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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和会召开在即，使得共军增加军事压力，迫使艾森豪威尔在其理论与实际可能性之间做选择。若能攻陷奠边府就能迫使法国把绝大部分（若非全部）的越南让给共产党。奠边府要得救，唯有靠大量增兵救援，法国却已无此资源，也缺乏此斗志。美国被迫必须决定，是否以直接军事行动来支持骨牌理论。
3月23日，法国参谋总长伊利（ Paul Ely）将军访问华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 Admiral Arthur Radford）给他一个印象：雷德福将建议对奠边府周遭共军阵地展开空中大轰炸——很可能包括动用核武器。然而，杜勒斯坚信集体安全体制，要思考这一步骤怎能不先做些外交基础工作。1954年3月29日，杜勒斯发表一项重大演说，实质上呼吁采取集体军事行动，拯救中南半岛以免它陷入共产阵营。他用的是反姑息主义的老说法——若不立即采取行动，日后代价更将高昂：
“容许共产俄国及其中共盟友的政治制度加诸东南亚国家，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重大威胁。美国认为，不应该消极接受这种可能性，应该以联合行动面对它。这或许会涉及严重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敢坚决抵抗，数年之后面对的风险势必比这些风险更大。”
杜勒斯在“联合行动”的大旗下，建议由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中南半岛加盟国组成联军，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的扩张。艾森豪威尔也参加进来力促集体行动。不过大致是要制止干预而不是鼓励各国介入。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幕僚长亚当斯（ Sherman Adams）形容艾森豪威尔的态度是：
“一年前，在联合国支持下，已在韩国避免与红色中国爆发总体战，他（艾森豪威尔）不想在没有英国和其他西方盟国支持下，于中南半岛发起另一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让美国政治奇特的一个现象更加丰富，那些最后机心狡诈的总统却往往是最复杂难懂的总统。以这个意味来说，艾森豪威尔乃是里根的祖师爷，他以亲切和蔼的外表遮掩住非凡的纵横捭阖的技法。就和两年后他在苏伊士危机中的展现手法，以及稍后在柏林危机中的表现一样，杜勒斯的声明代表强硬路线——在奠边府之役问题上，雷德福的空袭计划或若干代替方案，就是强硬路线。艾森豪威尔的倾向几乎确定就是全力避免军事行动，他太谙熟军事事务，不会相信一次空袭就有决断性的影响，也不愿对中共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这是官方战略）。他也不想在东南亚进行旷日持久的地面作战。甚至，艾森豪威尔对同盟外交也有丰富经验，明白联合行动非常不可能及时组成而足可挽救奠边府命运。就艾森豪威尔而言，这是一条逃脱之路，因为他宁可丢掉中南半岛，也不愿美国沾上亲殖民主义的骂名。他曾写下一段话，不过没有被列入回忆录中出版：
“美国居于反殖民主义大国中最强大的一国之地位，是它在自由世界无可计量的资产，因此，美国这个道德地位，远比东京三角洲（ Tonkin Delta），甚至整个中南半岛，更值得保护。”
尽管私底下态度保留，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努力设法促成联合行动。1954年，艾森豪威尔写一封长信给丘吉尔（此时，丘吉尔已是最后一年担任英国首相）说：
“如果他们（法国）撑不下去，中南半岛落到共产党手中，由于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势力不变，对贵、我两国全球战略地位的最终影响，势必灾祸深重，我相信，你、我也都不能接受它。泰国、缅甸和印尼也很难避免不落入共产党手中。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打击。共产党对马来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威胁将更加直接。沿岸岛链也会断裂。日本失去非共世界的市场，也失去食物和原料的来源，其经济压力经过一段时候，我们很难见到日本可以避免与共产世界达成和解，于是共产世界就能以其人力和亚洲天然资源，与日本的工业实力结合在一起。”
