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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第一的个性
伯父母的恩爱和患难相助，寡母归终前含泪的叮托，堂姐妹们的无私无怨，这一切都成了朱熔基发愤苦读、自强好胜的强劲动力。
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他从来不甘心自己的成绩落在同学的后面。只要有同班同学成绩高出他一次，虽然伯父母和堂姐妹们不会知道，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怪，但他却要为此自责。而成绩超过所有同学之上，受到师长赞许后，他也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
也许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年龄的限制，朱熔基还没有懂得如何设计自己的将来，对于「知识越多对将来的人生道路越有用」之类的道理也还没有考虑或考虑不多，只是由于特殊的幼年经历和贫寒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小小年纪即已经明白了只有读好书，只有取得最好的成绩才能不辜负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的伯父母，才能对得起不但失学在家，而且还要支撑着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身体去作工挣钱的堂姐妹。
据说，正因为家境不易，朱熔基在别人还是少不知事的年龄时，即开始设想如何给家里省钱。他早早打听到了公立中学设有奖学金制度，而奖学金只有学习成绩最优秀的极少数学生才有资格享受，这也是他少年时代拼命苦读的原因之一。这一来，又进一步促进他自强好胜、不甘人下之性格的形成。
功课之余，朱熔基最喜欢阅读小说，而且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
朱学方回忆说，一部《水浒传》，当时还小小年龄的庚伢子，就已经能够背熟其中的许多章回，而且还能够将书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绰号，一个个背出给大人听，今街坊邻里个个十分惊讶。
直到后来朱熔基做了共产党的大首长，成了众人皆知的人物后，朱学方老人虽然对此没有当众表现出自豪的神色，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向人回忆起朱熔基在他膝下成长时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其中最为老人乐道的就是朱熔基童年时代的超人的记亿力。
童年和少年时代，朱熔基对书之酷爱，近乎痴迷。偶尔从长辈那里得到一点零花钱，也都全部花在了古旧书摊上。在长沙城里，他知道谁的家里有好书但借不出，谁的家里有好书主人也乐善好施。更知道哪里的书摊要价太高，穷人光顾不起，哪里的书摊因为本来出售的就是趸来的旧书所以价格十分便宜。
因为他经常光顾的原因，旧书摊的老板或伙计时间长了也就都熟悉了这个「穷小子」。再加之朱熔基的聪明好学和为人谦和也十分令人感动，所以朱熔基有时候也能把看过的古书折点价还给书摊，少添一两个钱即可换回另一本。
中英文基础扎实
朱熔基曾先后在长沙崇德中学、广益中学就读。抗日期间由于战乱所迫，不得不离开长沙省城，转学到湖南西南部的洞口八中。
抗战胜利之时，已经读高中的朱熔基高兴地回到长沙，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最著名的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它的夫人后来亦曾在该校读书。
朱熔基少年时特别爱好文学并擅长写作，刚刚到上海当「父母官」时，他曾津津乐地道向人大代表们讲过他的这一爱好。在同上海文化界人士座谈或聚会时，他也时常开玩笑说自己当官是「误入歧途」，后悔没有和文人们为伍。于是，因为「父母官」的亲民作风而大受感动的文人们，本来怀有的戒心或敬畏感立刻被他这一玩笑冲淡，反过来与他开玩笑说：你虽然没走为文之道，五八年还是和我们这些文人一样成了「右派」。
朱学方老人曾对到访的记者回忆道：读中学的时候，朱熔基的作文功底已经打得很是扎实了，他国文试卷甚至英文试卷经常被老师当成班里或全校的范本加以展览。可见，朱熔基末走文人之道的确是有些遗憾。不过，虽然日后的朱熔基终于没有「为文」而是「从政」，但他自幼打下的扎实的学业功底，对他日后在政坛土大头身手仍是受益不尽。
在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共政坛生涯中：无论是在经济部门工作期间，还是到上海担任父母官的年代，他为文从不要秘书代劳，时常要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或谈经济，或谈时政的文章，其中观点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即使不能同意他文章中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朱熔基笔下还是很有些功底的」。
另外，青少年时代的朱熔基还十分喜爱京剧。朱学方老人回忆，有一次朱熔基请伯父去省立一中观看京剧演出，事先并未告知演出剧目。及至众角色一一粉墨登场，老人家方才发现一曲《贺后驾殿》的赵先义竟是由侄儿朱熔基所扮。于是，台上丝竹和声，鼓呈晌板，台下那位也从师过「梅派青衣」的朱学方一边随若观众喝彩叫好，一边暗自思忖：「自己抚养的这个侄儿甚么时候学会了京剧表演？」
