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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增强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这种信念正是20世纪60年代核管制问题的争议重点；也是戴高乐不接受超国界欧洲主张的根本重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是否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Maastricht Treaty）而激辩时，它又出现了。没错，戴高乐还有比较不具哲学意义的动机。身为黎塞留的信徒，他认为法国在欧洲共同体的霸主地位，将因英国人会受到威胁，一则是因为英国的分量，一则是因为英国与美国关系太亲密。
然而，不论戴高乐如何私心自用，他的问题直扣美国国际角色（尤其是在后冷战时期）的核心。美国还有一课最难学的教训有待学习，那就是国家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时，才会长时期合作，必须注意这些共同目标，而不是应该用何种机制去达成这些目标。能够运行无碍的国际秩序，必须替不同的国家利益留下余裕空间，固然必须试图调和这些各个不同的国家利益，也必然不能认定它们会自行消失。
肯尼迪的大西洋伙伴观是以美国和欧洲做两根支柱，撑起一片共同的屋顶，它受到戴高乐的抵拒。戴高乐另提一套更加复杂的主张。这两套观念各自反映出其国家的历史与价值。肯尼迪的主张是威尔逊和小罗斯福总统主张的现代版；戴高乐的主张则是传统欧洲均势的复杂版本，它的立论基础是：德国分裂，西德经济占优势，法国在欧洲共同体内占政治主导地位，并且以美国的核保护做保险。
然而，戴高乐的主张最后却栽在他自身强力鼓动的旧式国家利益之上。聪明的政治家不做力不从心之事，戴高乐的睿智分析遭挫，因为他没有计算到：法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容许它与美国唱反调，以致美国可能退出欧洲——起码在实力未减损之前，但是法国从来未曾强大到能号召各国接受它的方案。
姑且不论戴高乐昧于事实，或是过分骄傲不能承认这个事实，他经常把基本上是哲学性的主张转换成对美国用心之抨击，仿佛在大西洋同盟中播下系统性不信赖的种子，乃是法国政策的根本要旨似的。在这个过程中，戴高乐自己毁了自己的设计。他认为，战与和的决定根本上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的确有道理；他建议成立政治理事会，也正确地让盟国注意到调和政治目标，尤其是在大西洋同盟不包括的地区之政治目标，迫切需要。
戴高乐却有倾向把有力的立论弄得太极端，以至耽误了目的。排斥使得协定具约束力的结构，并且设法不使程序手段阻碍自主行动，固然是一件大事，以欧洲和美国永久对峙的方式展开大西洋关系，又是另一回事。他的强硬作风与美国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尤其是看待盟国的关系，截然不同，也与北约组织其他会员国的态度不相吻合，一旦这些会员国被迫要在华府和巴黎之间做选择，肯定会偏向华府。
这个情况在法国对德国关系上，尤其明显。戴高乐把法、德合作作为他外交政策的关键。虽然他获得德国支持其柏林政策，也相当同情他对核管制的观点，但是却有一个限制，德国政治人物不肯也不能超越雷池而与美国破裂。不论他们对美国个别政策有何不满，德国领袖却没有意愿落单，只有法国撑腰去面对苏联的威胁。姑不论德国领袖对英、美之核管制问题或欧洲整合问题有何评估，他们没有人可能偏向仰赖法国的小兵力而不依靠美国庞大的核武力，或者宁取法国的政治支持而不要美国的撑腰。因此，戴高乐采取反美路线的成就，有其限制；他想要阻止德国的国家主义重新兴起，却有着风险会诱使德国民族主义蠢蠢欲动。
20世纪60年代危机的特征就是它们往往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1958~1963年的柏林危机之后，苏联再也没有对西方国家的欧洲利益正面挑衅。1960—1966年大西洋盟国龃龉危机之后，北约组织问题逐渐退潮，成为美国和法国主张和平共处之局，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提出“欧洲年”的号召，拟以比较温和的方案为基础，恢复肯尼迪做法的精神，它遭到戴高乐派同样理由的反对而滞碍难行。法国三番两次试图创立真正独立的一支欧洲军力，但是由于美国的保留态度和德国的矛盾犹豫，这些计划未能具体推行。数十年的时间流逝，美、法主张都过时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后冷战时期，美、法这两个老冤家都发现身处的环境，已使得他们最终的合作成为大西洋与欧洲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之关键。威尔逊式的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共同目标与分工合作为基础运作，适合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秩序，此时的国际秩序特征是：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外来威胁极严重，美国的核武力具有近乎独占垄断的优势，经济实力更是独步全球。但是，单一、统一的威胁消失了，苏联及其阵营崩溃了，加上经济实力分配的更加均匀，对国际秩序产生需要更精心地追求国家利益与地域利益之平衡。苏联果真如凯南、艾奇逊和杜勒斯的预测崩溃了。可是，守候在道路末端的并非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世界，而是威尔逊及其信徒称之为“旧式”的国家主义。戴高乐若是见到这个新世界，一定不会震惊。毫无疑问，他也必然不会认定它是“新”世界。他必然会说，这个世界一直存在，只是被两极霸权这个短暂现象的薄纱略为遮住罢了。
