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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资助建立起南越军队，安全局势却日趋恶化。美国军方也跟美国政治改革者一样，受到自信十足的信念鼓舞。他们都深信，已经替这个地理、文化俱与美国有相当距离的苦难国家，找到绝对错不了的补救秘方。他们努力建立一支美式的南越军队。美国武装部队是以在欧洲作战为建军思想，他们在发展中国家作战唯一的经验是朝鲜战争，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军面对的是一支越过国际承认的分界线入侵的传统式部队，美军大体上是在支持美国人的民众中间执行作战任务，这种情势非常像军事规划家预测欧洲会发生的情势。但是到了越南，战争没有界定好的前线，敌人由线内供应给养，不需要防守任何要地，可以任意选择攻击对象；他可以立刻四处放火，也可以瞬时无影无踪。
美军顾问团一到越南，就开始运用熟悉的作战方式：依赖火力、机动力和机械化优势打消耗战。这些方法在越南统统派不上用场。美国训练的南越部队立刻陷入法国远征军十年前同样的境地。消耗战最有效是用于对付一个别无选择、非得防守要地的敌人。但是游击队罕有非得据守不可的要地，机械化和师级建制，使得南越军队在其国家的作战上，毫无作用。
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早期阶段，游击战犹在婴儿期，军事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此看来似乎局势有了真正的进展。一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进入尾声，河内才升级游击战，不过仍然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北越才建立起后勤体系足可供应打大规模游击战。为了完成补给线，北越进犯和平、中立的小国老挝，取道老挝，建立一条胡志明小道。
艾森豪威尔即将卸职时，事实上老挝是他最关切的问题。他在回忆录《追求和平》（ Waging Peace）中，形容老挝是骨牌理论的关键：
“老挝若是陷入共产党手中，可能造成其仍然自由的邻国柬埔寨和南越的相继沦陷，甚至泰国和缅甸也可能不保，犹如一排骨牌纷纷倒塌。这样连锁事件将替共产党夺取整个东南亚打开通路。”
艾森豪威尔认为老挝的独立攸关紧要，他打算“有没有盟国参加都得一战”。在1961年1月移交给肯尼迪的过渡期间，艾森豪威尔给肯尼迪最具体明确的一项建议，就是保卫老挝。
美国政府移交易人之际，美国介入中南半岛的层次和性质，还没有拿全球可信度冒险至无可挽回的程度。美国的作为仍与地区安全目标有关联；其作为还没有深刻到必须辩护，以强调自己合理化的地步。
骨牌理论已经为一般人接纳，很少受挑战。但是就和威尔逊主义一样，骨牌理论不区分任何国家。一概纳入，也未必全然错误。越南所呈现的真正问题，不是应否在亚洲抵抗共产主义扩张，而是北纬17度线是否为恰当的地点；不是如果南越骨牌倒下，中南半岛将会如何，而是是否能在其他地方（譬如马来西亚边界）布下另一道防线。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摆在地缘政治角度加以仔细检讨。慕尼黑已经成为那一代美国领袖的重大教训，退却被认为将加剧困难，而且在道德上有所亏欠。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辩解美国何以介入越南，就是以此为理由：“我们本身的国家利益就需要我们协力维持越南的士气、经济进展和军事力量，俾能使它继续存在于自由阵营内。……继续忽视这些问题的代价，远大于今天我们必须承担的代价——的确超过我们能经受得起的程度。”
美国传统讲究一视同仁，无分畛域，不允许美国以战略衡量而对潜在可能的受害人有所偏袒。领袖吁求国民无私投入，是因为他们诚心相信；他们为维护原则而保卫某个国家的可能性，大于基于美国国家利益而战。
选择越南作为界限，抵抗共产主义扩张行为，不准他们越轨，使美国必然要面对严重两难困境。如果政治改革是击败游击队的良计，游击队势力滋长是否表示美国的方法未正确运用，或者这些方案没有切中要害？如果越南果真如几乎全部美国领袖所认定的，事关全球均势，这难道不代表地缘政治的需要最后将超越一切，迫使美国接手离家12000英里的这场战争？这些问题的答案，得待艾森豪威尔的继任人肯尼迪、约翰逊两人提供。
第二十六章 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
处理越南问题
肯尼迪成为第三位必须处理中南半岛问题的美国总统，继承了一组久已存在的政策前提。肯尼迪与其前任一样，认为越南是美国整体地缘政治地位中关键的一个环节。他和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都相信，阻止共产党在越南获胜是美国的重大利益问题。他也和其前任看法一致，认为河内的共产党领导阶层乃是克里姆林官的代理人。一言以蔽之，他认同前两任政府的见解，认为防卫南越事关全球遏制的全盘战略。
