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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拯救东欧的共产党人为时已晚，或许苏联共产党也无从拯救了。戈尔巴乔夫押注赌自由化，必然失败。就某种程度而言，共产党失去其擎天一柱的特性后，就士气涣散了。自由化无法与共产党统治和谐并存——共产党人非得必须不再做共产党人，否则无法变成民主派。戈尔巴乔夫不明白这则等式，叶利钦则了然于心。
戈尔巴乔夫也在1989年10月访问柏林，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并且在此次行程中，敦促东德斯大林派首脑昂纳克（ Erich Honecker）执行改革为重的政策。如果他知道此次庆典将成为绝唱，他一定不会出席东德国庆。他在这个场合演讲：
“我们一再被吁求清除或此或彼的畛域划分。我们经常必须听：‘让苏联拆了柏林墙，我们就会相信她有和平的真心’。我们没有把欧洲现行体制理想化。但是，事实上，直至目前为止，承认战后现实确保了此一大陆的和平，每次西方国家试图重划欧洲战后地图，就表示国际局势又要恶化。”
仅仅过了四星期，柏林墙倒了；十个月之内，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统一，并留在北约组织中。到这个时候，前卫星附庸国家每一个共产党政府都被推翻，华沙条约也垮了。雅尔塔的局势完全逆转。历史证明，赫鲁晓夫吹嘘共产主义将埋葬资本主义，并没有实现。苏联在过去四十年来借威胁与压力，寻求破坏西方的团结，却搞得国库耗空，现在由于觊觎西方援助，只得争取西方的善意。1989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七大工业国家政府首脑的高峰会议吁请：
“我们的改革，与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之政策，无法分开。大到像苏联这样规模的市场若是开放，对世界有利而无害。”
戈尔巴乔夫把全部家当押注在两项假设前提上：自由化将使苏联现代化，因而苏联能够在国际上保有大国地位。这两项期待都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的国内基础，也和其附庸卫星国家一样坍塌。
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可以搬动地球。”革命往往吞噬掉其子弟，因为革命党人很少能了解，过了某一点的社会分崩离析之后，不会再有固定的阿基米德点，可由之运作。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坚信，改造后的共产党可以把苏联社会提升入现代世界。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共产党是问题所在、而非答案的见解。苏联共产党经历两个世代去镇压独立思想，破坏个人主动。到了1990年，中央计划管制已经僵化，旨在制衡每一生活层面而成立的各种组织，也与他们应加以监督的团体，订立互不侵犯的契约；纪律已变成例行习惯，而戈尔巴乔夫企图释放主动创意，却种下紊乱的苦果。
戈尔巴乔夫的困难始于企图改善生产力、引入若干市场经济因素这个最简单的层面。几乎从一开始就情势明显，计划经济制度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机制，因此有效率的经济之最基本前提完全付之阙如。斯大林派的假设是中央计划主宰一切，事实则大谬不然。所谓“计划”实质上乃是庞大的官僚体系集体串谋，以至于搞出大规模的信心之游戏，而误导了中央当局。负责生产的经理人、负责分配的部门，以及应该发布指令的计划当局都很盲目，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需求何在，一旦制订方案就没办法调整。因此，体系内每个单位只选择最小的目标，私下与其他单位躲在官样的中央体制下打交道，掩饰缺失。所有的激励因素都不利于创新改革，并且由于所谓的领导几乎无法了解社会的真正状况，这种情况根本无从改善。苏联已经倒退回到早年俄罗斯的混乱状况。
改革的企图在根深蒂固的现状之重压下失败了，这种情况与早先赫鲁晓夫、柯西金的际遇并无不同。由于至少四分之一的国家预算花在补贴物价上，因此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评估效率或测度经济需求。货品乃是分配，而非购买；贪污遂成为市场常见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体察到此一普遍的停滞现象，但是缺乏创意与技巧去打破此一根深蒂固的僵硬局面。此一制度的各个监督机构，随着时间进展，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过去是革命工具的共产党，在此一繁复的共产主义体制里没有功能，只能监督它也不了解的事务——它只好与它应该掌控者去串通勾结。共产党官员变成了特权阶级；理论上掌握着国家正统，实际上却是汲汲营营保持特权。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计有两大基础：改革（ perestroika）以争取新技术官僚的支持；以及开放（glasnost），以政治自由化争取长久受到欺凌的知识分子。然而由于没有发挥自由表达、促使真正公开辩论的体制组织，开放反而害了他自己。由于除了保留给军方者以外，并无自由的资源，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无从改善。因此，戈尔巴乔夫既未获得民众更广泛的支持，可又逐渐脱离体制组织方面的支持。开放日益和改革发生冲突，甚至抨击过去的领导人也有反效果。1989年，奉派陪我到克里姆林官的一位戈尔巴乔夫的年轻幕僚，对我说：“这一切只代表，年纪长于25岁的每个苏联公民，都虚耗一生光阴。”
