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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式保证？英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光荣孤立后，显然并不打算许下前
150年一直规避的长期性欧陆式承诺，尤其不会为了正迅速成为欧陆
第一强国的德国而如此。
德国为获得正式保证频频施压却适得其反，原因是它并不真正需
要这种保证，德国已强大到在欧陆所向无敌的地步，只要英国不站在
敌国或敌对同盟的一方即可。德国应该要求英国的不是联盟，而是在
欧陆一旦发生战事时保持友好中立，要达到这个目的，协约式的安排
已足够了。但德国却为了没有必要争取的保证，提供英国不想要的交
换条件（对保卫大英帝国的整体性承诺），以致使对方怀疑德国其实
是想追求全球霸权。
德国的迫不及待更加深英国的保留态度，英国开始严重怀疑德国
的判断。索尔兹伯里曾写道：
“余不愿无视于德国友人明显之焦虑。但现下不宜受其
意见所左右。其大将已去。此固更易于与其打交道，气氛亦
较融洽；但吾人不免怀念某位老者（俾斯麦）出众之洞察
力。”
在德国领导阶层肆意地结交盟国之际，国内民众则要求空前强势
的外交政策。唯有社民党（ the Social Democrats）虽曾一时冷静，但
最后仍向民意低头，改而支持德国于1914年宣战。德国的领导阶级
对欧洲外交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他们口口声声挂在嘴上的全球政策。
当年领导普鲁士登上德国盟主宝座的少壮派贵族，在两次世界大战后
尤其是在美国，被指责为引起战端的罪魁祸首。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以
欧陆政策为重，对欧洲以外的事务不太关心，外交政策走火人魔不应
归咎于这个阶层。反而新兴的工业经营及专业人员阶层，才是煽起民
族主义情绪的主要推动者，而德国政治体制中却没有如英、法数百年
来所形成的机制，有国会作为激进情绪的缓冲。西方民主社会中，强
烈的民族主义风潮可通过国会获得抒发；在德国却必须经由国会以外
的压力团体。
德国虽说相当专制，其领导人却对民意极为敏感，受民族主义压
力团体影响甚深。这类压力团体几乎把外交及国际关系看做是运动比
赛，总是逼使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兼并更多领土，开辟更多殖民
地，建立更强大的陆军或海军。他们视外交上正常的交换条件或德国
外交出现丝毫的让步迹象为奇耻大辱。首相贝斯曼·霍威格（ Theo
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的政务秘书雷兹勒（Kurt Rietzler），于战
争爆发时正好在位，他曾很贴切地指出：
“现今战争威胁出于弱势政府遭逢强势民族主义运动之
诸国之内政。”
在这种情绪与政治气氛下产生了德国外交的一大败笔，通称为克
鲁格电报事件（ Kruger Telegram），德皇因此失去在19世纪最后的几
年中与英国同盟的可能性。1895年有某个詹姆森上校（ Colonel Jame
son）在英国殖民利益势力，尤其最值得一提的罗德斯（Cecil
Rhodes）支持下率军侵入南非布尔人（Boer）的独立邦德兰士瓦
（ Transvaal）。这次袭击完全失败，令索尔兹伯里政府极为尴尬，虽然
英国政府声称未直接介入此事。德国民族主义的报纸借此机会大做文
章，促请对英国施以更彻底的羞辱。
德国外务部主要顾问兼机要人员霍尔斯坦（ Friedrich von Hol
stein）认为这次得不偿失的突袭是个大好机会，可教训英国与德国为
敌有多么难过，以突显与德国友好的好处。德皇本人则觉得这扬眉吐
气的机会岂可错过。1896年元旦过后不久，他向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
（ Paul Kruger）拍发贺电，恭祝其击退“外来的攻击”。这直接打了英
国一巴掌，而且引起在被英国视为其势力范围的心脏地带可能出现德
国保护国的疑惧。实际上克鲁格电报既不代表德国的殖民意图，也不
代表德国的外交政策，它纯粹只是为了讨好民意，也达到了这个目
的。自由派的《德国日报》（ Allgemeine Zeitung）在1月5日说：“政
府多年来的作为再没有更令人满意者。它写出德国人民的肺腑之言。”
德国的短视与轻率促使它一错再错。德皇与其亲信以为，既然向
英国示好未能结成盟约，或许展现一下令德国不悦的代价会更具有说
服力。可惜德国估计错误，这种做法与历史教训不符，历史上找不到
英国向威吓低头的纪录。
原先是为了展现德国友谊的价值的作为，逐渐却演变成真正的战
略挑战。没有比威胁到英国海上的盟主地位，更能使英国成为无转圜
余地的敌人的作为了。但这正是德国所做的，它仿佛完全不知道自己
