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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详见本书第十六章）由于其宗旨在于防止苏联控制欧洲，不论以何种理由来声明本身的正当性，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功效是防止欧、亚权力中心落到一个有敌意国家的统治下。
如果我们告诉创设大西洋同盟的先贤说，冷战胜利将使对其作品的前途之怀疑加剧；他们一定不能置信。他们认为冷战胜利后，天经地义，大西洋伙伴关系可以永续存在。冷战期间，以此目标号召，的确赢了很多次有决定性的政治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与欧洲借由常设咨商组织和统合的军事指挥体系结合在一起——这种结构的范围和持久在任何国家结盟史上都十分独特。
自从苏联阵营崩溃后，所谓的大西洋共同体就开始日薄西山了。降低对欧关系变得相当流行。目前流行强调扩大民主，美国似乎较少关注与她有相同的组织、对人权及其他基本价值有共同观点的社会，转而关注其他地区。创建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先贤，如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等人，对欧洲式的外交都有保留意见。但是他们也了解，若无大西洋盟友，美国在国际社会上，除了西半球之外，找不到太多道德一致或共同传统的友邦。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势必不得不执行纯粹的现实政治，而现实政治本质上与美国传统不能相容。
一度是美国最重要的政策都在退化，部分原因是北约组织已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当然组织，不再需要多加照料。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过去15年内崛起的新世代美国领导人，大部分出身南方与西部，而当地人士比起旧的东北部士族对欧洲的情感与人际关系看得淡。甚至，美国的自由派通常是威尔逊主义信徒，他们经常觉得受到民主盟国的羞辱，因为这些盟国只注重有关国家利益的政策，忽视集体安全与国际法；他们举波斯尼亚和中东为例，虽然有共同价值却不能取得协议去行动。同时，美国保守主义的孤立主义派——另一种形式的例外主义——又倾向于鄙视欧洲的马基雅维里式的相对主义和自私作风。
与欧洲的意见不合有点像家庭成员不愉快的口角。然而，几乎在每一项关键问题上，来自欧洲的合作远胜于其他地区。容我们公平地说，法国与英国都派出部队到波斯尼亚执行地面任务，美国则不然；可是公众舆论却制造出相反的印象。在海湾战争中，除了美军之外，最重要的特遣部队还是英国和法国部队。在一个世代之内，基于共同的价值和利益，美国两度派军到欧洲参战。后冷战世界里，欧洲或许不能集合起来支持新的大西洋政策，但是美国也不能在胜利时刻就抛弃三个世代以来的政策。盟国当前的工作是调整组成大西洋关系的两个基本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欧洲联盟（旧名欧洲经济共同体），使之适应后冷战世界的现象。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依然是美国与欧洲之间主要的连接组织。北约组织成立时，苏联部队已在分裂的德国之易北河畔。一般认为苏联凭其传统兵力即可征服西欧；苏联军方不久亦大量扩张其核兵力。整个冷战时期，西欧的安全依赖于美国；后冷战的北约组织体制依然反映上一状况。美国掌握北约的统一军事指挥部，由美军将领担任北约盟国总司令；她也一再反对法国所提的欧洲防御自主的主张。
欧洲整合运动的起源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除非欧洲能有单一的发言权，否则它会渐渐沦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一是绝对不容许分裂的德国可在两大集团之间游移，而玩弄冷战双方。本书写作之时，原本只有6个会员国的欧洲联盟，已增加到12个会员国，而且还在继续扩充中，可望在将来纳入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奥地利，甚至若干前苏联附庸国家。
这两个组织成立的前提，由于苏联瓦解、德国统一而动摇。苏联军队已不复存在，俄罗斯部队已往东后撤数百英里。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因内部骚乱，进攻西欧似已不可能。同时，俄罗斯重提前帝国的倾向，又重新唤醒各方传统上害怕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心理，尤其令东欧的前附庸国家大为戒惧。紧邻着俄罗斯的国家的领袖，没有人跟美国一样有信心，肯把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在俄罗斯的转变上。他们全都偏向于支持叶利钦，而非叶利钦的对手；但他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而不是能消除历史不安全感的人物。