唯一了解苏联亟待改革，可又不预备支持改革的团体，乃是安全单位。国家安全委员会透过其情报网络明白苏联在与西方国家技术竞赛上，落后甚远。军方在评估主要对手的能力时，往往会考虑到自己本身专业上的利害关系。然而，了解问题后未必就有解决方案。安全单位与戈尔巴乔夫一样爱恶交织。要是开放——政治自由化——不破坏民间的纪律制度，就会支持开放；军方则认为，只要戈尔巴乔夫不会削减军方资源以便实行现代化计划，也可以接受改革——经济结构重整。
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动作，把共产党转化为改革的工具，却在重大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失败；第二个动作是弱化——但依然保持——共产党结构，却破坏了苏联统治的基本工具。这样做涉及两个步骤：把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所在地搬出共产党之外，进入平行的政府架构中；并且要鼓励地区化与地方自治的行动。
戈尔巴乔夫却在这两个动作上估计错误。自从列宁以来，共产党一直是唯一的决策机构。政府只是行政组织，负责执行而非设计政策。苏联关键的职位一直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共产党领袖很少兼任政府公职。因此，有野心、敢冒险犯难的人倾向于投入党的阶层体制，政府组织则吸引不想争决策者虚名或有意设计政策的行政人员。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权力重心由共产党转移到政府部门，等于是把他的革命交付给一大群文员。
戈尔巴乔夫鼓励地区自治，也一样走上死胡同。他发现无法在其列宁主义式的不信赖民众意志，以及渴望创造出可取代共产党的新选择之间，取得平衡。因此他设计出一套基本上是地方选举的制度，除了共产党之外，不准其他全国性政党参加。但是，俄罗斯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方及地区政府可以由百姓投票选出，此时将俄罗斯历史的罪愆暴露出来而自食恶果。俄罗斯过去300年来，把欧、亚、中东民族纷纷纳入管辖，却从未把他们融入统治核心。不足为奇，大部分新选出的非俄罗斯人政府（他们占全苏联人口将近二分之一），开始向他们的旧主人挑战。
戈尔巴乔夫欠缺靠得住的群众支持。他激恼了列宁主义国家既得利益者的大网络，却因为没有办法推动或许可行的改革共产主义或中央集权国家观念之代替方案，而无法吸引新的支持者。戈尔巴乔夫正确地找出了苏联社会的问题，却掌握不了解决办法。仿佛是关在完全透明，却打不破的玻璃窗内的人，戈尔巴乔夫可以清楚地观察外头的世界，但是却受到室内条件的局限，没办法确切了解他所见到的景象。
开放与改革撑得越久，戈尔巴乔夫就越加孤立，越少了几分自信心。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87年初，他意兴飞扬，散发出信心，认为他的每项细小作为都能使得苏联重振雄风，走上霸业。一年后，他已经没那么肯定。他说：“无论如何，苏联都不会和从前一样。”——对于如此艰巨的任务，这句话就透着一丝苦楚与无奈。1989年初我们又碰面时，他告诉我，他和谢瓦尔德纳泽（ Shevardnadze）如何在1970年就认为，共产主义制度需要从上到下彻底改变。我请教他，身为共产党员，他如何得到这个结论。戈尔巴乔夫说：“知道什么是错了，容易；知道什么是对的，可就难了。”
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找到答案。他在位的最后一年里，身陷梦魇，眼睁睁看到大祸临头，却没法脱身或弥补大祸。通常做出妥协的让步是要打出一条防火巷，以保全最重要的东西。戈尔巴乔夫却恰恰相反。每次走走停停的新改革都半途而废，因而加速苏联衰败的步调。每次让步就为下一次让步开启了一张门。到了1990年，波罗的海三小国宣布脱离苏联，苏联开始瓦解。绝顶讽刺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大政敌利用花了三个世纪才建立的俄罗斯帝国土崩瓦解的过程，来推翻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重申俄罗斯的独立（因此等于暗示其他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是独立的），实质上等于解散了苏联，也等于架空了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统的职位。戈尔巴乔夫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他的动作太快，也太慢：太快，因为他容忍其制度，但又太慢于控制住不断加速的瓦解。80年代两大超级强国都需要时间恢复元气。里根的政策释放出美国社会的活力；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则把苏联社会的功能障碍暴露出来。美国的问题是对政策变更持疑心；苏联方面的改革却促成共产主义制度的危机加速恶化。
到了1991年，民主国家赢了冷战。他们发现竟然获得远比当初想象的还大的成果之时，立刻就又爆发了早先有关冷战的大辩论。苏联过去是否真的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安危？如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