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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明显的论断似乎还是任何一种理想如果是凡凡地、以抽象的概念来宣扬，就是说，拿它作为离开微妙而具体的存在而自为一物，并以活动的可能付与那些存在的东西来宣扬，就变成无力和有害。真道德似乎是在于大力宣示那相信一个本来独存的精神界的理想主义的悲剧和那对于力量与效果的最现实的研究，即比公认的“现实政策”还要精微、还要圆满的一种研究的悲剧的需要。因为采取近视的见解，牺牲将来以济目前的窘迫，蔑视不如意的事实和力量而夸张与目前的欲望相适合的事物的持久性，都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或科学的。说那个情势的不幸是由于没有理想而发生，是错误的；那些不幸是由于错误的理想而发生的。而这些错误的理想则又由于在社会事件上我们缺乏对“真实的”和有效的各种条件进行条理的、系统的、公平的、批判性的研究，那种“真实的”和有效的条件在技术领域内曾引导人们去支配自然力，并且我们称之为科学。
哲学，再说一遍，不能“解决”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那是人生永远的问题。但它能从哲学自身所作成的种种错误——离开转成新的和别的东西的运动而是现实的诸状态的存在，以及理想，即独立于物质和自然的可能以外的精神和理性的存在——解脱人类，至少能够减轻人类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负的重担。因为人类已陷于这个极端虚妄的偏见，他就总是瞎着眼睛，捆着手脚，向前走。而哲学，如果它要做，就能够在这种消极的工作以外得到更多的成就。如果它弄清了仁厚而诚实的智慧应用于社会事件和社会力量的理解和观察，是能够做出既不会成为错觉又不会成为纯感情的补偿的各种理想或目标，它就能够使人类在行动上的措置可以得当。
哲学的改造第六章 论理改造的意义
第六章 论理改造的意义
论理——和哲学本身一样——也感到奇妙的动摇。它曾被抬举做最高的和立法的科学，但又曾陷于像“甲是甲”那样的记述和经院派推论规则的韵语的保管者的低微地位。它根据以它所研究的是思惟的法则，而世界又为绝对理性遵照着这些法则而造成为理由，要求陈示宇宙的基本构造法则的权力。后来它又压缩了它的主张，说它所研究的只是些无关事实或物体的正误而自然真确的推理法则。近代的客观唯心论者认为它是古代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的适当代替者，但别的人又把它看成是教人精于辩论的修辞学的一个分枝。有一个时候曾以穆勒（Ｍｉｌｌ）从科学家的实践中吸取出来的真理发见的归纳论理去补充中世纪从亚理斯多德吸取的形式论理，而得了一个表面妥协的均衡。但德国哲学的研究者，数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者，虽曾互相攻击得很激烈，却也一致地向着正统论理学的演绎的证明和归纳的发见两方面进攻。
论理学呈现着一个混乱的情景。它的主题、范围或目的几乎都不得一致。这个不一致并不是形式的、名义的、而是影响一切问题的处理方法。试拿一个如判断的性质那样的基本事件来讲讲。我们可以引用名家将各种可能的异说尽列出来。判断是论理学的中心，但判断又全然不是论理的，而是个人的、心理的。如果是论理的，它就是概念和推论所从属的基本作用，而它又是概念和推论的后果。主辞和宾辞的区别是必要的，而又是不适当的，又或这个区别虽则有例可考，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甚至在那些主张主辞宾辞的关系是本质的的人们中间，有人说判断是未有主辞和宾辞以前的某种事物的分析，也有人说它是集主辞和宾辞而为另一事物的一个综合。有些人以为实在常是判断的主辞，又有人则以为“实在”是和论理没有关系的。在否认判断为宾辞对于主辞的归附，而承认它是原素间的关系的人们中间，有人说这个关系是“内面的”，有人说它是“外面的”，也有人说有时是属于内，有时是属于外。
如果论理是无关实际利害的一桩事体，这些矛盾虽是很多、很大，而至不能调解，也可以一笑置之。如果论理是有实际效果的，这些矛盾就很严重了。它们证明这种知的背驰和异致是有一个深奥原因的。其实，现代的论理学说确是一切哲学派别和争论所聚会和集中的要地。在经验与理性，现实与理想的关系的传统概念中所起变化，怎样影响伦理学呢？第一，它影响到论理学本身的性质。如果思考或智慧是立意改造经验的手段，那么论理学作为思考进程的一个记述，就不是纯形式的。它并不限于无关所论事件的真伪而在形式上正确的推理法则，而它又不像黑格尔（Ｈｅｇｅｌ）的论理学那样，研究宇宙的内具的思维结构，或像洛宰（Ｌｏｔｚｅ）、博山克（Ｂｏｓａｎｑｕｅｔ）和其他认识论的论理学者那样，研究人类思想对于这个客观的思维结构的逐渐逼近。如果思考是使经验改造得以审慎推行的途径，论理学就是使所起改造可以成为更省事更有效的思考进程的一个清晰而有条理的方式。以论理研究者的常用语来讲，论理是科学也是艺术。从它对于思维的实际进程所作的有组织和证验的叙述这一点看，它是科学，从它在这个叙述的基础上规定各种方法使将来的思考趋向成功、避免失败这一点看，它是艺术。