统一的德国的出现，使得这些恐惧加深。了解这两个欧陆大国在历史上，不是瓜分其邻国，就是在邻国领土上征战。位于这两大强国之间的国家深深以安全真空为虑，因此更加渴望美国保护，这可以由她们争相加入北约组织为例证。
如果北约组织需要依苏联势力的崩溃而调整，欧盟也面临德国的统一的新现实。德国的统一威胁到欧洲统合的重心之隐性换位：即西德接受法国在欧洲共同体的政治领导地位，换取在经济事务上有最高发言权。因此，西德与西方的结合是透过两个途径：在北约组织内接受美国在战略事务上的领导，在欧盟内接受法国在政治问题上的领导。
在未来，所有的传统的大西洋关系将会变化。欧洲将不再觉得像过去那样需要美国保护，会更加积极热切地追求经济上的自我利益；美国将不会再愿意为欧洲安全承诺大的牺牲，会受到各种样式的孤立主义之引诱；到某一地步，德国将坚持具有和其军事、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在情感上也将不再那么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以及法国的政治支持。
只要继承阿登纳传统（详见本书第二十章）的科尔总理在职，这种趋势就不会充分表露出来。可是，他代表的是那一类领袖的最后人物。新起的世代对大战并无亲身经历或记忆，对于美国援助战后百废待举的德国重建，也毫无记忆。没有情感上的理由要服从超国际的组织，或接受美国、法国的观点。
战后世代的美、欧领袖之大成就是，他们认识到除非美国有机地介入欧洲，她日后迟早也得在更不利于大西洋两岸的情境下，不得不介入。这个情形在今天更加明显。德国已变得十分强盛，以致现有的欧洲体制无法凭一己之力在德国及其欧洲伙伴之间，取得均衡。欧洲即使挟德国之力，也不能凭一己之力处理俄罗斯的再次崛起或分裂瓦解，这是苏联解体后最有威胁性的两个结果。
德国和俄罗斯各以对方为主要伙伴或主要敌手，绝非各国之福。如果她们关系太密切，会使人产生德、俄共治的忧惧；如果她们争吵，欧洲可能因危机升级而被卷入风波。美国与欧洲有共同的利益，要避免德国和俄罗斯的国家政策失控而竞逐欧洲大陆心脏地带。没有美国，英国和法国无法维持西欧的政治均衡；德国会受到国家主义之诱惑；俄罗斯也将失去一个全球对话的对象。没有欧洲，美国在心理上，以及地球上、地缘政治上，都将成为在欧亚大陆外海的岛屿。
后冷战体制使得北大西洋同盟面临三组问题：一是传统同盟结构内的内部关系，二是大西洋国家对东欧的前苏联卫星附庸国家的关系，三是前苏联后继各国，尤其是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国家，以及东欧国家的关系。
北大西洋同盟内部关系的调整，受到美、法之间对大西洋关系的观点的长期角力所主宰。美国以统合的旗帜掌握住北约组织。法国则高唱欧洲独立，促成了欧盟。两者见解不同的结果，美国在军事领域太过独霸而不去推动欧洲的政治身份，可是法国又太坚持欧洲的政治自主而不去推动北约组织的团结。
就知识层面而言，这项争议等于重演黎塞留观念和威尔逊观念的冲突——也就是外交政策是要求利益均衡，或是要确认基本和谐，这两者之间的冲突。美国认为，北约组织统合的指挥本部代表着盟国的团结；法国则把它当成一面红旗。美国领导人不能明白，如果一个国家并不希望保留必要时可置盟友于不顾的选择权，又何必非坚持独立行动的权利不可。法国则认为，美国对欧洲保持独立的军事角色不安，分明就是隐藏有独霸的企图心。
事实上，两国的国际关系观点都有其历史缘故。法国继承了欧式外交，其渊源可以上溯到300多年以前。每当英国必须放弃其保护权力均衡的角色时，法国就——姑不论是好是坏——继续坚持“国家理由”政策，也支持精确评估利益而非一味追求抽象的和谐关系。美国或许时日稍短，也同样持续力倡威尔逊主义。美国深信基本上的和谐关系的确存在，坚信既然欧洲和美国的目标一致，欧洲的自主若非不必要，就是太危险。
当前欧洲的两大挑战——把统一的德国整合纳入西方，以及建立大西洋同盟对新俄罗斯的关系——决不能照本宣科地运用黎塞留或威尔逊的方略去处理。黎塞留方式助长个别欧洲国家的国家主义，会导致欧洲分裂。百分之百的威尔逊主义则会挫弱欧洲的认同感。以反美为基础建立欧洲体系的企图，终将破坏欧洲的团结与大西洋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也不需要担心在北约组织之内，欧洲认同感上升，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美国的政治和后勤支援，欧洲能在什么地区发动自主的军事行动。毕竟，产生团结的原因并不是统合的指挥本部，而是共同的政治与安全利益之意识。
美国与法国之间的争论、威尔逊主义与黎塞留主义之间的争论，都已被事件发展所超越。大西洋同盟与欧盟都已经成为稳定的新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基石。北约组织是针对来自任何地区军事威胁的最佳保障；欧盟则是维持中欧、东欧安定的基本机制。我们需要这两个组织来把前苏联的后继国家及附庸国家，导入和平的国际秩序。
东欧的前途，与前苏联后继国家的前途，不是相同的问题。东欧受到红军占领，它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认同西欧的传统，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尤其如此。不和西欧及大西洋组织结合，她们将在德国与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