然而，丘吉尔并没有被他说服，艾森豪威尔也没有进一步努力再争取他支持。丘吉尔固然致力维护美、英“特殊关系”，但却是以英国本位第一。在中南半岛上只见到危险，而看不见多少利益，他不能接受骨牌会轻易逐一倾倒的推论，也不认为在一个殖民地受挫，就自动会造成全球大灾祸。丘吉尔和艾登认为防卫东南亚的最佳战场是在马来亚边境。因此丘吉尔不置可否地回答说，艾登将会向即将启程来伦敦的杜勒斯，传达英国内阁的决定。丘吉尔避免具体作答，毫无疑问地透露出，英国正在设法找理由不接受联合行动的方案。如果英国有正面答复，丘吉尔必然会亲自作答。而且，艾登不喜欢杜勒斯已经是世人皆知。在杜勒斯抵达伦敦以前，艾登已经“认为期待对未战败的敌人要求他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条件，乃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4月26日，丘吉尔亲自对在伦敦访问的雷德福，表达他的保留态度。根据官方记录，丘吉尔警告“在边缘地带爆发战争，俄国人在那里很强大，可以动员民族主义及被压迫人民的热情起而作战”。的确，英国人没有理由介入丘吉尔笔下这样的战争：
“英国人不会轻易受到在遥远的东南亚丛林中事件的影响；但是他们却晓得美国在东英吉利亚（ East Anglia）有一个强大基地，而且与中国交战，中国将引用中苏条约要求苏联介入，可能就意味着英伦三岛将遭到氢弹攻击。”总而言之，这样的战争将使这位老战士担任首相最后一年任期内的大梦幻灭——他的大梦就是与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领导阶层，安排召开高峰会谈，这项会谈可以使“俄国人深切明白西方的实力，也让他们了解战争的愚蠢。”（详见本书第二十章）到了此时，时机一过，不管英国有何决定，联合行动已经救不了奠边府。5月7日，各国外交官犹在日内瓦讨论中南半岛问题时，奠边府沦陷了。每当号召采取集体安全措施，屡试不爽的是：联合行动变成毫无动作的先声。
辩论是否在奠边府介入，显示出美国的越南政策开始出现混淆，以及调和地缘政治的分析、战略理论和道德信念，越来越困难。如果共产党在中南半岛得胜就会造成日本到印尼一系列骨牌相继倒塌的说法，果真像艾森豪威尔在致丘吉尔的长信以及4月7日在记者会中所预测那样，就应该不管其他国家反应如何，必须划定界线，尤其是因为各国参加联合行动的军事贡献大体上也只具象征意义而已。虽然最好是采取集体行动，但是如果全球均势受到危害，亟待保卫，还能以集体行动做先决条件才有所举措吗？另一方面，大致在政府试图号召集体行动之同时，也把军事理论改成“大规模报复”。建议针对侵略的源头进击，在实务上而言就是表示，为中南半岛而战将转向以中共为对象作战。可是要对一个只有间接参与越战的国家发动空袭，实在缺乏道德或政治基础，而且丘吉尔对雷德福也明白正告，这场战争太周边、太危险，在西方舆论中不可能获得长期的支持。
毫无疑问，后斯大林时期的克里姆林宫苏联领导阶层，在他们第一年掌权时是极不愿意为了中国，去和美国正面为敌。然而，由于美国军事领袖不能具体指出对中共大规模报复（或甚至就只在中南半岛上大规模报复），究竟目标如何、会有何种后果，加上中南半岛的独立还只在计划阶段，因此要干预的确缺乏实质基础，艾森豪威尔很聪明地按兵不动，等到各种不同方法能取得调和观点。不幸的是，十年之后，调和观点还未出现，可是美国却忽略了这项任务的艰巨，自信心十足地挑起法国惨败而丢下的重担。
由于苏联和中共都怕美国介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外交姿态上摆出威胁，使得日内瓦会谈的结果表面上比军事作战能得到的结果理想。1954年7月的日内瓦协议，把越南自北纬17度分为南、北两部分。为了开启统一的大道，两越分治被形容为不是“政治边界”，而是在举行国际监督的大选之前，方便各方集结其军力的一种行政安排。两年之内将举行大选投票。所有的外国军队在300天内全都退出中南半岛三国；外国基地及与他国结盟均在禁止之列。
然而，把这些规定条文分类后，给人一个错误印象，仿佛日内瓦协议很正式，很严谨。事实上，协议的不同部分都有许多签字人，可是却没有订约当事人，因此也没有所谓“集体义务”。尼克松日后形容这个大杂烩是：“九个国家出席会议，弄出六份片面宣言，三份双边停火协定，以及一份未经签字的宣言。”
整个协议加起来就是，终止交战、南北越分治、政治结果留待未来解决。业余分析家往往举这类协议含糊不清为例，指责它令人混淆，也显示出谈判代表庸碌——这种指责日后也加在1973年的巴黎和平协议上。然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类似日内瓦协议的含糊文件才反映出真实面貌；它们把可能解决的问题先解决，完全知道日后的改良需有待新形势发展。有时候又爆发冲突，迫使双方检讨其作为。
1954年出现令人不安的僵持局面，每一方都没办法打破它。苏联在斯大林辞世不久，尚无心与西方冲突对峙，而且它在东南亚也没有太多国家利益可言。中共在朝鲜战争结束不到一年的情形下，尤其鉴于美国提出大规模报复的理论，生怕与美国再次交战。法国则正逐步退出东南亚。美国则战略与民意支持两缺，不敢介入。越南共产党实力亦不够强大到不需要外来补给支援就能持续作战的地步。
在此同时，日内瓦会议获得的协议并未改变主要人物的基本观点。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改变它的中南半岛是亚洲均势、甚至全球均势之关键的信念，它也没有永久放弃军事干预的念头，只是不肯站在殖民主义的法国这边去干预。北越领袖也没有放弃他们已奋战20年、追求以共产主义统治统一全中南半岛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