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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地利日渐仰仗俄罗斯，梅特涅最难解的问题变成他以保守
思想讨好沙皇，借以牵制俄国利用其在巴尔干及欧洲边陲发展的大好
机会，能持续到几时。答案是近30年，这期间梅特涅应付了那不勒
斯（ Naples）、西班牙及希腊的革命，同时有效地维持着欧洲共识，
避免了俄国介入巴尔干。
东欧的问题不会消失
但东欧的问题不会消失。基本上，其缘由来自巴尔干各民族欲脱
离土耳其统治而纷纷发生独立革命。这为梅特涅体系所带来的难题，
一是不符其维持现状的承诺，二是今日对土耳其而发的独立运动，有
一天可能转向奥地利。再有，对维护正统最不遗余力的沙皇，干预的
欲望最强，但谁也不相信，至少在伦敦或维也纳无人认为，沙皇一旦
发动大军，他只会维护“现状”。
有一度为平息奥斯曼帝国瓦解所带来的震撼，英奥两国曾有一段
时间关系相当密切。不论英国多么不在乎特定的巴尔干问题，俄罗斯
向俄土边界两个海峡推进，在英国看来也对其地中海利益构成威胁，
因而俄国遭到强烈抵抗。梅特涅虽乐见其成，但从未直接参与英国反
俄罗斯扩张的举动。他以审慎且最要紧的隐形外交（ anonymous diplo
macy）团结欧洲，顺应俄国，计诱英国并让他国承担抵制俄国扩张的
直接压力，奥地利却保留对俄或敌或友的主动权。
梅特涅于1848年退出欧洲舞台，这象征着奥地利运用团结保守
势力，维持维也纳和会安排的这招险棋，开始走向末路。可以确定的
是，正统论难以无止境地弥补奥国地缘政治地位衰微的颓势，或减缓
主流民族主义思想与其国内体制日益恶化的冲突。但随机应变是政治
技巧的要诀。梅特涅运筹帷幄处理了东欧问题，但继他而起者，既然
无力于改变国内体制适应时代潮流，便只有让奥国的外交，去迎合刚
兴起且不受正统思想束缚的权力政治潮流。那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国际
秩序。
结果是欧洲协调终于在解决东欧问题时被粉碎。1854年，列强自
拿破仑时代后首次开战。具讽刺意义的是，这场一直被史学家指责为
无意义，根本可防止的战争，即克里米亚战争，其导火线不是来自与
东欧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俄、奥、英国，而是法国。
1852年法皇拿破仑三世刚经由政变上台，他说服土耳其苏丹封他
以奥斯曼帝国基督信徒保护者的名号，而这一向是俄国沙皇自命的角
色。尼古拉一世对他眼中视为非法暴发户的拿破仑三世，居然胆敢踏
进俄罗斯的地盘，当起巴尔干斯拉夫人的保护者，深为震怒，要求获
得与法国同等的地位。苏丹斥回俄国使者，俄国与之断交。19世纪中
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导人帕默斯顿勋爵（ Lord Palmerston），对俄国深
具戒心，立即敦促派皇家海军至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es）外的贝
西卡湾（ Besika Bay）。沙皇仍秉持着梅特涅体系的精神。他说：“你
们四国（指另外诸强）合力可制住我，但这绝对办不到。而我可仰仗
柏林及维也纳。”为表现其不在乎，尼古拉下令占据摩尔达维亚
（ Moldavia）及瓦拉几亚（Wallachia，今罗马尼亚）两诸侯国。
最不愿看到战争的奥地利，提出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即由法
国俄国共同担任奥斯曼境内基督信众的保护者。帕默斯顿对如此调停
不甚热衷。为增加英国的谈判筹码，他派皇家海军进到黑海口。此举
鼓励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英、法支持土国。
战争真正的起因有更深一层的缘故。宗教只是政治及战略图谋的
借口。尼古拉所追求的是古俄罗斯的梦想：取得君士坦丁堡及两个海
峡。拿破仑三世则是眼见有机会削弱俄国，破坏神圣同盟，结束法国
的孤立。帕默斯顿希望找到某种借口，可一劳永逸地终止俄国向两个
海峡进攻。战争爆发后，英国战舰进入黑海，开始摧毁俄国的黑海舰
队。英法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占领俄国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 Se
vastopol）。
这些发展令奥地利的领袖不知所措。他们重视与俄国传统的友
谊，但又担心俄国在巴尔干的斩获，可能引起奥国境内的斯拉夫人更
加蠢蠢欲动。他们也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老盟友站在一边，会给法
国进攻奥属意大利地区以借口。
起初奥国宣布中立，这是正确的抉择。但新上任的外相波义伯爵
（ Count Buol），觉得不采取行动太令人坐立难安，而法国觊觎奥国的
意大利领土也令人放心不下。在英法联军进攻塞瓦斯托波尔时，奥地
利向沙皇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撤出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这是
