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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不愿因太早讨论战争目标而伤害到在战后与苏联的合作关系，除了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原因之外，可能还出于战略原因。罗斯福或许已察觉苏联在战后有可能搞扩张活动，但也已觉得陷于美国人民的信念，以及战祸恐将不免这一两难困局里。为了维持作战努力，罗斯福一定必须争取美国人理念上的认同，而美国人正是最懊恼势力范围、权力均衡这一套。毕竟，国会才刚在几年前热切通过中立法，支持中立法的那些想法依然还在。罗斯福可能认为，不管苏联有何意图，他的最高战略就是让斯大林珍惜其信誉。只有在这一背景之下，他才会有机会动员美国人，起而反抗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看法。他声称罗斯福已准备好一旦苏美关系恶化后的后退阵地，如“一支大军，一个海外基地网，和平时期的全面军事训练计划，以及英美独占原子弹技术”等等，皆已整备妥当。
不错，罗斯福已经备妥以上种种工具，但是，他集结这些工具的动机是为了强化对轴心国家的战力，不是用来抗拒苏联的扩张主义的，美国取得这些基地是为了可以把驱逐舰转交给英国；发展原子弹是为了对付纳粹和日本；一切迹象都指出，罗斯福在战争告一段落时，将会迅速将军队复员，调回本国——他也的确在许多场合做此声明。不错，一旦罗斯福认定斯大林背信弃义，他会是一位技巧娴熟、决心坚定的反苏联扩张主义领袖，也会运用上述种种工具制俄。然而我们却没有太多证据说他已经做此判断，或已以可能与苏联对峙来评估美国的军事力量。
战争接近尾声时，罗斯福曾表示不满斯大林的伎俩。然而，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的确前后一致坚持美、苏合作，并且视克服对斯大林的不信任感为最重要工作。沃尔特·李普曼对罗斯福的评语相当深刻，他说，“他不信任任何人。他认为他能做的就是比斯大林聪明。”如果说他有心如此做，他并没有成功。
罗斯福刻意与斯大林建立私交，丘吉尔则不会如此做。希特勒进攻苏联，丘吉尔在解释英国为何决定支持斯大林时，说了一句不涉及个人信念或道义支持的话，丘吉尔说： “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丘吉尔）起码也会替魔鬼说两句好话。”罗斯福就没有这种保留态度，美国参战后不久，他就企图排除丘吉尔，安排与斯大林在白令海峡会面，这将是“你我之间非正式、完全单纯的几天盘桓会面”以促成“心意沟通”。罗斯福将只允许霍普金斯、一名译员和一名速记员与会，让海豹、海鸥来见证这场历史性的会谈。
白令海峡会谈从来未能举行。但是，有两场高峰领袖会议确实召开了——一是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一是1945年2月4日~ 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两次会议，斯大林都刻意电告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不急于开会；甚至会议地点也是精心安排力图使英美可以依从他。德黑兰离苏联国境只有数百英里，雅尔塔则在苏联境内。两次，西方领袖都得迢迢千里与会。对于罗斯福的残疾之身，参加德黑兰会议已经备尝艰辛，不堪负荷；到了雅尔塔会议时，他已经病势笃重，勉强抱病赴会。
雅尔塔背负瓜分战后世界版图的千古骂名。然而，当会议召开时，苏联军队已经跨越1941年的全部国境线，取得了可以对东欧其他国家予取予求，片面施加苏联政治掌控的有利地位。如果说战后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哪个高峰会议谈判，最适当的时机应是15个月以前的德黑兰会议。在此之前，苏联挣扎苦战，力图避免战败；到了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由苏军获胜，战争胜利已经确定在望，德苏个别言和也非常不可能。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本来打算住在美国大使馆里，与苏联大使馆、英国大使馆（两者背对背毗邻）有段距离。安全人员一直顾虑，罗斯福在前往英、苏大使馆开会的路途难保没有纳粹向路人掷炸弹暗杀，因此，第一次会议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后，斯大林邀请罗斯福住到苏联大使馆区内一栋别墅，罗斯福欣然接受，这栋别墅由苏联装潢，富丽堂皇，无疑地也装有窃听设备。
罗斯福接受邀请，住进苏联大使馆，传递出信赖、友善的讯息不可谓不强。然而，这个友善姿态对斯大林的策略并没有重大影响，他还是一再抨击丘吉尔和罗斯福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喜欢将谈话对手逼在劣势地位。在这个事例上，大举开辟第二战场之论也好比“围魏救赵”，把问题集中在远离某一将有争议的地点以外的地区去。他诱出美英正式保证在1944年春天以前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三国就德国全面非军事化，以及如何分区占领德国亦达成协议。某次，斯大林力促将德国5万名军官统统处死，丘吉尔愤而退席，斯大林追出去，解释说那只是开玩笑的话，丘吉尔才肯回去继续开会——鉴于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下令屠杀波兰军人的卡廷事件（ Katyn Massacre）真相，他并不是开玩笑说说而已。接着，罗斯福在一次私下会面时向一肚子狐疑的斯大林，勾绘他的四大警察理念。