当年，朱熔基对京剧的爱好可能是因为他对于国学的兴趣和钻研所启发，所带动，爱就是爱，喜欢就是喜欢，不过是借此自娱最多娱人。可是，及至几十年后在中共政权内当了「人民的勤务员」后（毛泽东称共产党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早年的京剧爱好和稍有训练的功底竟然也成了朱熔基亲民形象的特征之一。
唱京剧得人心
当有「与民同乐」的机会时，只要众黎民斗胆请首长表演个节目时，朱熔基一般都会不负众望，大大方方地登台献上一曲京剧清唱。
与江泽民分别为上海党政「一把手」期间，以开放形象着称的朱熔基一表演节目往往都是一曲京剧清唱典型的「国粹」；而以僵化和守旧闻名的江泽民，则一开口就是一曲情意绵绵的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地道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糜糜之音」。
对比之下，听众往往评价朱熔基自然、厚道；江泽民则往往被认为造作、虚浮。于是，明争暗斗的两人之间，江泽民无形中又去了一分。
朱学方曾对人说「朱熔基的童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与寡母相依为命的十年里，每当庚伢子贪馋地看着富贵人家的孩子，手持各种五花八门的玩具嘻戏于街里屋外时，母亲只能强把眼泪压在心里，默默无语地哄着孩子回家。
早熟的朱熔基，似乎也明白母亲在现实生活上的难处和内心深处的困窘，从记事起就从没有主动要求过什么东西，无论是玩具还是衣物，不管是食物还是学习用品。
作家刘诗训、章一燕表示：诚然，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使他的童年世界里缺少很多迷人的色彩，更缺少充满幻想的欢乐…。但是，毕竟在人生的历程中很少出现「玩具效应」的机会。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更利于培育他的早慧和大智，使他较早地直面人生，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从小就养成务实的精神。在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务实精神。而朱熔基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风云际会地步上高层，较成功地扮演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角色，也正是凭着这些。
关于朱熔基童年的这一段经历，目前也有与前述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报导。比如有报导说朱熔基因为是遗腹子，所以一生下即被托付给其伯父朱学方。到了朱熔基十岁的时候，其伯母又因病夭亡，所以从朱熔基十岁开始，其伯父即又当爹又当娘。
另外，香港《开放》杂志曾刊登一篇报导朱熔基的文章，其中引用朱熔基的话说：「我是一个末见过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党就是我的母亲。」
这段话在报到的原文中即被围上了引号，以证明是朱熔基的原话。但如果阅读过中共对外公开介绍的「朱熔基同志简历」的人，就会感觉到这话的内容不太可信。
朱熔基是上了大学，即成人之后才加入中共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入党时已经二十一岁了。而在此之前，党与他没有任何联系，他的伯父朱学方更不是代表党收养他的。何况他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拿的奖学金，都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或国民政府治下的某个机构的钱款，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共产党的名下。所以朱熔基虽然是个孤儿，但也不会说出「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在中共干部中，与朱熔基同龄者，只有一小批中共烈士子女（如李鹏、邹家华等）或自幼在延安等地中共所办的幼稚园、中小学里成长过的「太子党」成员才有资格说自己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角度，朱熔基应不会不顾事实地闭着眼睛便把自己往「红色血统」的背景圈子里拉。再说近些年来，包括李瑞环、陈希同等中共高官，都以自己的平民出身为荣，更何况朱熔基呢！
第二章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地长沙是中共早期活动主要基地之一，中共创始人毛泽东、何叔衡二、三十年代曾在长沙掀起新文化运动，兴学办报，宣传赤色理论。
虽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势力都无法在长沙城里进行公开活动，但当时赤色即为「进步」，激进才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诉求，已经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就如同现今中共集权统治下，仍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反叛思潮一样，朱熔基在长沙时虽然年少，但他所在的中学是最容易被赤色宣传渗透的地方。再加朱熔基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贫寒的家庭环境，这一切都为朱熔基进入大学，正式走上社会后立刻崇尚共产党红色革命，并很快成为中共外围组织团结拉拢的「红色进步青年」奠定基础。
这段「进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