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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
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毛泽东，把杜鲁门的宣告视为反映出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阴谋，色厉内荏；他把它解读为，美国开始想采取行动，扭转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得胜的局面。杜鲁门保护台湾，等于是支持美国依然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国民党政府。美国逐步加强援助越南，北京将视之为资本主义包围中国的行径。凡此种种加总起来，都促使北京采取美方最不愿见到的措施：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人民日报》说：
“美国帝国主义者天真地认为他们的武装侵略台湾，可以阻挡我们解放台湾。围绕着中国，他们布下长蛇阵形成封锁；北起南朝鲜，它延伸到日本、琉球群岛、中国的台湾和菲律宾，止于越南。”
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剧了中共对美国意图的误解。诚如早先所述，美国领袖传统上把外交和战略视为两不相干的行动。以美国军方传统的看法，他们先达成一个结果，然后由外交官接手办下去；两者都没有让另一方明白他如何追求其目标。在一场有限战争中，如果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没有一开头就同步进行，则经常会有过犹不及的危险。做得过头，允许军方放手作为，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使得对手加剧动作。做得不及，听任外交官主导，则往往谈判战术掩盖了战争策略，倾向于和解而不了了之。
在朝鲜半岛就陷入这两个陷阱。战争初期阶段，美国远征军局限在朝鲜半岛最南端釜山港周围弹丸之地活动。生存是最主要目标；战争与外交间的关系如何拿捏，根本没在美国领袖脑子里。美国本世纪最有才华的将领麦克阿瑟担任总司令。麦克阿瑟与他的多数同僚不一样，不喜欢美国人习惯的消耗战策略。二次大战期间，尽管欧洲战场排在第一优先，麦克阿瑟却发明“跳岛”战略，回避日本的坚强据点，集中兵力攻打防御薄弱的岛屿，两年之内就率领美军由澳洲攻回菲律宾。
麦克阿瑟现在韩国又运用同样的战略。他不采纳华府后方比较正统的上司之意见，率美军由仁川（汉城的港口）登陆，这是在敌后200多英里的抢滩攻击，切断了北朝鲜部队与平壤之间的补给线。北朝鲜部队溃败，北进门户洞开。
胜利导致了或许最影响朝鲜战争结局的一项重大决策。如果美国有心将其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结合起来，这是最恰当的时机。杜鲁门可以有三个选择。他可以下令美军在北纬38度线勒兵不前，恢复原状。他可以下令继续挥师北上，对侵略者施加惩戒。他可以命令麦克阿瑟把韩国统一，在中朝边界再止步。换言之，以军事考虑思索、决定战争的结果。最上上之策可能是推进到朝鲜半岛的窄颈部位，即在中朝边界之南100英里之处。这是一条可守之地，将可以包含半岛上90 010的人口，也把北朝鲜首都平壤置于治下。这么做可以获致政治上的大成功，却又不致挑衅刺激中共。
麦克阿瑟虽然是杰出的战略家，却不具政治分析家那份洞烛敏锐。麦克阿瑟没把中国人历史记忆中，日本人取道朝鲜侵略中国东北的情况当一回事，继续挥师进逼到鸭绿江畔的中朝边界。杜鲁门一时亦因其前线主帅在仁川首战告捷而失察，默许麦克阿瑟的行动。他放弃了在回复原状和全面胜利之间的折中办法，也放弃了扼守朝鲜半岛窄颈部位的地理、人口优势。他不去守住与中朝边境仍有相当距离的100英里长的可防地带，却要挺进到与中共主要兵力集结隔河对峙的400英里长的边境上。
中共在中国经历了日本侵略所带来的痛苦、破坏与伤亡，以及国共内战的摧残之后，要决心与世界第一强大的军事强权挑战，实非易事。在中共官方档案公开以前，我们无从知道，毛泽东是否在美军一跨越北纬38度线，不论他们北进多少都决定要干预，或是毛泽东能够允许美军推进多远。但是，政策的艺术就是创造出可以影响敌手评判的一种利害得失之评估。决定中共干预与否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军在朝鲜半岛窄颈部位停止推进，并且提议以某种国际监管方式让韩国其他地区实施非军事化。
华府下令麦克阿瑟不以非韩国部队向鸭绿江推进时，已经朝这个方向试探。但是这道命令不曾转变为向北京发出的政治信号，它也从未对外公布。总之，麦克阿瑟把这道指令视为“不切实际”。华府亦遵守尊重前线司令官判断的传统，不再坚持。麦克阿瑟已在仁川神奇出兵制胜，以致美国政治领袖大半都认定他比大家都更了解亚洲局势。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时，美国大为震骇，造成几近恐慌的撤退，由鸭绿江迅速退兵到汉城之南，六个月之后汉城第二度失守。缺乏有限战争的理论作为指针，这个危机造成杜鲁门政府失去对政治目标的掌控。随着战斗的起伏，美方的政治目标先后被宣示为：制止侵略、统一韩国、维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保证沿着38度线的停火，以及不使战火蔓延。
