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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很快地以私下方式取得协议，宁可以直接谈判保住既得利益，
以免受后果难测的欧洲会议所掣肘。
协商一项已达成的协议的细节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壮举，因此各主
要国家除英国外只派外相参加。而英国则是有史以来，首次由首相及
外相一同出席在英伦三岛以外举行的国际会议，因为迪斯累里不愿把
已经成功在望的重大外交成就，被索尔兹伯里抢去功劳。自负且年事
已高的哥尔查科夫，50多年前曾与梅特涅在莱巴赫及维罗纳会议上交
手，此次则选择柏林会议作为他在国际政坛最后一次的演出。他抵达
柏林时宣称：“宁可如明星般沉没，不愿如油灯将尽般熄灭。”
俾斯麦曾被问起他认为谁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他的答案是迪斯累
里：“那个老犹太，就是他。”虽然这两人的背景大不相同，却有英雄
惜英雄之感。他俩都是现实政治的信徒，都厌恶被视为伪善的道德外
交。（他俩均看不起的）格莱斯顿宗教意味浓厚的言词，在他们眼中
纯是唱高调。俾斯麦和迪斯累里对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并无好感，都
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暴戾、不断惹是生非的乌合之众。他俩有尖酸刻
薄、以偏概全、话中带刺的倾向，不耐枝节琐碎之事，喜好以大手
笔、海派作风推动政策。
或许迪斯累里可谓唯一曾超越俾斯麦的政治家。他抵达柏林参加
会议时已立于不败之地，目标都已达成，一如卡斯尔雷在维也纳会
议，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后所享有的地位。所剩不过是如何执行英俄先
前的协议的细节问题，及基本上属军事技术问题的由土耳其，抑或保
加利亚，控制巴尔干的隘口要塞。对迪斯累里而言，柏林会议的策略
问题在于，如何把俄罗斯被迫放弃部分征服领土的不满，由英国转移
到其他国家。
由于俾斯麦本身的处境极端复杂，迪斯累里得以如愿。俾斯麦认
为德国在巴尔干无利益可言，对会议将讨论的问题也没有特别的立
场，只除了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务必防止俄、奥发生战争。他自称在会
上的角色有如“诚实的经纪人”（ honest broker），每次发言时开场白
几乎不外是：“德国在东欧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
虽然他对眼前的种种钩心斗角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就像做噩梦
一般，眼看着危险一步步接近，却动弹不得。当德国国会促请俾斯麦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的答复是他打算保持距离。他以1851年的一
个事例说明调停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介入普、
奥，而且实际上是站在奥国这一边：
“当年俄皇尼古拉之角色便有如今日欲加诸德国之角色；
他（尼古拉）来此说道：‘谁先开枪，我就打他’。结果和
平得以保全。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有待历史论定，在此不
拟赘述，仅有一问，俄皇尼古拉为此可曾得到任何好处？普
鲁士绝无可能如此！奥国是否感激俄皇尼古拉？三年后克里
米亚战争爆发，到此便无须再多说。”
或许他还可加上一句，沙皇的干预也终未能阻止普鲁士统一北
德，这才是1851年真正的问题所在。
俾斯麦尽可能在恶劣的情势中求取最好的结果。他的做法是在关
系到巴尔干东部的问题上——如并吞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
大致上支持俄国，对巴尔干西部的问题（如并领波斯尼亚的黑塞哥维
纳）则支持奥地利。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他与俄国立场对立。在迪斯累
里扬言除非让土耳其保有面对保加利亚的山区隘口，否则要退出会议
后，俾斯麦才向沙皇说项，推翻苏瓦洛夫的主张。
如此俾斯麦避免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奥地利所遭遇的与俄罗斯失
和，但仍未能全身而退。众多俄国领导人物感觉并未享受到胜利的果
实。俄罗斯可为维持正统而暂缓领土的取得（如亚历山大一世在19
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及尼古拉一世在1848年革命期间的做法），
但对终极目标从未放弃，也从不接受妥协的结果。对俄国侵略的制止
行动通常只会换来不以为然的厌恶。
于是在柏林会议之后，俄国把未能达成所有的目标怪罪于欧洲协
调，而非自身的野心太大；怪罪于勉为其难召开会议以避免一场大战
的俾斯麦，而非集结反俄联盟扬言不惜一战的迪斯累里。俄罗斯已习
惯英国的反对立场；但由德国这样一个传统盟国担起诚实的经纪人角
色，泛斯拉夫主义者却认为受到了冒犯。俄国民族主义报纸把此次会