与此同时，苏联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也推翻了戴高乐的多数假设。戴高乐事事迟疑，只对法国国际角色信心十足，他过分高估了法国纯以自力驾驭历史进程的能力。“新世界秩序”对戴高乐梦想法国在欧洲政治地位独尊，并不曾给予顺利条件，对美国想居于全球而不受挑战，也未予厚爱，统一后的德国不再需要盟国认可她的正统性强过东德。在苏联原先那些东欧附庸现在也成为剧中一角色时，法国发现自己不能纯靠本身力量去组建新的欧洲均势。法国传统上以与俄罗斯修好来围堵德国的做法，也基于前苏联的发展必会产生的两种情形而失去效用：如果俄罗斯变成混乱不堪，它将太弱，无法制衡德国；如果俄罗斯民族主义占了上风，又恢复集中制，这个新国家仍然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它又可能太强大而不会成为法国的伙伴。何况这个国家是否会看得上法国，也未可知。它说不定觉得与美国或德国结盟，还更有吸引力！总而言之，想要包围德国的作为，将会唤醒德国领袖迄今尚能抑止的民族主义兴起，而这正是法国持续迄今的噩梦。因此，美国还是法国最可靠的伙伴，只是理念上说不定最难缠而已！也是法国与德国友好政策的唯一再保险。
因此，在这条道路上的末端，戴高乐原先的规划是不再需要事事仰承美国意旨，美国则希望能够更完整地把法国整合进入北约组织，这两个长期友好冤家之间的合作（类似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却成为均势的关键。就跟两代人以前的情势相仿佛，当时威尔逊在法国出现，把旧世界救出困境，并把它的眼界提升到超越民族国家的境界。
第二十五章 越南：陷入泥潭，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美国人的传统价值体系
一切作为最初的立意都极为善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美国带头从残破的世界废墟中重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美国把欧洲和日本重建起来，也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韩国迎接苏联的挑战并把它压制下去，并且加入它有史以来第二次和平时期的同盟组织，更发起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计划。在大伞庇护下的国家享受着和平、繁荣与稳定。
然而在中南半岛，上述美国在海外介入的模式全都破裂。20世纪的国际经验，那种它在价值与成就之间经常享有的直接、适宜的关系，第一次开始遭到损坏。过去普遍适用的价值观，使得美国人开始质疑，也不禁质疑起他们是如何把这种价值观带进越南的？美国人认定美国的国家经验与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带来的妥协折中、含混不清两者之间，出现了裂缝。在越南的严酷考验中，美国的与众不同却反噬了它自己。美国社会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去辩论其政策实务上的缺陷，却辩论起美国是否值得去追求“任何”国际角色，越南大辩论的这种取向造成的创痛既深且巨，难以痊愈。
很少有一个国家行动的结果，却与其原始本意如此大相径庭。美国在越南忘却了黎塞留三个世纪前曾经揭示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
“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
为配合国家利益分析的地缘政治方法，会分辨何者是战略性重要者，何者只具周边性质。它必然会问：1948年中共征服中国大陆，斩获甚巨，为什么认为坐视不救是安全之举，可是却把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亚洲一个蕞尔小国等同来看，而且这个国家在过去150年里从未独立，也从来没有在其现有版图上独立过1
19世纪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发现他的两个最亲密盟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为了距德国边界仅有数百英里之遥的巴尔干半岛严重失和，他先表明：德国不会为巴尔干问题介入战争；以俾斯麦自己的话来说，巴尔干根本不值得牺牲一个士兵的生命！美国并没有以同样的算术来做评估。19世纪，精通外交政策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曾经提醒美国人别跑到外国去追索“远方恶徒”。可是威尔逊派看待外交政策，却不分要剿灭的恶徒有何不同。威尔逊主义看待世界秩序是一视同仁，不分畛域，不去分辨不同国家有何相对的重要性。美国只问谁是正义一方，即为它而战，不去过问当地局势，也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
到了20世纪，美国总统一个接一个宣称美国没有丝毫“自私的”利益。即令不是唯一的目标，美国主要的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