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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领袖只界定两种战争的可能起因：一是苏联突袭美国，一是红军进攻西欧。布拉德利将军（Gen。 Omar N．Bradley） 1948年以陆军参谋长身份作证时说：
“就国家安全做规划当然必须考虑到美国在一开战就遭到空中进袭的可能性。这种空袭的可能性和实际性每天在加强，故我们必须确保敌人可能空袭的基地之安全。其次，我们必须即刻发动反攻，并以空中作战为最主要的攻势反击，我们需要一些目前尚未有的基地。占领和坚守这些基地，那就需要动员陆军攻击部队。”
布拉德利却没有说明，苏联在经过一场剧烈作战、国力衰竭之后
的三年，如何、为何要进行扩张策略，何况美国还拥有原子弹独占优
势，苏联亦无远程空中作战能力。北朝鲜部队跨过北纬38度线并南
进之后，美国的行为无一能让莫斯科和平壤的决策者认为大不了就是
外交抗议之外，还会有更激烈的反应。40年后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同
样大吃一惊，没有料想到美国会由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修好、和睦
态度，一变而为1990年在海湾大举布置兵力。莫斯科和平壤的共产
党领袖相信美国人声称朝鲜不在其防御范围之内的说法。他们认为，
美国在默认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这个局面之后，不会为了并不重要的
韩国大动干戈，去抵挡共产党占领南韩。他们显然没有了解到，美国
决策人士对美方一再宣称，抵抗共产党侵略是道义责任的说法，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战略分析。
因此，朝鲜战争可以说是在两重误解之下爆发的：共产党方面以
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为分析出发点，认为大部分的亚洲大陆被共产党占了，美方都默不作声，不会在朝鲜半岛的一隅有所举措；美国方面，则以原则问题来看待这件事，它比较不关切韩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已公开做出表示，却十分重视听任共产党侵略行径不加阻挡的象征意义。
杜鲁门总统毅然决定在韩国抵抗共产党，完完全全和美国领袖一年前的说法，大相径庭。1949年3月，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报纸访问时，已明白表示韩国不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内：
“我们的防御线穿越星罗棋布的亚洲海岸的岛屿链。它起自菲律宾，通过琉球群岛（包括其主要基地冲绳）；然后折至日本，阿留申岛而到阿拉斯加。”
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国务卿对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说得更清楚。他不仅同意韩国不在美国防御范围内的说法，还明确表示不具意愿保障亚洲大陆地区之安全：
“到目前为止，就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而言，必须坦率以告：没有人能够担保这些地区免遭军事攻击。但是，同样明白的是，在实质关系上而言，这样的担保也不太有意义或必要。”
1949年，杜鲁门总统接受联合参谋首长的建议，把美军部队全部撤出韩国，由于美国担心韩国若是稍具实力，即可能冲动以武力统一全韩，因此韩国陆军的训练、装备，大约仅略强于警察功能而已。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声称，侵略韩国是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主意。斯大林起初非常谨慎，后来之所以接受这个计划，是因为他被说服，认为事情轻易即可成功。莫斯科和平壤都没有了解到“价值”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原则中的重要性。当麦克阿瑟将军和艾奇逊国务卿谈论美国战略时，他们想到的是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也是美国领袖有系统地盘算、估计的唯一一种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韩国的确不在美国防御范围内；决定性的战役要在其他地方进行。
美国领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对只限于朝鲜境内，或大约相当地区之内的战争，如何去反应。当他们在柏林封锁、捷克政变、中共占领中国大陆等等事件之后，立刻遭逢此一局势，他们的解读是：这充分证明共产主义毫无餍足，得寸进尺，必须基于原则大义予以遏止。
杜鲁门决定在朝鲜抗拒共产党南侵，也是基于国家利益的传统因素考虑。共产主义扩张活动在战后以来，与年俱增。1945年，由于红军的占领，它在东欧建立据点；1948年，它又借由政变方式，在捷克夺权成功；1949年，由于内战胜利，中共占领了中国大陆。如果现在容许共产党军队跨越国际承认的边界，世界将恢复到二次大战之前的状态。亲历慕尼黑事件的世代，必须要有所回应。南韩一旦陷落，对于一水之隔的日本势必带来灾害性的冲击。日本一向视朝鲜为东北亚的战略锁钥，共产党掌控，若不加以反制，势必给人印象，认为亚洲共产主义已可坚若磐石，进而伤害到日本的亲西方政策走向。
很少有外交政策会比未曾预料到、却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来得更困难。然而，杜鲁门却毅然下了决心。6月27日，也就是北朝鲜部队跨越北纬38度线的两天之后，他下令美国海、空军动员起来。6月30日，他又命令日本境内的美国占领军地面部队动员起来。