这样，论理学是经验的或是规范的，是心理的或是法程的，那个争论就可以解决。论理学是兼有两面的。论理学是以实验材料的切实的和便于执行的供给做基础。人们已思考了许久，他们用种种方法去观察、推求和讨究，并且得到种种结果。人类学、神话、传说和祭祀的起源的研究，语言和文法，修辞学和前人的论理作品，告诉我们，人们曾经怎样思考过，各种思考曾以什么做目的而得了什么结果。心理学，无论是实验的或病理的，关于怎样思考和结什么果曾提供了许多重要知识。尤以各种科学发展的记述对于那些或是成功或是失败的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试验方法有所启示。由数学以至历史，每门科学各就它所研究的特殊资料提出各种错误的和有效的方法。论理学于是获得经验的研究的一个广大而几乎无尽藏的原野。
从来都说经验只告诉我们，人过去怎样思考，现在怎样思考，而论理学则研究规范，研究人应该怎样思考，真是愚蠢得可笑。有些种类的思考已由经验证明是没有归宿的，或更甚于没有归宿——而陷于虚妄和谬误。有些已在显著的经验里证明它们引到有效的和连续的发见去。研究和推论的各种方法的各种效果分明在经验中已证实了。反复申述经验的叙述“是什么”和规范的说明“应该是什怎”之间的区别，只是忽略了经验所明示的最重要的事实——成功和失败，即良好的思考和恶劣的思考的显明表示。重视这个经验启示的人，不患资料短少，无以作成一种“法程的”技巧。对于实际思考的经验的记录研究愈渊博，曾经失败和成功的思考间所存特质的关系也愈明显。由以经验确定了的这个因果关系就生出思考术的规范和法则。
数学常被引为是本于先天的法式和超经验的资料的纯规范思考的例证。但从历史方面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何以能避免数学的地位和冶金学一样是经验的那个结论，却令人难以明白。人们开始计算和度量东西正和他们开始捣碎和熔化东西是一样的。俗语说，根据一事可以推见另一事。某种方法成功了——不但在目前的实际意义里，而且在触发兴致、引起注意、鼓动尝试，以促进改良和进步的意义里，也是成功的。现今的数学论理学家或以为数学的结构是突然由具有纯论理构造的宙斯（Ｚｅｕｓ）的脑袋里跳出来的。然而这个结构却是长久的历史发展的一个产品，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曾进行过各种试验，有些人朝这个方向走，有些人朝另一个方向走；有些实习和操作陷于混乱，有些得到了成功的清理和有效的发展；这是一个根据经验的成败经常选择和改良材料和方法的历史。
所谓规范的先天的数学结构其实就是长年辛苦的经验所获得的成果。冶金学家对于矿石的研究实际也是一样。他也将过去曾被认为奏效最大的各种方法加以拣选、修正和组织。论理对于人类具有深刻的重要性，正因为它是由经验得来，而由经验施诸实用的。这样看来，论理的问题不外是在立意改组经验的研究发展和使用明智的方法的可能的问题。即使多叙一笔，说：这样的论理在数学和物理科学范围内虽已发展起来，而在道德的、政治的事件中以此为明智方法（即论理）的尚未见显著，也不过是以普通形式讲过而用特殊形式再说一遍而已。
让我们不加讨论就假定论理学的这个观念，进而讨论它的几个特质。第一是思考的起源对于将成为经验指导的明智方法的论理学所投射的光明。先前已经讲过，经验自始是关系行为、关系感觉运动的事类，而思考则从经验中引起纷繁困恼的特殊竞争而发生。人们在他们的自然状态，既无烦恼须自洗脱，又无困难须自制伏，是不会思考的。安逸、不劳而获的生活，就要成为一种无思无虑的生活，也会成为一种肆应而无所不能的生活。思考的人是生活受压迫，受束缚，而至不能直接以其行动而操胜算的人。人们遇着困难的时候，如果要遵照权力者的命令而行动，也不会自己去思考。军人是有许多困难和束缚的，但作为军人而言（如亚理斯多德所说）就不是著名的思想家。思想已有人替他们做好了，有官长替他们思想。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的劳动者也是一样。所谓困难生思考，实只在非思考不能脱出困难和非思考摸不着解决途径的时候。凡是外界权威统治的地方，思考就被怀疑，就被憎厌。
然而思考不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