正走上无法回头的挑衅之路。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国内要求
扩建海军的压力便开始升高，以“海权派”为先锋，这是越来越多由
工业家及海军军官组成的压力团体之一。由于与英国关系紧张有助于
要求更多的海军军费，符合海权派的利益，因此他们视克鲁格电报事
件为天赐良机，一如任何有可能与英国在天涯海角产生冲突的其他问
题，包括萨摩亚（ Samoa）的地位、苏丹的边界，到葡萄牙殖民地的
前途等等。
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最后终于导致武力相向。因为德国海军在随
后的世界大战中，仅与英国舰队在日德兰（ Jutland）有过一次非决定
性的遭遇，为争取海军建军的特权，德国却在越来越多的敌对国中又
加上了英国。因为毫无疑问地，英国对一个已拥有欧洲最强陆军的欧
陆国家，又打算在海上与英国平分秋色，势必会加以抵制。
但德皇似乎对其政策的后果视而不见。英国对德国强势作风及海
军扩军的恼怒，一开始并未改变法国在埃及、俄罗斯在中亚对英国形
成压力的事实。但法、俄若决定联手，同时在非洲、阿富汗及中国施
压，又当如何？若德国加入法俄一同在南非攻击英国，又怎么办？英
国领袖开始怀疑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是否仍然合宜。
这一派当中最重要也最好发言的人物是殖民大臣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生气蓬勃的张伯伦比索尔兹伯里整整小一辈，他呼吁
与外国结盟最好是德国，似乎较接近20世纪的精神，而索尔兹伯里
则严守上一世纪的孤立主义思想。张伯伦在1899年11月一次重要的
演说中，呼吁由英、德、美国建立“条顿（ Teutonic）”同盟。他极力
赞同这个计划，未经索尔兹伯里同意便向德国传达相关的信息。但德
国领袖死守要求正式保证的立场，仍昧于条文内容无关紧要，而对他
们关系最重大的是欧陆发生战争时英国保持中立的事实。
1900年10月，索尔兹伯里因健康欠佳不得不辞去外相兼职，专
任首相。继他出任外相的是兰斯多恩爵士（ Lord Lansdowne）。兰斯多
恩同意张伯伦的看法，认为英国无法再以完全孤立保障本身的安全。
但他未能争取到内阁一致同意与德国结成全面正式的联盟，内阁只愿
意接受协约式的安排：“一种（英、德政府）就双方共同关切之特定
问题或世上特定地区可采取政策之谅解。”这与数年后英国与法国达
成的“友好协约”，使英国足以在大战爆发时加入法国的那种安排相
当类似。
但德国又一次因明显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拒绝了唾手可得的保
障。新任首相比洛（ Bulow）拒绝与英国签订协约，因为他更在乎民
意而非地缘政治的前景，特别是说服国会同意大增海军被他视为优先
目标。除非英国同意与德、奥、意三国同盟正式结盟，否则他不肯终
止海军扩建计划。索尔兹伯里不接受比洛此种无商量余地的提议，于
是十年内英德同盟第三次胎死腹中。
由这两位首相对彼此意见不合的解释中，可看出英德在基本外交
理念上是多么格格不入。比洛情绪激昂地指责英国是本位主义，忽略
英国早在德国统一前即已实行全球性外交政策达一个多世纪之久：
“英格兰政治家对欧陆知之不详。就欧陆而言，其认知
有如我国对秘鲁或暹罗（即现今的泰国）思想认识之程度。
其自我意识与盲目信心使之不识好歹，对他人真正之恶意难
以体会。他们极为沉默、迟钝且乐观。”
索尔兹伯里为这位跃跃欲试又目标不明的对手，作了一番高明的
战略分析，以为回应。他提到德国驻英大使大言不惭地指出英国需要
与德国结盟以避免危险的孤立地位，反驳道：
“须防卫德、奥边境对抗俄罗斯，其责任远比须防卫英
伦三岛对抗法国来得重，哈兹费德伯爵（Count Hatzfeldt，德
国大使）指‘孤立’构成我国严重之危险。我国曾否确实感
受到此危险？若我国于革命战争中落败，其缘由亦非因孤立
而致。我盟国众多，但法皇当年若得以掌控海峡，盟邦亦无
法拯救我国。除其（拿破仑）在位期间，我国甚而从未面临
危险；因此被指为将导致危险之‘孤立’是否确含任何危险
因子无从判断。为防御我国无历史因素可信其存在之危险，
而须承担前所未有且最棘手之义务，实非明智之举。”
英德就是没有足够的利益交集，不足以形成专制德国所渴望的全
球正式同盟。英国担心再助长德国的力量，会使这可能结盟的对象变
成英国素来反对的霸主国家。德国则不愿为了一向被视为非主要利益
的问题，如印度受到的威胁，而变成英国的助力，同时德国太过骄
傲，看不出英国保持中立的好处。
英国外相兰斯多恩的下一步行动，显示出德国领袖以为英国少不
了德国的想法不过是妄自尊大。1902年他与日本结盟，震惊欧洲。这
是自黎塞留与奥斯曼土耳其打交道以来，首次有欧洲国家向欧洲协调
以外的国家求援。英日同意，若其中一国因中国或韩国而与第三国发
生战争，则另一国将保守中立。但若同时受两个敌国的攻击，则另一
国有义务帮助其盟国。由于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