虽然肯尼迪的越南政策在许多方面延续艾森豪威尔的做法，可谓艾规肯随，但是还是存有重大差别。艾森豪威尔看待越战是从军人立场出发——这是北越和南越这两个明确实体之间的战争。肯尼迪却认为，越共攻击南越并不太像一场传统战争，倒有几分像是以游击战形式从事的准内战。肯尼迪偏好的解决方案是：美国把南越建立成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均能独立担当的国家，让她能击败游击队，又不必让美国牺牲子弟的性命。
同时，肯尼迪也以更乐观的心情来解读军事方面的冲突。艾森豪威尔以传统战的眼光看越南受到的军事威胁，肯尼迪却相信美、苏之间核武力已旗鼓相当（事后证明这是过于早熟的评估），套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这使得全面战争“不堪设想”。美国政府相信加强军力部署可以消除共产党从事朝鲜战争式有限战争的机会。通过逐项剔除法，美国认为游击战是未来新浪潮，对抗游击战是对美国遏制共产主义能力的最大考验。
1961年1月6日，距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日还有两星期，赫鲁晓夫扬言“民族解放战争”是“神圣”战争，苏联坚决支持它们。肯尼迪的“新边疆”（ New Frontier）政纲把苏联这席话当成是对美国盼望与发展中世界增进关系的公开叫阵。今天，赫鲁晓夫这篇谈话被普遍认为主要针对北京的意识形态对手而发，因为北京一再抨击他对列宁主义不敬，已经第三度延长对柏林最后通牒的最后时限，也经常对核战表达保留意见。然而，当时的肯尼迪在1961年1月31日第一次提出国情咨文报告时，把赫鲁晓夫的谈话视为证明苏联和中共“有野心称霸世界——这个野心他们不久前才强烈重申过”。
1965年9月，约翰逊政府对中共也发生解读错误的现象，当时中共国防部长林彪倡导“人民战争”，主张在第三世界煽动革命，“包围”世界上各大重要工业国家。约翰逊政府把这番话解读为，中共示意她介入越南局势，却忽略了林彪的下文，它强调各国革命党需要自立自强。毛泽东亦另外评论说，中共军队不出国作战，也强烈暗示中国不打算再次介入共产党的解放战争。这显示朝鲜战争的双方当事国都学到同一课，他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共产党谈话的解读，使得越南战争不再被当做冷战中多场战役中的一场。就新边疆而言，越南战争乃是决定性的一役，它将判别游击战可否制止、冷战能否胜利。肯尼迪把这项冲突解读为共产阵营有计划的全球阴谋之行动，使得他认定必须在东南亚站稳脚步，重振他在1961年6月维也纳高峰会议遭到赫鲁晓夫诟骂所失去的可信度。他告诉《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赖斯顿（ James Reston）说：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越南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就跟古典悲剧里，英雄被一些无意中的事件不知不觉地牵引步上命运之路一样，肯尼迪政府因着他的前任得以回避的一项危机——老挝的未来——被扯进越南局势。没有人比温和的、爱好和平的老挝人更冤枉，不该遭到此飞来横祸。老挝东侧与越南为邻，崇山峻岭，西侧则以宽阔的湄公河与泰国隔河相望。老挝人民对好斗的邻人别无所求，只盼别来干扰他们平静的生活。然而，北越焉能让他们如愿？河内一旦在1959年于南越境内发动游击战，对老挝的压力亦无可避免地大为增强。如果河内企图通过越南领土给南越的游击队提供补给，它就必须穿过沿着北纬17度线划分越南的、宽约40英里的所谓“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这段距离很可能被南越部队在美国援助下封锁住。否则，北越就必须以有组织的军事单位，跨过北纬17度线发动攻击，而这几乎必然会激怒美国，甚至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干预——这是河内在1972年之前极力回避的风险，到此时越战已进入尾声。
河内以整个越战时期一向的冷静逻辑思考，认定借道中立的老挝、柬埔寨，渗透进入南越，比起公然挥师跨过北纬17度线，遭遇的国际阻力要小得多。即使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受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的保障，也受到东南亚条约组织重申保障，河内的判断不受影响而动摇。事实上，它并吞了主权国家老挝部分领土，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基地，也没有遭到国际社会太大的反对。世界舆论竟然接纳了河内的歪理：美国和南越亟欲阻止北越在中立国家建立的渗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