议说成是“俾斯麦亲王领导的反俄联盟”，把他当成俄罗斯欲求未获
满足的替罪羔羊。
俄国在柏林的谈判代表苏瓦洛夫，因在现场所以对真实情形知之
甚详，他总结会后俄国好战声浪四起的现象如下：
“彼宁愿令人民维持一错觉，即俄罗斯之利益严重遭若
干外国强权之行动所破坏，以此延续最恶毒之鼓动人心之
举。人人冀求和平；我国情势亦亟须和平，然彼却于此时，
试图将实为本身政策错误造成之不满情绪，转移至向外界发
泄。”
不过苏瓦洛夫未曾反映当时的俄国民意。沙皇本人虽没有像报界
或激进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反应如此过分，但对会议的结果也不尽满
意。此后数十年内，德国在柏林的背信弃义一直是许多俄国政策文件
中的主要论点，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件文件。以保守国君
团结为基础的三皇同盟，至此已难以为继。自此，若要说国际事务有
任何的凝聚力量，那就只有现实政治一途了。
19世纪50年代，俾斯麦所赞同的政策相当于英国“光荣孤立”
政策的欧陆版。他力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持观望态度，在选定
对普鲁士国家利益最有利的一边后，始能投入普国的力量。这种做法
是避免结盟，保有行动自由，更可使普鲁士享有比任何可能的对手更
多的选择余地。到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为求完成德国的统一而回
归传统的与俄、奥结盟。但19世纪80年代出现前所未有的情势。德
国国势太强，已无法坐观情势的发展，否则可能演变成整个欧洲联合
起来对付德国。同时它再也无法依恃俄国会像过去一样，几乎是直觉
反应式地支持德国。现在德国是个需要朋友的巨人。
为解决这个困境，俾斯麦完全改变以往的外交政策取向。如果他
不能以比对手少作承诺来操控均势，那他索性尽量与比对手更多的国
家建立关系，以便在必要时能有更多的与国可供选择。他放弃前二十
年间外交政策对行动自由的主要诉求，改以建立一个联盟体系，经他
巧妙地运用，一方面可防止德国潜在的敌国结成联盟，另一方面也可
约束德国盟国的行动。德国与不同国家结盟有时显得自相矛盾，但每
一个联盟中，德国跟各盟国的关系必定比它们各自彼此间更亲密；因
此俾斯麦总是对联盟共同的行动有否决权，并有权选择独立行动。前
后十年间，他成功地维持了与盟国的敌国间的协定，而得以节制各方
面的行动。
他自1879年开始这个新政策，先是与奥地利密切结盟。他明白
柏林会议后俄国的不满情绪，因此现在希望建立阻止俄国再扩张的屏
障。但由于不愿让奥国利用德国的支持向俄国挑衅，他设法获得了对
奥地利巴尔干政策的否决权。索尔兹伯里对德奥同盟表示热烈欢迎，
还用了“可喜的福音（ tidings of great joy）”的字眼，令俾斯麦深信想
要制止俄国扩张的不只是他。索尔兹伯里显然希望奥地利在德国支持
下，会承担起英国阻挡俄罗斯向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前进
的负担。为他国的国家利益而战并非俾斯麦的专长。他尤其不肯在巴
尔干这么做，因为对当地的纷扰感到极端厌恶。有一次他发巴尔干人
的牢骚：“务必让这些宵小明白，欧洲各国政府无必要因其贪婪或内
斗而令自身缚手缚脚。”可惜对欧洲和平很不幸的是，他的后继者把
这番警语完全置诸脑后。
俾斯麦主张以结盟而非对抗的方式约束俄罗斯在巴尔干的扩张。
至于沙皇，已到孤立的边缘。鉴于英国是俄国主要的敌对国，法国国
势仍弱，而且其共和体制使法国不可能成为可信赖的与国，于是沙皇
同意恢复三皇同盟，但此次是基于现实政治的原则。
奥皇一开始看不出与主要的敌对国结盟有什么好处。他理当宁肯
与英国同盟，因为双方在阻挡俄国向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
扩张上有共同的利益。但迪斯累里在1880年竞选失败，格莱斯顿上
台，英国即使是非直接地参与亲土耳其、反俄罗斯的同盟也全无可
能，奥地利只得放弃与英国结盟。
第二个三皇同盟绝口不提道德，完全以现实政治为基本条件。盟
约中规定，任何一签约国一旦与第四国开战，如英、俄或法、德，其
他两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如此一来德国便可免于两面作战，俄国可
免于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反俄联盟（英、法、奥）再次出现，而德国保
卫奥地利对抗侵略的承诺也维持不变。奥国则至少在文字上受限无法
加入反俄的结盟，抗拒俄国向巴尔干侵略的重责大任便转移到英国肩
上。俾斯麦借着部分相互抵消的若干同盟维持了均势，使他几乎可享
有跟先前观望外交阶段同样的行动自由。最主要的是他去除了可能使
地方性危机演成全面大战的促因。
1882年，即第二个三皇同盟的次年，俾斯麦将他的结盟罗网更加
扩大，说服了意大利加入德奥二国同盟（ Dual Alliance）形成德奥意
三国同盟（ Triple Alliance）。意大利通常不过问中欧的外交，但现在
对法国捷足先登征服突尼斯感到不满，因为这影响到意大利对北非的
图谋。同时意国摇摇欲坠的专制王朝希望，若在强国外交上有些建树
或可有助于压制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至于奥国，也希望多一层保障
以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