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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者心目中，这些边界线硬生生划过阿拉伯国家，否定阿拉伯人共同的文化。要泯除这些疆界，并不需以甲国称霸控制乙国去做；它等于是创建一个阿拉伯国家，好像加富尔建立意大利，俾斯麦建立德国一般。
不论比拟有多么不正确，一旦艾登和摩勒举起反姑息大旗，情势很明显，他们不会退却。他们属于把姑息视为罪大恶极的大恶那个世代，慕尼黑代表永难磨灭的耻辱。拿一个领袖比拟为希特勒，或甚至墨索里尼，表示他们已经跨越妥协的可能性。他们已经别无他途，非胜不可，否则就失去所有的权利主张。
艾登和摩勒对于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归国有，反应异常激烈。艾登在纳赛尔演讲完的翌日拍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定立场），我们相信，贵我两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终于将被摧毁。”三天之后，艾登在国会平民院中发言，切断了任何退却的可能性。他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能接受，这个国际航道听任单一国家毫不受节制的掌控之安排；近来事例已显示，这个国家纯以其国策思考加以利用。”法国亦十分坚定。7月29日，法国驻伦敦大使照会英国外相，法国预备把法军交给英国指挥节制，并准备把部队由阿尔及利亚抽调出来供联合攻击埃及之需。
杜勒斯8月1日到伦敦咨商时，也似乎有同样见解。他声言决不能接受运河由任何单一国家掌控，尤其不能让埃及为所欲为：
“必须找出方法让纳赛尔吐出他企图吞噬的东西。我们必须努力使世界舆论支持国际在运河之行动。应该可以创造出一种不利于纳赛尔的世界舆论，让他遭受孤立。然后如果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就会比仓促行动更有可能成功，较少严重反弹。”
杜勒斯主张召开航运会议，却使得情势转为困惑，英国和法国开始暴跳如雷，最后却蒙受羞辱。杜勒斯的起手招式也是空口恫吓，配上浪费时间的外交交涉。不一会儿，情势就很清楚地显露出盟国对这项危机意见并不一致。艾登和摩勒以推翻或教训纳赛尔为目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却以与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关系考虑此一危机。双方都以有瑕疵的偏见去动作：艾登和摩勒以为纳赛尔垮台，局势就会恢复到他掌控权力之前的情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则认为，若非纳赛尔，即是本地区其他的民族主义领袖，也要纳入北约组织式的中东安全体系内。他们也认为，对纳赛尔采取军事行动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怒火，西方影响力至少一个世代都恢复不过来——这种情形恐怕远比失去对运河的控制更惨！
这两样假设都不对。纳赛尔掌权前的埃及，已经一去不复返。仿效纳赛尔的其他民族主义领袖也对遏制之声有了免疫力。他们的主要议价筹码就是冷战，他们固然谴责冷战，实则亦利用冷战争取对自己有利发展。真正的议题是，究竟纳赛尔胜，或纳赛尔负，哪种结局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怒火？
从严格分析的角度来看，美国必然也与英、法见解相同，认为纳赛尔式的民族主义代表着对中东建设性政策的一大艰巨障碍。若能证明依赖苏联军火也不会有积极效果，或许就能在发展中世界防止数十年的动乱。从这个观点说，能把纳赛尔弄垮当然最好。但是，即使把他弄垮，美国也不能参加协助英、法恢复殖民霸业，美国如果需要与其盟国分道扬镳，并不在苏伊士危机初起之际，而是在它顺利落幕之时。证明依赖苏联支持反而会贻祸埃及之后，还得对纳赛尔的温和派支持人之理性民族主义目标加以支持才可——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萨达特的做法一般。
然而，民主国家还未能擘划这么复杂的策略。英、法不能接受推翻纳赛尔的先决条件是，预备把纳赛尔要求的许多事项承诺给他较为温和的继承人。美国则不了解攸关政策成败的是，必须让北约组织两大亲密盟国调整适应新环境又能保住她们仍为大国的颜面。一旦某国形象被毁，她扮演重大国际角色的意愿也会消退。这也正是为何当时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告诉杜勒斯特使墨菲（ Robert Murphy）大使：“如果英国现在不起而抗击纳赛尔，英国势将沦为另一个荷兰。”然而，美国领袖却愿意冒险一试，争取这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先在外交上和英、法不同步调，然后再公开反对她们，显示出她们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换言之，终结她们担任大国的角色。
