心论语言学的那些理论家一样，他们的教育学就是错误的。我指的主要是凯洛夫的教育学。中国人却迷信他，捧为神仙，流毒非浅。斯大林的理论，也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他少谈教育，多谈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其中就有好些是错误的。他不自觉，他的方法论带着形而上学的某些成分，这就不能不影响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这段话今天看来还是很光辉的。这个原则已经超过了创立社会主义教育方面的范围，而是提出了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问题了。
1956年以后，毛泽东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理论创新，为创立新学派奠定了基础。《论十大关系》是破除苏联教条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纲要。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就根据大量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批判苏联的教条主义，提出中国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目的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要探索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学派的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酝酿到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并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55天时间内，经历13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它深刻地批判了苏联的教条和斯大林的部分形而上学思想，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毛泽东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提出了毛泽东创立新的中国社会主义学派的哲学和理论的基本点。毛泽东说：“实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