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至少此后的俄国领导人一直做如是
想。
奥地利就此放弃了尼古拉一世，及远自拿破仑战争时代即与俄国
建立的坚定友谊。轻率加上恐慌，使梅特涅的后继者抛弃了经一个世
代苦心经营所得的保守势力团结局面。一旦奥国主动摆脱共同价值观
的束缚，就同样让俄国获得解放，使之完全可根据地缘政治的取舍来
订定本身的政策。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俄国势必与奥地利为巴尔于
的前途而起冲突，也总有一天会想要打倒奥地利帝国。
维也纳方案之所以能行之50年，就在于东欧三强（普鲁士、俄
罗斯、奥地利）视其团结是对抗革命乱象及法国主宰欧洲的主要屏
障。但克里米亚战争中（塔列兰称之为“欧洲贵族院”的），奥地利
却与急于将其赶出意大利的拿破仑三世，不愿涉入纷争的英国，结为
不甚协调的盟友。它因此解放了昔日神圣同盟的盟国俄国、普鲁士，
任这贪得无厌的两国毫无顾忌地追求其国家利益。普鲁士要奥地利付
出的代价是强迫奥国撤出德国，而俄罗斯在巴尔干逐渐升高的敌意，
后来成为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之一，也导致奥匈帝国最后的崩溃。
保守利益需团结在一起
面对权力政治的现实时，奥国可惜未能认识到，其生存全仰赖欧
洲各国矢志维护政治的正统。保守利益需团结在一起的观念超越国
界，因此有缓和权力政治冲突的作用。民族主义有相反的作用，它唯
国家利益是图，激化对立，增加每个人可能面临的危险。不堪一击的
奥地利由此让自己身陷一场毫无胜算的斗争中。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五年内，意大利民族英雄加富尔（ Camillo
Cavour）展开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的工作，在与法国结盟，俄国默许
的情况下，挑起对奥国的战事，这两种状况在过去都是令人无法想象
的。再过五年，俾斯麦在一场争夺德国盟主的战争中打败奥国。俄国
再次袖手旁观，法国虽不情愿但也未插手。在梅特涅时代，遇到此种
情势欧洲协调必会集会讨论，对这些乱事加以控制。但此后，外交更
仰赖赤裸裸的权力，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和平又持续了50年，但
每过十年，紧急情势便加倍，武器竞赛也加剧。
英国在以权力政治为本的国际秩序中，另有一番局面。一则它从
不依赖欧洲会议制度保障其安全；再者，这新的国际关系形态对英国
来说反而是常态。在19世纪中，英国成为主导欧洲的国家。它有足
够的力量独善其身，有地理上的屏障不必介入欧陆的乱事。它有历任
领导人持续冷静地追求国家利益，也是英国的优势之一。
卡斯尔雷之后的英国领导人，对欧洲的了解的确不及他。但他们
对基本国家利益的认知却比卡斯尔雷更透彻，他们以高超的技巧与锲
而不舍的精神追求这个利益。继他之后出任外相的乔治·坎宁
（ Gee Canning），立即切断了卡斯尔雷对欧洲会议制度仍有影响力
的最后几个渠道，不管它们是多么的间接。1821年，在他继任卡斯尔
雷前一年，坎宁呼吁“言行均保持中立”的政策，并说：“不要为愚
蠢的浪漫情绪所惑，误以为我们只手便可重建欧洲。”正式出任外相
后，他明白宣示以国家利益为基本方针，这在他看来是与长期介入欧
洲相冲突的：
“我国与欧洲系统关系虽言密切，但并非意指每有状况
我国便须应邻国之关切召请，而致涉入纷扰之中。”
换句话说，英国要保留视不同情形选择本身策略的权利，且一切
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在此政策之下，盟国仅是辅助性质，甚至根本无
此必要。
帕默斯顿在1856年解释英国国家利益的定义时说：“凡有人问何
谓政策，唯有答以视个别情形之发生，求最佳之对策，以吾国之利益
为方针。”半世纪后，官方对英国外交政策仍没有更确切的说法，如
外相艾德华爵士（ Sir Edward Grey）的这番话：“英国外相素来遵循
的乃是他们所认为的国家眼前的利益，而对未来不做太详细的盘算。”
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如此的说法难免被讥为了无新意。我们认为
好的就是上策。在英国这些话却会被看做再明白不过了；很少有呼声
要求对经常挂在嘴上的“国家利益”加以定义。帕默斯顿说过：“没
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英国不需要正式的策略，因为领
导人对国家利益均心知肚明，牢记在心，碰到任何状况自然知道该如
何应对，也有信心会获得国人的支持。套句帕默斯顿的话：“国家利
益恒久不变，你我有义务加以遵循。”
英国的领导人可能对什么不该做，比对事先洞悉战争的因由更清
楚。他们更不肯明白说出有何积极的目标，或许是因为他们对现状很
满意。由于自信对国家利益可以掌握得很好，这些领导人认为没有必
要事先加以说明。它们宁可等事件发生，这是欧陆国家办不到的，因
为欧陆国家就是这些事件本身。
英国对安全的看法跟美国孤立主义者所见略同，即英国仅对惊天
动地的大事会有反应。但英美对和平与国内政治结构的关系，则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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