美国地面部队在1950年7月份投入战斗序列时，美方宣示的目标是“击退侵略”，但是这个字词的具体意义是什么，从来也没界定清楚。9月份，美军仁川登陆告捷，北朝鲜部队溃败之后，目标变成“统一”朝鲜。杜鲁门在1950年10月17日做此宣布，但是并未提出对中共交涉的政治架构。杜鲁门要传达给北京的讯息，无非一再重申信守承诺的神圣诺言，而毛泽东所质疑的也正是这一点。杜鲁门下令美军北进时说：
“我们在韩国的唯一目标，是建立和平与独立。我军将
纯依联合国基于此一目的需要我们在当地驻留而驻留。我们在韩国或任何地方，都不追求领土或特权。我们在韩国、在远东任何其他区或全世界各地，都没有侵略意图。”
毛泽东无法信赖他的资本主义头号大敌的这种保证，何况此刻美国正在保护他的台湾劲敌。杜鲁门也没有具体界定他摒弃的“侵略意图”何所指？也没有定出美军撤出北朝鲜的时间表。美国能够让毛泽东不参战的唯一方法，若是有可能成功的话，就是建议在中韩边境沿线建立某种缓冲区。令人扼腕的是，美国从来没尝试这么做。
接下来几个月里，美军证明了中共领袖所冒的风险有多大。中共最初沿着鸭绿江的胜利，是因为奇袭奏效，以及美军过于分散所致。不久，情势就很明显，中共部队没有充分火力可以制服被困的美军，占领其阵地，而且去除掉奇袭之效以后，它也无力突破美军布下的雷池——譬如，沿着半岛窄颈部位形成对峙战。一旦美军重新整顿，他们证明共军根本无法抗御美方火力。
中共才刚刚参战，美国的目标又变了。事实上，这也不过是几天之内的转折。1950年11月26日，中共发动反击；11月30日，杜鲁门就发表声明，放弃以统一为作战目标，改口说统一可以留待“日后再谈判”。“遏止侵略”这个模糊的概念，再次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
“联合国部队在韩国就是要扑灭不啻威胁联合国整个组织，也威胁全体人类和平、正义希望的侵略行为。如果联合国对侵略势力让步屈服，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安全无虞。”
1951年1月初，双方交战前线大约在北纬38度线之南约50英里，汉城再度沦陷，被共军占领。此时，中共重蹈麦克阿瑟三个月前的错误覆辙。如果他们此时提议双方沿北纬38度线和解，华府一定乐于接受；中共也可以赢得“在国共内战得胜之后一年，又击败美军”的声誉。但是就跟六个月前的杜鲁门一样，毛泽东被早先没预料的胜利冲昏了头，想把美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他也遭受重大挫折。中共攻击汉城以南美军阵地，伤亡惨重。1951年4月，战势再次逆转，美军第二度攻过38度线。但是，局势逆转并不只限于战斗。杜鲁门政府此时因中共突然参战亦损失惨重，因此避免危机一变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
然而，华府对风险的评估却以一些错误概念为基础。美国假定（十年之后她在越南又同样如此假定），她正在面对共产主义整合操控、企图征服全世界的大阴谋。如果莫斯科一声令下，中共和北朝鲜投入战争，必然有苏联在背后撑腰。华府相信，克里姆林官不会接受挫败；他的马前卒失利，他就会升高赌注。美国若是旨在追求有限度的胜利，或许反会触发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因此，美国也不敢只赢得有限度的胜利，因为深惧共产阵营会不惜代价以求不输。
事实发展与此截然不同。斯大林之所以同意北朝鲜南侵，是因为金日成向他担保，不会有爆发大战的危险。至于斯大林之所以鼓动中共参战，可能是为了增加中共对苏联的依赖度。对这个议题真正的狂热分子是在北京和平壤；朝鲜战争绝对不是克里姆林官把美国诱导介入亚洲战争，以便苏联可以在欧洲发动攻势的阴谋。威慑苏联不敢在欧洲轻举妄动的是美国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它在韩国根本没有动用到。苏联只有极小的核打击力量。以核兵力悬殊而言，斯大林在全面战争中所遭受的创伤，一定会比美国来得严重，不论欧洲地面部队实力有多悬殊，斯大林极不可能甘冒与美国为朝鲜爆发战争的风险。果然，斯大林对中共的援助刻薄吝啬，也要求中共要付钱买军火，种下中苏龃龉的初因。
美国领袖认为他们了解战事升级的危险，却没有考虑到僵局对峙的代价。杜鲁门1951年4月宣称：
“我们奋战抵抗韩国遭受的残暴侵略。”
“我们力图不让韩境冲突扩散到其他地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进行军事行动，以确保我军的安全。此事攸关我军继续奋战，直到敌人放弃其摧毁大韩民国的野心企图为止。”
但是以保护“我军的安全”为目的去作战，在战略上而言可谓愚蠢不当。战争本身就冒着安全之险，以确保“我军的安全”为目标，必然变成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