杜勒斯视运河问题为法律问题，注意力集中在海路可能受阻，因而酝酿出法律架构来绕过障碍，争取自由通航权。然而艾登和摩勒却矢志不接受苏伊士运河被国有化；试图以它为借口，推翻纳赛尔，或至少羞辱他。纳赛尔则好整以暇，一般革命家完成既成事实后也都端坐静候。他越能撑得住，既成事实就越不易被推翻——尤其不能用武力去推翻。
艾森豪威尔激烈反对使用武力，即使是为了维护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原则（杜勒斯在伦敦已公开支持它）而动武也不干。杜勒斯将艾森豪威尔亲笔函交给艾登，强调：“在目前甚至考虑运用武力，都是不智之举。”艾森豪威尔甚至还暗示，英国如果片面行动，美国说不定就不支持北约组织，言下之意，放手不管盟国死活，任凭莫斯科恣意妄为。艾森豪威尔信上说，如果爆发战事，在美国发现所有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法皆已无效之前，它“将非常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对西方盟国的观感。我不愿过甚其词，但可以向阁下担保：这将增长到后果极为严重的程度！”
就表面来看，英、美两国似乎最不可能发生冲突，两国领袖交情可以远溯到大战时期。艾登不能相信，艾森豪威尔会把担忧英、法单方面行动发展为公开反对，艾森豪威尔则深信，到最后，法国和英国不敢在美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行动。英、美领袖珍惜他们的“特殊关系”，尤其是战时并肩作战、私人交谊亲睦，特别可贵。但是在苏伊士危机时，却因基本性格冲突，交情起了变化。英方领袖发觉杜勒斯言词尖酸刻薄，艾登因而认为他挺讨厌的。
以家世传承和个人学养来看，杜勒斯可谓非常适合担任国务卿职位。他的外祖父约翰·佛斯特（ John Foster）在哈里森总统之下担任国务卿；他的姑父罗伯特·蓝辛（ Robert Lansing）是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代表美国出席凡尔赛和会。虽然杜勒斯在他中年以前一直是公司律师，他的血液里却是包含有家学渊源的外交政策的营养。
美国的国务卿们历来都坚持美国与众不同的独特立场，自认为有责任担负世界正义价值。杜勒斯亦不例外，只不过他宗教式虔信心重于哲学上的认可。他第一次亲涉国际事务的经验是担任一个新教徒委员会主席，鼓吹世界和平。他一度骄傲地宣称：“国务院里没有人比我更熟读圣经。”他在执行美国外交政策日常运作时，诚心运用长老会的信仰原则。他在1950年写道：
“我深信我们在此需要使我们的政治思想和作为，更忠实地反映一种‘人应信服上帝’的宗教信仰。”
虽然杜勒斯代表一种典型的美国现象，格莱斯顿时代的英国人可以很轻松地认识到，但是二次战后的这一代英国领袖却厌恶他的正义凛然，道貌岸然，认为他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不幸的是，杜勒斯的说教意义往往大于他表达对外交事务的专业知识，特别是他对苏联制度的深刻分析。丘吉尔形容杜勒斯是个“顽固的清教徒”。艾登则自始就对杜勒斯没有信心。1952年，艾森豪威尔宣布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之前，艾登就表露希望他人出任该职，他说：“我不认为我将能和他共事。”
杜勒斯有许多特质，使他极具影响力。他的工作精神和坚持原则，令艾森豪威尔折服。阿登纳认为杜勒斯是他生平所见“最伟大的人物”，一个“言出必行”的君子。他的坚定不移两极世界观念、谨慎不让自己被诱骗或胁迫去对莫斯科让步，以及意志坚定，使得担心美苏单独议和的阿登纳及其他领袖喜爱他。
然而，杜勒斯在伦敦吁求道德，却凸显出伦敦和华府观点越来越不相吻合之势。从头到尾，杜勒斯大声喧嚷支持英、法揭示的目标，可是也不断抗拒以武力来践行。他非常有创意地提出克服危机的主张，但是仔细再加检验，这些点子却化为旷日费时的迟疑不决，阻止了英法贸然动武，如果杜勒斯曾预备坚持其方案，它们或许可以作为苏伊士危机的务实之解决方案——或许未必是英、法最爱的方案，却是他们能勉强接受者。
杜勒斯刚回到美国就表示排除使用武力，他提出的召开航运会议之方案，也被纳赛尔谢绝。杜勒斯在8月3日说：“我们不要以暴制暴。首先，我们要找出许多利益攸关国家的意见，因为我们相信包括埃及在内的全体有关国家，将会尊重1888年国际化条约当事国，或依据其条文之受益国之清醒意见。”道德论调改变不了杜勒斯拒用武力等于指出盟国外交步向死巷的事实。能够诱导纳赛尔接受杜勒斯提出的运河解决方案之唯一方法，是以如果再不识相，英、法将有军事干预的打算去威胁他。可是杜勒斯提出国际共管运河之议，也一再声明不用武力，这简直就是邀请纳赛尔一定要拒绝接受其提议。
杜勒斯与英、法合作号召举行苏伊士运河主要的24个使用国之国际会议，其中有8国曾在1888年签署君士坦丁堡条约，组成纳赛尔目前试图废除的体制。美国等18国以多数票，提议新的运河管理体制，接受埃及的主权，也让埃及人员参与，但亦确立以国际会议与会国家为运河的实质管理人。尽管点子良多，杜勒斯却不愿运用舆论以外的方式去推动执行它们。杜勒斯否认在他的方案以及执行方法之间存在前后矛盾，坚称到了最后道德说服可以促使纳赛尔退让。他认为，多数人“相当尊重人类的意见。由于我相信它，