苏联的僵硬作风使得杜鲁门带领美国参战顺利多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为了抗议联合国不肯把中国代表权交还给北京，已经杯葛安全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机构达数个月之久。如果苏联大使没有那么畏惧斯大林，或者他能够更迅速获得指令，他必然会出席安全理事会，对美国提出的要求北朝鲜停止敌对行动、退回38度线以北的决议案，加以否决。由于苏联大使未出席安理会、没有行使否决权，使得杜鲁门可以组织起抗御行动，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变成是威尔逊主义的“自由对抗独裁、善恶势不两立”的精神，让美军合理地在朝鲜介入战事。杜鲁门声言，美国参战是执行安理会的命令，因此这不是干预遥远的某一地区性冲突，而是抵抗共产主义对整个自由世界的进袭：
“对韩国的攻击已经不容置疑，这表现出共产主义已超越军用颠覆手法以征服独立国家，今后将运用武装侵略和战争的手段，它违背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颁布的命令。”
虽然杜鲁门可以用有力的地缘政治为基础，主张参与朝鲜战争，他却以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去诉求，形容美国的介入是为了保卫普遍原则，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国际事务恢复以武力统帅将有深远影响。美国将继续坚持法论原则。”美国保护原则而非利益，美国保护法律而非强权，这是美国投入军力的最神圣不可违犯的义理，由两次世界大战到1965年升级介入越南局势，到1991年介人海湾战争，皆奉为圭臬。遏制理论下的朝鲜战争
一旦议题被提升到权力政治之外，就难以界定战争的实际目标是什么。美国的战略理论是以总体战为构想，总体战的目标就是追求全面胜利和敌人无条件投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但是，有限战争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最简单、最易明白的作战目标就是实实在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把北朝鲜部队逼退回到北纬38度线他们出兵的原始点。但是如果侵略行为不需要受到惩罚，以后又如何吓阻侵略？如何让潜在的侵略者认识到，他们也必然受到惩罚，遏制或许就会变成有限战争无休无止地进行，势必耗竭美国的实力——这将不啻是李普曼预言成真。
另一方面来说，什么样的惩戒与承诺进行有限战争，堪可相当？包含在涉及超级大国的有限战争之策略（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涉及）里的，是某一方提高押注的实质力：这正是他们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因此势必求取均势。任何一方只要能让另一方相信，它会更加敢于冒险，就可占上风。斯大林在欧洲方面，违背任何对实力的理性分析，竟然吓唬民主国家相信他会比他们更敢走极端。亚洲方面，共产阵营亦因中共刚占领中国而声势大振，苏联可以不必直接介入即通过中共威胁此一地区。民主国家因此比敌手更害怕紧张局势加剧——至少民主国家是如此深信不疑。
抑制美国政策的另一因素是，各国通过联合国多边参与的承诺程度有多强。朝鲜战争初起，美国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会员国大力支持，英国和土耳其还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参战。虽然它们是否参战对韩国的命运没有多大影响，但表明这些国家支持日后本身防务需要可能会用到的集体行动之原则。一旦这个目的达成，联合国大会多数会员国就不会热衷于冒险去施加惩戒了。美国因而发现本身陷入一场师出无名的有限战争，去防卫它已宣称并无战略利益的一个遥远的国家。在这样进退维谷的两难局面下，在朝鲜半岛见不到国家战略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展示侵略者应受到惩罚。要让北朝鲜付出代价，却又不至于触发战事扩大，美国需要让有力量扩大战事的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共，相信美国的确只有有限的目标。
不幸的是美国参战所揭示的遏制理论，却切切实实制造出相反的诱因：它诱导杜鲁门和其同僚扩大了政治战场。杜鲁门政府主要阁员无一例外，相信共产主义对全球有一套构想，并且认为北朝鲜南侵是中苏联手赤化全球策略的第一招，极可能导致全面大进击。美军奉调投入朝鲜战争之际，他们亦极力寻觅方法要传递信息，让共产党方面知道美国决心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抵抗共产党的侵略行径。他们在宣布派遣军队进入韩国之同时，亦下令海军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不让中共侵犯：“共军占领台湾将对太平洋地区之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必要功能的美国部队，造成直接威胁。”甚至，杜鲁门也对在越南对抗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之法国军队，加强军事援助。（政府的决定通常动机不止一个；由杜鲁门的眼光来看，这些行动另有好处，即它可以封住美国参议院所谓中国游说团的悠悠之口，取得他们的合作，以免他们猛烈抨击政府“放弃”中国大陆。）
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毛泽东，把杜鲁门的宣告视为反映出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阴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