凡此种种议题的讨论挤掉了时间，有关战后安排的议题就只好留到会议的最后一天讨论。罗斯福同意斯大林把波兰国界向西移的计划，也暗示他不会在波罗的海问题上对斯大林施加压力。他说，如果苏联军队占领波罗的海诸小国，美国与英国都不会“翻脸”，不过他也建议举行公民投票。事实是，罗斯福此时依然不愿全盘讨论战后世局，就跟18个月前莫洛托夫访问华府时他的立场一模一样。因此他在谈到斯大林对东欧的战后方案时，语气不肯定，似乎有几分歉意。罗斯福吁请斯大林注意，美国国内有六百万波兰裔选民，对翌年他竞选连任的选情，举足轻重。虽然他个人同意斯大林元帅认为波兰复国的看法，他乐见“波兰”东边国境线向西推移，西边国境也再推移至奥得河。然而，他也希望斯大林元帅了解，基于上述政治理由，他不能在德黑兰或甚至明年冬天，参与就此问题之任何决定，他在目前也不能公开号称参与任何类似的安排。这可能是向斯大林表达，你看片面行动将冒重大风险？的确，这不啻暗示，美国的同意只是形式而已！
罗斯福之所以如此没精打采道出美国的政治目标，是因为他认定他在德黑兰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四大警察的共识。他企图争取斯大林信任的手法之一，即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他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说：“温斯顿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
大搞清洗运动、不久前还与希特勒握手的斯大林摇身一变，成了温和的人物。然而，罗斯福强调斯大林亲善的一面，并非是他个人偏好，而是充分显露他对人性善良面的信仰，超过了地缘政治分析。他把斯大林视为叔叔伯伯式的朋友，而不是极权主义的独裁者。1943年5月，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党搞世界革命的工具“共产国际”。此时，世界革命已经不是苏联的最高优先目标，它也已经没有充分实力去推动它。但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要委员，德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不久即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却赞扬斯大林此一举动是转向西方价值的基础，“俄国人多年来都在改革其经济，也趋向放弃共产主义，整个西方世界将乐见其努力臻至高峰。”甚至，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堡垒《幸福》杂志亦以同样的口吻赞扬有加。
因此，在德黑兰会议结束后，美国人民对罗斯福总统借评介斯大林赞扬会议成就，也就不会惊讶了。他说：
“我可以说和斯大林元帅相处甚好，他是一个兼具坚定决心、爱好幽默的人，我相信他是俄国心灵纯真的代表人；我也相信我们将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甚欢。”
1944年6月，盟军终于登陆诺曼底并向东推进，德国战败命运已定。情势反转有利之时，斯大林也逐渐抬高价码。1941年，他要求盟国接受1941年苏联国境线，也暗示不妨修正它。1942年，他开始对波兰流亡政府的组成有了抱怨。1943年，他干脆成立一个所谓自由卢布林委员会来与波兰流亡政府打对台。到了1944年底，他已承认共产党人掌控的卢布林委员会为临时政府，取缔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1941年，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划定国界；到了1945年，它已变成要使政治上掌控超过苏联边界以外的地区。
丘吉尔明白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切情势。但是，英国已经变得太依赖美国来支持其政策主张。英国也不够强大足以独力反对苏联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的野心作为。1944年1月，丘吉尔以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直接和斯大林磋商东欧的未来。丘吉尔到莫斯科访问停留八天。他草拟了一份势力范围图，递给斯大林。他以百分比法划分势力范围，譬如，英国可以获得90 010的希腊，苏联可以获得90％的罗马尼亚和70010的保加利亚；至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五五对分。斯大林当场二话不说，立刻同意——不过，莫洛托夫则追着和艾登交涉，削减英国人的百分比，让苏联在每一个东欧国家所占的百分比都略占上风，只有匈牙利例外。
英国的努力作为有几分哀婉凄美。过去从来没有以百分比来界定势力范围的事例，试问要以何种标准衡量遵行程度？又有何方法去执行它？势力大小唯有以军力谁强、谁先到达为准。因此，管它协议不协议，希腊落人英国的势力范围，其他的国家（除了南斯拉夫为例外）不论百分比怎么定，统统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家。即使南斯拉夫的自由行动，也不是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