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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好时机。
拿破仑三世在1863年波兰革命期间的行为使他益形孤立。他重
温波拿巴家族与波兰友好的传统，先试图说服俄罗斯向其闹革命的波
兰子民做些让步。但沙皇连谈都不愿谈。其后他又想与英国结盟，但
帕默斯顿对这位捉摸不定的法皇深怀戒心。最后他向奥地利提议，要
奥国放弃其波兰省份给一个尚未成形的波兰国，将威尼西亚让给意大
利，然后向西里西亚及巴尔干半岛寻求补偿。这个提议对奥地利不具
吸引力，因为这么做有引发与普鲁士及俄罗斯战争的危险，所换来的
却是可能在其边境出现一个法国的卫星国。
轻举妄动对政治家而言是个所费不赀的嗜好，而且终有一天要付
出代价。凭一时喜怒好恶而不顾及整体策略的行动绝不可能持久。在
拿破仑三世统治之下，法国失去对德国内部安排的影响力，虽然它曾
是自黎塞留以来法国政策的重心。黎塞留了解勿让中欧坐大是法国安
全的关键，但拿破仑三世的政策受其好大喜功所影响，却集中于欧洲
边陲，这是唯一风险最小而能有所获的地带。随着欧洲政策的焦点转
移到德国，法国却发现自己已势单力孤。
1 864年有一不好的情势发展。自维也纳会议后，在奥地利与普鲁
士联手下中欧的平静首度被打破，它们为代表德国对抗非德国的势力
而发动战争。战争的焦点是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这两个易北河
（ Elbe）公国。这两国与丹麦的王室有关系但又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
丹麦国君逝世后，形成极其复杂且纠缠不清的政治、王族及民族问
题，帕默斯顿还曾因此发过一段妙语。他说只有三个人了解其中的来
龙去脉：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在疯人院里，还有一个是他本人，可惜
他已经忘了。
这个争端的内容没有普奥联手向小国丹麦宣战，迫使其放弃这两
块古老的德国领土来得重要。此次战争证明德国确有能力采取攻击性
行动，而且若邦联的组织太累赘，那普奥两个德意志大国可能根本就
无视于它的存在。
依维也纳会议的传统，此时欧洲各强国必已集会设法大致恢复原
有的现状。但欧洲现在却是一片混乱，这主要是拿破仑三世的功劳。
俄罗斯不打算与它镇压波兰革命时未介入的普奥为敌。英国对普奥进
攻丹麦虽感到不安，但必须与欧陆国家结盟始可插手，但唯一可行的
结盟对象法国又令人不敢信任。
历史、意识形态和“国家至上”原则应已足以警告拿破仑三世，
此种局势发展下去不久就会失控。但他却在要维持法国传统的外交原
则使德国继续分裂，或奉行他年轻时所笃信的民族主义原则之间摇摆
不定。法国外长路威（ Drouynde Lhuys）写给驻英大使杜维涅（La
Tour d'Auvergne）的信中说：
“一方涉及我长期同情之友国之权利，一方涉及德意志
人民之愿望，两者均须虑及，吾国势必较英国更为审慎其
事。”
然而，政治家的责任在于解决问题而非思考问题。对缺乏决断力
的领导者而言，审慎便成了拖延决定的托辞。拿破仑三世自认为坐而
言才算明智，便听任普奥决定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的前途。在欧
洲其他国家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切断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
的关系并合力加以占领，这在梅特涅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法国最
恐惧的梦魇，也是拿破仑三世逃避了十年的德国的统一，终于就要来
临。
俾斯麦并不打算与他国分享德国的领导权。于是他把为石勒苏益
格与荷尔斯泰因而打的战争，变作又是奥地利所犯的一大错误。十年
来奥国仿佛大错不断，使其大国的地位江河日下。奥地利犯下这些错
误的原因都一样，每每主动提出与其合作以讨好所谓的敌手。但讨好
策略对普鲁士的效用，与十年前克里米亚战争中对抗法国时的结果差
不多。对丹麦的胜利不但未能使奥地利摆脱普鲁士的压力，反而提供
了新的而且是对奥国不利的角力场所。它现在必须与普鲁士共同治理
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是决心要利用这个机
会，在距奥国千百英里外却接近普鲁士主要地区的土地上，挑起一场
他等待已久的摊牌行动。
紧张情势升高，拿破仑三世进退维谷的态势也越加明朗。他害怕
德国统一，但又同情德国的民族主义，对解决这棘手的难题畏惧不
已。他认为普鲁士是最道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在1860年曾写道：
“普鲁士为德意志民族、宗教改革、商业进步、自由宪
政之表率，乃正统德意志王国中最大者；其自由良知，思想
