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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单方面的行动，由此不难想见，一旦德国挣脱凡尔赛的束缚将是如
何一番景象。
20世纪20年代，每当民主国家面对僵局，各国总是抬出国际联
盟，而不肯面对地缘政治的现实。连英国参谋部都落入这个窠臼。前
一章曾引述一份文件，指德国为主要威胁并认为法国将无法有效的抵
挡，正是这份文件也脱不了当时主流思想的格局：参谋部下结论时并
未提出更高明的见解，只是建议“强化”国际联盟（无论其代表的意
义为何），“在如德国行事脱轨等情况下缔结特别的联盟”。
这个建议几乎保证会失败。国际联盟太不团结，等到德国如脱缰
野马时再缔结联盟已嫌太迟。到这个地步，德国只需要一位有眼光有
耐心的政治家，能设法去除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条款，就必然能享有
比战前更有利的长期优势。
这位领袖在1923年现身，史特瑞斯曼在这一年出任外长，后任
总理。他复兴德国实力的方法即所谓的“顺应（ fulfillment）”政策，
它与德国先前采取的政策完全相反，也放弃前任政府对凡尔赛和约所
采取的外交游击战。“顺应”政策是靠着利用英法对于其本身的原则
与凡尔赛条款不符，而感到于心不安。史特瑞斯曼努力让德国履行宽
限后的赔偿时间表，借以促使盟国主动解除凡尔赛和约中最苛刻的政
治与军事条款。
战败后并被外国军队局部占领的国家，原则上有两种选择。一是
向胜利国挑战，为执行和平的过程制造麻烦，希望其知难而退；一是
与胜利国合作，同时设法恢复本身实力，以待来日东山再起。这两种
策略都有风险。战败后仍想反抗，等于在最虚弱的状况下还要与人一
决雌雄；合作则可能打击民心，因为能令胜利国高兴的政策往往会令
战败国的民意无所适从。
在史特瑞斯曼之前，德国采取的是抗拒政策。对抗战术使它在鲁
尔危机期间得以占上风，但法国退出鲁尔区却一点也不能平息德国的
怨愤。令人费解均是，把阿尔萨斯与洛林归还法国并未引起议论。但
重划德国的边界，把大片领土让予波兰，却遭到民族主义者激烈的反
对。此外，有强大的民意压力要求解除对德国军力的限制。还有就是
全国近乎一致同意，盟国要求的赔偿十分荒唐。
史特瑞斯曼的想法跟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了解不论凡尔赛和约有
多么不得人心，事实上也不论他本人如何深恶痛绝，他知道自己需要
英国，也多少需要法国的协助，才能取消那些严苛的规定。拉巴洛协
定震惊西方国家，这个战术相当有用。但由于苏联太穷，无法帮助德
国经济复苏，又太孤立，在大部分外交角力中无法给予德国暗中支
持，因此德苏协定真正的影响，唯有等德国强大到足以公开挑战凡尔
赛之后才看得出来。最主要的是，恢复经济实力必须借助外国的贷
款，但在对立的气氛中德国将很难获得外援。由此可见，史特瑞斯曼
的顺应政策充分反映出他对德国政治经济复苏条件最实际的评估：
“德国基本的军事弱势点明了德国外交政策的限制、性质及方法。”
虽然顺应政策是以现实主义为出发点，但这种务实作风在一次大
战后的德国（尤其在保守派圈内），与在当年保守派政策对一次大战
爆发曾推波助澜的时代一样不多见。战争在德军仍在盟国土地上时便
告终，这使应为德国投入战争而负责的人得以避开指责，而把罪过转
嫁到继他们之后较为温和的主政者身上。劳合·乔治已预见到这个后
果，他在1918年10月26日向战时内阁谈到德国首次求和的提议：
首相表示：工业化的法国已惨遭蹂躏，德国却逃之天天。一旦我
们准备向德国本土攻去，它马上说：“我投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
该不该继续像它攻击法国那样反击回去。
其他阁员觉得英国已太兵困马疲，无力于采取报复行动。外相张
伯伦（ Austen Chamberlain）忧心地答道：“现下报复的代价太高了。”
劳合·乔治不幸言中，新成立的魏玛共和政府（ Weimar Repub
lic）自刚成立起，便一直受到民族主义分子的围攻，其实它所获得的
和平条件比军方总指挥部可能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德国这些民主新
领袖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保全了国家的实力，却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在
政治上，减轻损害很少能获得报偿，因为很难证实如果不这么做会有
更坏的后果。
跟几十年后主导美国对中国敞开大门的是一位保守派总统一样，
唯有像史特瑞斯曼这样拥有完美保守派资历的领导人，才能在不论多
么为难的情况下，想出在外交政策上要顺应不受欢迎的凡尔赛和约。
他是啤酒批发商之子，1878年生于柏林，以认同保守、偏资产阶级思
