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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穆勒的《名言》、斯宾塞的《逻辑》、耶劳斯的《名言浅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他都进行了潜心研究。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力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5年半（1913年春至1918年夏）学习生活，对他的世界观以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里，他先是着重“国学”，探讨了中国先秦诸子、程（颐、颢兄弟）朱（熹）理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王（船山）顾（炎武）颜（元）等主张“经世致用”、“践后笃行”的“实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他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18＇，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19＇在“国学”中，毛泽东深受“实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敬崇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他在一师求学时，常邀请一些同学到船山学社听讲演，并访问过船山的家乡。1921年8月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办湖南自修大学。抗战初期，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解放初期还将王船山手迹（即《双鹤瑞舞赋》）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并两次亲笔手书“船山学社”，足见他对船山思想的笃信和推崇。他还十分重视颜元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注意学以致用，注重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1917年暑期，毛泽东曾和同学萧子升，采用“游学”的方法，徒步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一路调查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习惯。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开拓胸襟。三伏酷暑，使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毛泽东汗流浃背，但沿途的名胜古迹，秀丽风光，却使他心旷神怡。他们曾露宿河堤上，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实在是豪放洒脱极了。每到一个地方，以学生身份访问私塾老师、工人、农民、小老板、医生等各色人物。他们行至宁乡容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到安化县城，前去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农民起义的事迹，他们还拜访了安化县学识渊博的夏默庵。相见时，夏先生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即书下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这次“游学”历时达月余，步行近千里，没花一文钱，写下了许多笔记，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1917年冬和1918年夏初，他又同蔡和森到农村作了两次“游学”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等情况，开阔视野，不断增长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对罗章龙说，我们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是他后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0＇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这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过西方哲学中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还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当时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力图以欧美一些国家为榜样，向近代西方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真理。有些人否认毛泽东接触过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只是个与外国影响和政治思潮完全隔绝的“农民革命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自然，毛泽东既接受西方新思想，也钻研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著作。他潜心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对谭嗣同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异常敬佩。毛泽东曾对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21＇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早年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向往，也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传播西方进步文化思想，高张中西文化结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毛泽东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亦云：“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结，遍地皆污。”“五千年留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2＇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因此，新民学会成立时，不仅以“新民”名之，开始还“以革新学术，底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一再肯定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23＇。毛泽东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24＇他对《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的主张，认为都是好主张，积极拥护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他在1936年曾回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25＇
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为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刻苦求知，广泛接触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与中国共命运的使命感。但那时的哲学思想，还属于“心物二元论”，如他自述，“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26＇，还尚未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还只是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怎样改造中国和世界，走什么道路？他还不明确，仍在追求、探索中。后来，他曾对斯诺说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27＇尽管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还是各种观念的“大杂烩”，但他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憎恨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却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后来很快地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偶然的。
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王恕焕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关键性”时期。由此他从瞩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选择走俄国人之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1918年8月，毛泽东为了筹备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在杨昌济老师的帮助下，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字守常，1889—1927），并到该馆工作。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对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李璜在《学纯室回忆录》中谈到少年中国学会在他家聚谈之会时说：“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参加了聚谈。他后来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