开明，人民之参政权，均优于其余诸多德意志邦国。”
俾斯麦对这番话必定举双手赞成，但对他而言，拿破仑三世肯定
普鲁士的独特地位，正是他如何定夺的关键。拿破仑公开表示对普鲁
士的推崇，最后又成为他坐而言不起而行的一个借口。他把犹豫不决
当做是英明权谋，并实际上鼓励普奥开战，部分原因是他认为普鲁士
必败。1865年12月他告诉前任外长瓦留斯基（ Alexandre Walewski）：
“卿可信朕所言不虚，奥普之战必有意外结果，对我之利将不止一
端。”很奇怪，在鼓动两方作战时，他似乎从未自问，若普鲁士胜算
如此之小，那俾斯麦为何执意要上战场。
普奥战争爆发前四月，拿破仑三世已毫不避讳，明白敦促双方兵
戎相见。1866年2月他告诉普鲁士驻巴黎大使戈尔兹伯爵（Count von
der Goltz）：
“请代致贵国王陛下，彼我友好和睦永不生变。普奥若
起战事，朕必保持绝对中立。朕愿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
公国与普合一。设若情势出人意表，朕深信必可与普取得谅
解，因贵我双方多有所见略同，然朕与奥则无协议之可能。”
拿破仑三世究竟想要如何？难道他相信战争会出现僵局使他的谈
判筹码增加？他显然是希望普鲁士肯做些让步以换取他的中立。俾斯
麦知道他用意何在，便提议，若拿破仑肯保持中立，他对法国占领比
利时将采乐观其成的态度，．因为这有让英国涉入与法纷争的好处。拿
破仑可能对这个提议不太在意，因为他认定普鲁士会战败；他的行动
着眼于让普鲁士继续走向战争的成分大于为法国争取利益。数年后法
国外长首席助理阿曼德伯爵（Count Armand）承认：
“外务部唯一之顾虑为普国遭击溃羞辱太过严重，对此
吾国誓以及时介入予以防范。皇上陛下欲待普国战败，既而
干预，并依其想象建造德意志。”
他所想的是黎塞留式谋略的更新版。它假定普鲁士会因战败而愿
献出西部土地作为对法国的补偿，威尼西亚给意大利，德国境内的新
安排则是，设立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邦联及由法、奥支持的南德意志
集团。这个计划唯一的问题是，黎塞留知道该如何判断各股势力之间
的关系，且愿意为自己的判断而战，拿破仑却两方面都不行。
他一再拖延，盼望出现转机，好让他不必冒任何风险便可实现他
最大的愿望。他用的是一贯的策略，提议召开欧洲会议化解战争危
机。各国的反应到现在也有了固定的模式。大家对拿破仑的图谋深怀
戒心，均拒绝参加。不论他转向哪一边，都是两难的抉择：他可以放
弃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决定维持现状；要不然就是鼓励革命及民族主
义，而危及法国传统的国家利益。他逃避的做法是向普鲁士暗示要有
“补偿”，却不明讲是什么补偿，这令俾斯麦相信法国的中立是代价问
题而不是原则问题。戈尔兹致俾斯麦的信中说：
“以法皇视之，普、意、法于会议采共同立场唯一之难
处为法未获补偿。吾国之所求，众所皆知；意国之所求，亦
众所皆知；然法皇于法国之所求语焉不详，就此我等无从予
其任何意见。”
英国提出参加欧洲会议的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维持现状。对于
法国一手促成且对其安全关系重大的德境情势，拿破仑却未能善用确
立此一情势的机会，反而临阵退缩，坚称：“为维护和平须衡酌国民
情绪与要求。”换言之，他情愿冒普奥不免一战及德国统一的风险，
只为取得在意大利对法国实质国家利益无关痛痒的不明确战利品，及
他又不肯明讲的想在西欧获得的利益。而他所对抗的俾斯麦却是对现
实的力量深信不疑，并会为其本身的目的而利用拿破仑所最擅长的种
种虚张声势之举。
有法国领袖了解拿破仑所冒的风险，以及他有意获取的所谓赔偿
与法国的基本利益无关。1866年5月3日，坚决反对拿破仑且日后曾
任法国总统的梯也尔（ Aldolphe Thiers），在一次精彩的讲演中正确地
预言，普鲁士可望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势力：
“查理五世建都于维也纳之王国如今将重现于柏林，而
且距我国边境更近，压力将随之而来。诸位有权以法国利益
为名反对此一政策，因法国的地位如此重要，势必受到此次
革命严重的威胁。法国奋斗了200年欲摧毁此劲敌，现在是
否打算就此坐视其重振国威而无动于衷？”
梯也尔指出，法国应采取明确的反普鲁士政策，取代拿破仑暖昧
的意向，并抬出维护德国诸邦的独立为借口，即黎塞留的老手法。他
主张法国有权抗拒德国的统一：
“先以德国诸邦为名继之以其本身独立为名，最后以欧
洲之平衡为名，此符合全体利益，全体国际社会之利益。现
今有人对‘欧洲平衡’一词大事嘲弄，但何谓欧洲平衡？即
欧洲之独立。”
此时要阻止会使欧洲平衡永久改观的普奥战争，几乎已嫌太晚。
理论上说梯也尔的主张不错，但采取这个政策的前提应在百年前即已
确立。即使现在，若法国发出强烈警告，决不容许奥地利被击败，或
传统诸侯国如汉诺威王国被消灭，或许可让俾斯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