想的国家自由党（ National Liberal Party）的主张，在政坛打天下。
1917年他出任党魁。史特瑞斯曼交游广泛，爱好文学与历史，言谈间
不时对德国的经典引经据典一番。不过他早期的外交政策观点不出传
统保守主义的立场。比方说，他认为德国是受嫉妒而急于想保住龙头
地位的英国引诱，才加入战争的。
迟至1917年，史特瑞斯曼还赞成在东西两面大事征服，并吞并
英法在亚、非洲的殖民地。他也支持无限制潜艇战。就是这个大错特
错的决定促成美国参战。这样一个把凡尔赛和约称为“历史上最大骗
局”的人，居然会推行顺应政策其实不足为奇，只有不相信现实政治
能让人体会中庸之道可贵之处的人，才会觉得不可思议。
史特瑞斯曼是战后德国首位懂得善用凡尔赛和约赋予德国的地缘
政治优势的领袖，也是唯一一位懂得如此的民主领袖。他掌握到英法
关系脆弱的本质，利用它来加深这两个战时盟国的嫌隙。他也聪明地
运用英国担心德国不是法、俄对手的心理。英国政府一位分析家把德
国说成是对抗共产主义思想蔓延的利器，而他所持的理由显示出“顺
应”政策已收到成效。德国政府受到“国民议会（ National Assembly）
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是真正的民主政府，有诚心尽其所能履行和约，
值得盟国明白给予支持。”若英国的支持失败，德国“目前势将倾向
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日后则可能再恢复君主极权。”
英国赞同协助德国的理由，与美国在叶利钦（ Yeltsin）时代主张
援助俄罗斯的说法，有若干相似之处。但这两个例子均未考虑到政策
“成功”会有什么后果。若顺应政策收到效果，德国会变得越来越强
大，足以威胁到欧洲的均势。同理，冷战后的国际援俄计划若达成目
标，俄国日益增加的力量可能在前俄罗斯帝国广大的沿边地带，到处
形成地缘政治的后果。
这两个事例中，主张和解的人士都抱有积极甚至颇具远见的目
标。西方民主国家愿配合史特瑞斯曼的顺应政策，确实相当明智。但
它们错在未能加强彼此间的紧密关系。顺应政策必然会促使席克特将
军预言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我们必须恢复实力，只要一达到这个目
标，我们当然要收回所有失去的东西。”美国颇有远见地向冷战后的
俄罗斯援手；但俄罗斯的经济一旦复苏，它对邻国的压力势必升高。
这或许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但若不承认必须付出代价就不对了。
史特瑞斯曼在推行顺应政策的早期，并不在意其最终的目标为
何。不论是为获得永久的和解，还是为推翻现有的秩序，或最有可能
的是同时保留这两种可能性，他最先必须达成的是让德国摆脱有关赔
偿的争议。法国除外，所有盟国都希望让这个问题告一段落，好开始
收取部分的赔款。法国则希望跳出因占领鲁尔区而自食其果的泥沼。
史特瑞斯曼很技巧地提议，交由国际仲裁重订偿还赔款的时间
表，因为他预料国际商讨不会像法国单独行事那样难以对付。1923年
11月法国同意任命美国银行家道威斯（ Charles G．Dawes）担任“公
正的仲裁者”，来降低法国的赔偿要求——这悲哀地意味着战时的联
盟已分崩离析。道威斯委员会建议减少赔款金额并分五年付清，各国
于1924年同意。
德国的逐步复兴
后来的五年中德国约付出10亿美元，但也获得约20亿美元的贷
款，大部分来自美国。事实上等于是美国在替德国付赔款，德国则利
用多出来的10亿美元进行工业现代化。法国在赔偿上决不让步，就
是为使德国无法强盛。在被迫选择要让德国衰弱还是让德国有能力偿
付赔款时，法国选择了后者，却眼看着赔款反帮助德国重建经济，最
后并得以恢复军力。
到1923年底史特瑞斯曼已可声称获得部分成功：
“我们所有的政治与外交作为，经英美两大强国刻意的
合作，意大利与其邻国（法国）的疏远，及比利时的举棋不
定，几方面加起来已形成法国终究无法抵挡的情势。”
史特瑞斯曼的估计正确。顺应政策已为法国及整个欧洲秩序带来
难解的窘境。法国的安全需要在军事上维持德国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待
遇才能维持；否则德国在人力与资源上的实力均优于法国，势必会凌
驾其上。但若无公平待遇，即与欧洲其他国家相等的建军权利，那德
国决不会接受凡尔赛体系，顺应政策也会中断。顺应政策也使英国外
交官处境尴尬。英国若不答应给予德国军事平等，以作为德国履行赔
款义务的交换条件，则对方大可恢复原先的不合作态度。但给德国军
事平等又会对法国不利。英国原可与法国结盟以制衡德国，但又不愿
卷入法国与东欧的联盟，或是要为某一块波兰或捷克的领土而与德国
交战。张伯伦在1925年曾套用俾斯麦对巴尔干的评语并表示：“为了
波兰走廊，没有任何英国政府愿意或能够冒牺牲一兵一卒的危险。”
他的预言跟俾斯麦一样并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